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同事不久前从上海调来，对我本来十分热乎。5月间气温上升时，他也冒失过。这时尴尬了。偶尔擦身而过，总是连忙偏过头去：两个十来岁的女儿瓜子儿脸，活像古典美人儿，却隔着窗在当院吆喝：“老作家，老坐在家里。”我听了，挺不服气。1949年以来，我只当了几个月的“作家”，那时节我并没坐在家里呀。
恰巧西厢房的男主人在大学里和我同过学。事先大概在报上看到了对我的批判，迎面走来也不打招呼，转过身去却在嘁嘁喳喳。身为麻风患者，我自然也很能体谅，很知趣，绝不想牵累别人，进出总低头而过。
尽管缺乏人和，天时并没变化。太阳并未因我是右派而躲开我，它像对旁人一样温暖地照耀着我。初冬的太阳很是暖人，除了热之外，它还撒着金色的光。几个月来，我脚下的大地摇摇晃晃，像是随时可以陷下去。如今，它又结实起来，可以蹬蹬蹬地踩在上面了。上街买菜的时候，我总把腰挺得笔直，欣然发见我还没变成个侏儒。
这是北京城里我挺熟悉的一个角落。我妈妈唯一的胞姐就曾住在这儿对面一条胡同。交道口，我更熟了。崇实学校所在的大三条，一头通北新桥，一头通的正是交道口。初中时，我曾赶着一群瑞士山羊，沿着交道口大街，出安定门牧放。
搬家后，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打从1928年离开这个角落，我就开始了国内外流浪生涯。在地球上转悠了多少年，到头来居然又回到故地。尽管身败名裂了，我还是像回到慈母怀抱中那样感到慰藉。
洁若下放之前，对家庭做了安排。大孩子继续住校，女儿送进托儿所，身边给我留个最小的。她动身那天，我用自行车驮着她的行李，陪她走到出版社附近，随后躲在背荫处，远远地目送着卡车向火车站驶去。一到星期六下午，家里就热闹了。住校的，上托儿所的，都回来了。家又像个家了，只缺个洁若。
人在得意的时候，成天在外头奔走，往往倒没多少时间留给自己的娃娃。如今倒了楣，外头见不起人了，倒有充足的时间来亲近自己的儿女们了。他们成为我精神上的寄托。在换尿布倒屎盆时，我从童稚的骚臭中感到一种难言的喜悦。每当我托着奶瓶，望着小喉咙咕嘟咕嘟往下咽时，我就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忘个一干二净。我时常把自己的脸整个埋在换下来的小衣裳堆里，扎在心坎上的那堆碎玻璃碴儿，顿时好像就融化成天鹅绒了。
最幸福莫如这样的时刻。老三坐在我膝上，扎在我怀里；两边倚着老大和老二，四口挤在一张长椅上。我忘情地为他们说呀唱呀，把小时大堂姐教给我的那些儿歌全抖搂给他们了：什么“月亮爷，穿花鞋，你是奶奶我是爷”呀，什么“金轱轳棒，烧热炕，爷爷打鼓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养个娃娃没地方放。吱儿咂，喝米汤”呀，又什么“小耗子儿，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呀。七斗八斗，居然没把我的记忆力斗光！我能把“正月正，老太太爱逛莲花灯……”一直唱到腊月。唱累了，就讲故事。讲傻姑爷，讲徐文长，也讲安徒生和格林童话。我同大孩子玩“石头、包袱、剪子”，这还是十六岁上在报房胡同侦缉队拘留所里学来的。给两个小的用手帕扎兔儿玩，又把双手搭起来，在白墙上照出牛马的影子。心想，别的当不成，也许还能去托儿所当个男阿姨哩。
弟弟妹妹倒是乐呵呵的，可老大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大半年来，他一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多么有趣的故事也吸引不住他。一天，正当我讲得挺欢势的时候，他蓦地打断了我。（除非不得已，他早已不喊我“爸爸”了）他睁大了眼，气哼哼地问我：“可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出自他的口，这话可比台上那些咆哮的份量大多了。我一直希望他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巴不得能瞒过他。我太糊涂了，他已经上三年级了，何况又住校。他泪汪汪地告诉我说：“他们在学校里追着我，喊我小右派！”
