升值的高潮是首长三次找我去谈话，非要调我到一个不祥的单位，到一个不少人栽过跟头的刊物，去当三名副总编辑中间的一个。我婉言谢绝呀，苦苦哀求呀，怎么也不中用。最后，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可我的客卿身份交代得很明白：既然已经给了我“专业”待遇，每星期只消抽个下午去点个卯罢了。
工作很轻松，分配给我的那点工作也得心应手。每次去，迎接我的总是一张张亲切、和蔼的脸，口口声声把我当作编辑这一行当的老把式看待。刊物的总编辑还答应，等刊物走上轨道，我照样还可以下煤矿。
由于有时也坐上小车去听高层报告了，洁若特地给我置了一套蓝呢中山服，还要买皮包。我说，可别，太神气了不好。她说，你当初在伦敦、纽约那么跑，在复旦当教授，就没用过皮包？我说，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也还别忘记夹起尾巴。
1957年春天，我就是穿了那身崭新的体面制服去参加有名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怎样去评价那次不同凡响的会议，是未来历史学家的事。就效果来说，那是一次使兢兢业业、最知检点的人也会冒失起来的会。去的时候，我感到深受信任，无上光荣。然而那以后多年来，它使我对任何带“内部”字样的报告或文件都失掉了兴趣，也体会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最安全还是当个置身局外的老百姓。
1940年，我曾同几位友人在英国湖区爬过十一天山。那是我平生遇到的唯一的一次暴风雪；所谓“暴”，一是来得突兀，二是气势凶猛。我们正各自背了背包，欢欢喜喜地在灿烂的山顶上徜徉时，抽冷子也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旋风。顷刻之间，大地变了色，人失去了重心，天气由燠热变成酷寒。爬山用的地图失效了，因为所有的路标全被覆盖起来。一时，我觉得只有葬身乱石间了。
1957年那场“六月雪”，使我又一次完全失去重心，而且比在英国湖区那次还要感到迷茫，也更绝望，很想干脆自己结束了生命，可三个孩子还那么小。洁若肚子里还怀着一个！于是，人整个瘫痪了下来。
中国能不能避免那场风暴，我不能断言。尽管我的右派前边还冠以“老”字，多年来我却时常不切实际地幻想，自己原可以躲开它，并为之悔恨万分。批判会上或会下，我低头坐在那里，一直在想：你不是没尝过苦头的人呀！1948年在大权威手中你就领教过了，1949年后，一场接着一场——尤其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那是敲得多么响的一次警钟啊！你不是没看到那真理服从于斗争的原则，也就是先搞臭了再说的做法！那一拥而上的阵容，那咒骂得越狠越革命的气势，那没有辩白余地的处境，以及那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这一切，你都看到了哇！而且，远在1950年就已经明白，你是不受信任的呀。为什么还那么放纵自己？当然是咎由自取。
那个夏天以及尔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这样悔恨着，自我谴责着。
当然，自怨之外，也夹杂着自艾。我只怪自己不该搬进那个不祥之地，更不该在风暴快来时，承担下刊物的“执行副总编辑”那样一个我根本无力承担的重责。这些，我当时确实都曾再三谢绝过。然而倘若我真正清楚自己的处境，就决不会碍于情面勉为其难了。进去不到半年，担子接过还不到一个月。以为是花园，踩下去之后，原来是道深渊！
自怨自艾之外，又还有一腔感激之情。
那阵子，一种趋势是夫妻之间倘若一个成了靶子，就索性把另一个也拽上，成双配对。这情形在我的熟人中是屡见不鲜的。双职工就像两根支柱，要是都垮了下来，襁褓中的娃娃可就太惨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谢天谢地，终于避免了这份厄运。当时想，只要不至于如此，什么我都认了。
当我的精神处于极度紧张时，洁若却显得很镇静。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外松内紧，在我面前故作镇静罢了。婚后刚三年，两个娃娃还这么小，就大难临头，她怎么松得起来！
一天，她皱着眉头告诉我，胎儿不动了，而六月做定期检查时，还是正常的。她赶到隆福医院去，那里妇产科大夫听了好半天也没听到胎儿的心音，就给她开了两周的假期，说再观察一下，实在不成，只好引产。
洁若把假条交了。第一次斗争我的会恰好就在假期里，她没去参加。这立即引起积极分子的注意，说她是有意逃避。接着，单位派人来家通知她马上去上班，所有斗争我的会，她都必须去参加，不得缺席。会前并有专人在门口等她。运动中可不讲究饶人！
她本应从机关直接去会场，不但近便，而且可以显出跟我身份的不同。这个文静得平时连大气儿也不出的贵州姑娘犯犟了，一定坚持中午回家，然后同我一道步行到会场。
在所有指控中，我唯一顶了一句嘴的，是说我曾“阴谋篡夺”那个刊物的领导权。我反问主持斗争的首长道：“你不是三次找我谈过话，我都没答应吗？”这时，大干部在会场中带头振臂高呼：“不许他反扑！”
在国外，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要我谈谈那个由三位党员及我这唯一的非党副总编辑领导的刊物，在1957年反右开始时，罪责怎么会全部落到我一人头上的呢？当时，我拒绝了答复。如今趁着还有活见证，我想在此谈一下经过。
1957年5月底的一天，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把我请到他那间古雅的书房里，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知道我参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强的。所以到任后，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两三个小时，开开会。旁的尽量不麻烦我。可现在，一个党员副主编身体不适，要在家休养一段时日，另一个要到全国各地转转。而且连他本人也想暂时休息一下。要我在这个当口担任一阵子“执行”副主编—所有稿件可以直送印刷厂，连他都可不看。事实上，没有一篇我发的稿不先送他审阅。这期间，他倒真发过未经我寓过目的稿子。
天哪。我再聪明也不会意识到个中的圈套。文革期间，从小报上我才晓得这是在他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他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我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引蛇出洞！”于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及至我觉察出上了当，已悔之晚矣。
构成我右派罪行的还不止这一端。也是这难忘的1957年春，章伯钧代表民盟三次要调我去为那个民主党派编一个叫《争鸣》的刊物，我都拒绝了。最后一次他请我吃饭，席间又一次敦促，我依然谢绝了。并且每次一回机关，就向当时领导我的、后来以歌颂徐水大跃进闻名于世的一位党员作家如实地汇报了。然而用来揪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萧乾是章罗联盟安插在本机关的代理人》。我踌躇再三，觉得有澄清的必要，就写了张小字报，把四次向那位党员作家汇报谢绝的经过，扼要地披露了。倘若他隔上几个小时才贴出“辟谣”的回击，否认我曾向他汇报过也罢。那至少能说明他还良心未泯，有过那么一段短暂时间的内心斗争。然而不然。紧跟着他那张“辟谣”的中字报就贴出来了，从而确定了我这一罪行。那时，我才认识到在阶级斗争中，绝对只讲厉害，允许睁大眼睛说瞎话。
当然，我还给《人民日报》寄去了一篇以要求给点民主为内容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6月8日，《人民日报》吹出反右号角《这是为什么？》之后，我立即后悔了，就向报社坚决表示要抽回。那天我刚好在《文艺报》开会。报社总编辑邓拓给我打了一个长达半小时的电话，反复说：“你的文章明明是爱护党的，为什么要收回？”
文章还是照登了。
文革前，我一直以为邓拓同那位大干部一样，也是有意陷害我。近几年读了《三家村夜话》和邓拓的其他著作，我才相信他是真诚的。只是他的下场比我的还要惨。
四次批判会的安排大概各有个章法。一次参加者是我原来工作过的《大公报》及外文出版社的同事，一次有三十年代我的老友。我总是一边听一边心里做着分析：有善意劝导的，有恶意中伤的；有真是出于义愤的，有迫于形势，不得不来说几句的；有唾沫横飞的，也有勉强交卷的。对于揭批我的人，无论内容与事实有多大出入，甚至截然相反，我一律虚心倾听，当时以至今天，都不曾计较过。惟独有一个儿童文学家那天的揭批，使我大吃一惊，也使我对人性丧失了信心。