孩子是不会内外有别的。我能对他说什么呢？万一他去学舌，就会变成我的“翻案反扑”，从而为孩子招来更大的不幸。我只能说：“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长大后就会知道了。”
“可是——我现在受不了。”他淌着泪朝我不停地摇头。
我在给洁若的信中，提了此事，告诉她为孩子小小年纪所受的创伤，我心如刀割。在生产队劳动的她回信说：“孩子们长大后，你仍将是他们会引以为荣的爸爸。”她要我一定咬住牙，振作起来，好好译几本书。
那阵子北京街道上正在大搞普选。选什么，我摸不清。老实说，也不关心。因为我觉得好像已经从人民共和国里被开除掉了。民警夹了个本子在院里嚷：“登记选票要用阳历。凡对自己出生年月拿不准的，到派出所来查对照表。”其实，我恰巧有这个问题。1939年出国时，我是随便把自己阴历的生辰写成阳历的。倘是平时，我必然会乘机查查。可如今，自己连公民权怕都已经丧失了，还管它什么阴历阳历！
直好像五十年代我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我曾买下不少翻译用的工具书：博物、法律、经济、金融以至军事辞典。我一直把这种专门术语的辞典看作是消防车。平时闲着，一卡住就得向它们求救。这时，我把它们全排列在书桌上，作为我的后盾，并开始考虑起翻译什么了。真庆幸自己还懂点外文。一个搞创作的，当他的名字香的时候，写什么都有市场。行情看的往往不是货色本身，而是名字的香臭。一旦名字臭了，顷刻之间写什么也成了毒草。翻译则不然，译者名字臭了，换个笔名，只要原作者站得住，译者仍可赖以生存。这个奥秘我此刻才领会到。
从三十年代起，我从未重视过翻译，这时却把它看作一根救命稻草了。我就像是个被踩在地上，用棍子打得鼻青眼肿的人，又在挣扎着想支起身子来。不料，这时，又打来两棍。
一晚，原单位一位党员送来一份政治结论。1956年不是刚做过吗？他绷了脸说，现在不同了，你看看就明白了。他逼着我马上签，我读罢，几乎昏厥过去。我哀求他容我想想，他宽限了二十四个小时。
一年多以前审干时那次结论，是根据我那份五万言自传以及大量附件，经过半年多的反复核查做出的，可现在整个颠倒过来了。过去肯定了的，现在否定了；过去否定了的，这回肯定了。原结论说“《新路》是1948年北平高级民主人士创办的一个刊物，后为国民党所查封”，现在这个刊物被写成了“四大家族的喉舌”；原结论说“萧乾接受了地下党的劝告，后来并未参加其编辑工作”，现在我成为它的“骨干”了。
有生以来我从未这么困惑过，难受过。批判会上的不实之词，即便次日就见报，我仍能忍受。由堂堂党委做出的涉及一个人一生的“政治结论”这么严肃的文件，竟然可以像大字报那样信笔写来，并且还要我立即在上面签字！我想呼天唤地了。
多年后有位女同志曾经告诉我说，坑都挖好了，她被威胁说，不肯签字就活埋，但她宁死也不肯在谎言上画押。我可是个懦夫。折腾了一宿，想到：洁若下放了，我再有个三长两短，为客观真理而殉了难，三个孩子可怎么办？
尽管我鄙视自己的怯懦，至今我仍认为，假使历史重演，在那情景下，我依然也只能硬了头皮去签。不举白旗，火焰就会变本加厉地扑过来。我已经害了一条小生命，经不起更大的牺牲了。
四月间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某日某时到酱园子里一位大干部家去开会。我准时到达。进门之后，三张脸绷得铁青。我找了个角落，低头坐下。原来是个小型宣判会，而且是由在大酱园子里唯一有过些交往的那位老友来主持。他用严峻得丝毫也不带温情的声调宣读了对我的处分：下放到农场去监督劳动，并且立即执行。我知道他也是在经受考验，只能那样。
这时，我小声问其中的一位：去多久？现在回想，当时我准是晕头转向了，只有白痴才会提出那样的问题。真泄气呀。然而，我心里想的是三个孩子！这可叫人家怎么回答呢？那位轻咳了一声说：“你要是表现得好，十年八年也许回得来。”
訇的一下，我几乎晕倒在地。
除了1926年被张作霖的侦缉队抓进去那次，我一生没同司法者打过交道，连派出所也没进过。这时，四十年代从英国反苏宣传中读到的许多关于苏联劳改营的种种恐怖，在脑际再现了。在香港徘徊于接受剑桥聘请还是回北平的抉择之间、那个难忘的一夜所做的一些噩梦，又兜上心来。对于前景虽然也嘀咕，我更惦念的是家、沽若和孩子们。我多么想重问一声：你们不是亲口说过，要我留在北京搞翻译吗？可我咬了咬嘴唇，什么也没说。我早已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到家，望了一眼睡在床上的孩子们，心里冒出个“惨”字。