发言之前，他先当众高举一张猫的照片，然后毫无愧色地说，那是七年前他由英回国时，一位英国友人托他带给我的。“我没交给他。”就是说，他给扣下了，侵吞了。如今，在我完全处于被剥夺了辩护权的这一天，他在这张猫的照片上大做起文章了，说那猫明明是我从伦敦一家铺子里买的，却假装作是由中国带去的，我把它献给了一位英国出版家。于是，借重那只猫，我在伦敦出了书，登上英国文坛。（讲到这里，台下自然是轰然一片大笑声。）第三天，《光明日报》还发表了叶先生根据他编造的这个童话所写的文章，痛斥我“文人无行”。
侵吞原应交给我的东西达七年之久，并用它来为我抹黑，在性质上就迥乎不同于旁的揭批了。一、这是远在反右之前蓄谋已久的。二、利用听众不了解英国情况，肆意瞎编。他侮辱了我，也愚弄了听众。三、尤其使我骇然的是，他竟然把这个胡乱捏造的故事，贩卖到国际市场上去。七十年代，它以更加夸大的形式出现在叶君好友韩素音的自传《无鸟的春天》（《Birdless Summer》）里了。
幸而托叶先生带照片的那位专栏作家（不是出版家）金斯莱·马丁的回忆录问世了，其中有一段写明“一个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中国朋友萧乾要搬家，新居房东太太不准他养猫，我替他养了”的简单情节（还附了猫的照片），因而使我得以写了《猫案真相》一文。那也是在我恢复公民权后，对反右批判，仅有的一次自我辩护。
1959年9月29日下午9时，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在平安医院生出来。洁若还给这个在胎里就夭折了的女儿取名叫小槿。火葬前，她连一眼也没敢看。
这时，解放后懂得同党合拍才是路子的老友们，纷纷写文在报端批判我了。一时我又是“泥鳅”，又是“洋奴”，还给加了其他许多头衔，有的还排了特号字。我一生从未丢人到这地步。熟人见了我就把脸掉过去。记得有位作家曾带他妹妹到我家来过。反右后，我唯一的一次多嘴是问他：“你妹妹好吗？”他绷起脸来瞪我一眼，说：“我没有妹妹。”
我们住的西屋挨着大门洞。夏天，司机班常利用门洞的阴凉开学习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有时朗读报刊上对我的批判，不时还夹杂着讥笑声。
洁若照常上班。过去有事经常打电话到宿舍，请传达室的公务员喊我来接。反右开始后，她尽量不再打。一次有点急事，只好打了。可又拿不准如何称呼我。她觉得我已从同志的队伍中被开除出去，便说：“请你找萧乾先生（她想起批判会上曾有人这么称呼我，以区别于同志）听电话。”公务员大发雷霆：“我们这里没有先生！”啪的一声就把电话挂上了。
那年年底，我接到搬家的通知——这是一次纯政治性的搬家，是流放前的一个必然措施。
其实，我们早已估计到在酱园子里混不下去了，我也乐得尽早搬出去，搬到一个我敢迈出房门槛的地方。所以搬家一事并未使我感到奇怪或失望。相反，倒觉得轻松，似乎得到了解脱。
这时，那堆没烧完的阳泉煤成为包袱了。那当口，谁肯或敢接受一个右派分子的赠予呢？我在发愁怎么办好，洁若说，那是你当专业作家仅有的一点优待，就是当纪念品，咱们也得把它捎上。
于是，我们一家连同阳泉煤，就搬出住了四年的酱园子，迁到东北城的一条僻巷里。
三、以场为家
搬家之前，专案小组中的两位领导先后私下向我透露过：“决定不让你下去劳动了，你就坐在家里搞翻译好了，用不着上班。”我听了，自是很感激。原来斗是斗，斗完了，并不一脚踢出去。特别感到满意的是用不着上班，那样就可以见不到人。几次斗争会之后，我感到既然是非可以完全颠倒，真情可以当谣言来辟，微笑可以忽然变得狰狞，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这是1957年的年底。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机关大举下放干部了。洁若说，你出了问题，我比旁人表现得更积极些才好，争取第一批下去。我想了想，也对；既然已经决定让我留在家了，我正好一边搞翻译，一边当个家庭妇男，照顾三个孩子。当时最小的一个刚满周岁。洗洗尿布，刷刷奶瓶，不正可以冲淡一下自己的愁苦！
搬家那关，我像是个关了很久的囚徒，走出牢房了。虽然头发长得像刺猬，胡子拉碴，一见到阳光，还是精神了些。
打小时起，每逢挪个窝儿，我总对老地方有些依恋，边走边回头看。迁出大酱园子的时候，我没回头，只觉得离开了一个本不应该住进去的地方。
洁若先去交道口以南的那个新居去看过，很满意，说没想到还有这么个地方。我则是初来乍到。那是一个十分宽敞的大院，正房五间，一半已住了原单位一同事，我们住靠东边的两间，堂屋用板壁隔开，一家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