倘若马上给洁若去个信多好！可我偏偏迷信电报。我给她拍了封“速回”的电报，以为24小时内，她就可以赶到。后来才知道，她下放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不论信件还是电报，寄到县城后，往往要相隔一星期才能收到。
边洗尿布刷奶瓶边搞翻译的美梦破灭了。同孩子们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也许根本就见不到了。我像一只落入蛛网的飞蛾，翅膀、腿脚均已失灵。
从火车表上查出，只有山海关开往北京的慢车才在洁若那个小县城停。那趟车到达东车站的时间是下午五点。电报发出后，每天傍晚我都拉着老二、抱着老三，在小胡同东口翘首企望着。我几乎把所有穿蓝制服剪短发、戴眼镜的女同志都幻想成洁若。天黑后，又带着孩子垂头丧气地踱回来。
第五天黎明，忽然听到敲窗声，跟着是一声：“我来啦！”原来她是头天上午到县城开会，才偶然拿到电报的。偏偏火车误点，凌晨二时抵东车站，她索性穿过天安门广场徒步走了回来。
她以为孩子生了病。一进屋就扑向小床，摸了摸他们的脑门。孩子们睡得正香。这时她才问：“叫我回来干啥？”
她听了还是要我下去的决定，十分镇定。我连“十年八年”那话也告诉她了，她毫不犹豫地说：“叫下去就下去呗。别说十年八年，我等你一辈子。”说罢，她的脑子就转入实际安排了。
外国人说：“血比水浓。”其实，他们那里倒未必。我是个自小没家的人。亏了中国社会这么重视家族关系。亏了洁若那时还有她妈妈万佩兰、三姐常韦和弟弟学朴。到这样关头，岳母家成为我唯一的靠山了。洁若劝我少胡思乱想，只研究怎样避免叫孩子们吃苦头。
仿佛我在精神上越瘫痪，她就越坚强果断，拿得出办法。她就像轮船触礁后，站在驾驶台上指挥的船长那么斩钉截铁地做着决定；结束小胡同里这个摊子，把两个小的交给姥姥和三姨，大孩子平时住校，寒暑假由她弟弟照看，或去一位堂弟家。
洁若是星期五回来的，一家人算是共度了一个悲怆凄惨的周末，时间主要花在收摊儿上了。搬出来的工具书又重新打成了捆儿，她把我和孩子们的衣裳分别打点出来，一家眼看就要分散了。可还得对孩子们做做工作，特别是十岁和三岁的。
洁若说：“爸爸要出差了，这回要走很久。你们有姥姥、三姨和舅舅照顾。要好好听话。妈妈会比爸爸早回来的，而且一回来就再也不走了。星期天，我会带你们去动物园看猴子，看熊猫，看大象……”她想把孩子们诱进动物园去就岔开了，谁知已经懂事了的大孩子劈头就问：“爸爸还回来吗？”
“当然会回来的。”
“什么时候回来？”
我听了，喉间哽咽，可还勉强泛起一层笑意说：“反正会回来的。我要给你们带好玩的东西。告诉我，你们都要什么？”
三岁的中计了，说：“我要个洋娃娃，还要……”可那十岁半的却掉过身去，不做声了。
时间从没有比那五天过得更快的了。一切安排停当，洁若的假期也满了。是我先送她上的火车。她从窗口探出身子，强作笑容对我说：“多大的灾难也总会有个尽头。”车移动了，加速了，开远了，她还在不住地向我招手。我直直地望着火车的后影，热泪夺眶而下。
该轮到我走了。
仓促间将老二从日托改为全托，身边只剩下一岁半的老三了。本应该让岳母早早把他抱走，我却舍不得，一直把他留到最后一刻。动身前，老岳母陪我在小胡同里吃了简单的晚餐。我一边吃，一边紧紧搂着倚在身边的孩子。饭后，照洁若嘱咐的，用旧报纸把书桌罩上。谁知道未来漫长的岁月将会在这里落下多么厚的尘土！然后，就锁上门，使劲吻了孩子一通，离开了这个住了不到四个月的家。
那是1958年4月，17还是18，我说不准了。只记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那晚全市出动赶麻雀。方法是用竹竿和木棍赶得麻雀没有容身之处。说是麻雀力气有限，倘若老叫它飞，不给着地，最后自然就会掉下来，一命呜呼了。所以那晚走过大街小巷，家家都在赶着麻雀。
我就是随着麻雀，从自己的出生地被赶了出去的。
八点，我按时来到机关。这里，要由原单位一个中层干部把我移交给中直党委一名成员，后者将把我押解到农场。
经办移交的这位，在大学时代与洁若同系，也是搞外国文学的。平时细声细气，满面春风，在批判会上嗓门粗大，凶狠异常。在等待移交时，他对我又和善起来，轻松地弹着烟灰，情致优雅地赞赏起济慈的《夜莺颂》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