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是十一点开，中直那位十点才来。这段时间里，我忧心忡忡地倾听着这位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爱慕者的清谈，一边想起小时街头所见：一边在出殡，一边过着彩轿——两种迥然不同的境遇，两种身份，两种心境。
又来到东车站了。这回，我是被押解出去的。同行的那位只夹个公文包，我扛着沉甸甸的铺盖，提着行李袋，里面装了四季衣服和几本心爱的书。那时还不到五十，可走几步也还得换换肩。好容易挤上了车，我们两人找一个窗口，面对面地坐了下来。由于身份不同，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晓得我的姓名——而且，关于我的一切，大概全装在他那个公文包里了。我深知自家是被押送的，自然也不便去攀谈；况且再扯上《夜莺颂》那样的话题，也只会使我更加沮丧。
这位干部大概经常出差外调什么的。坐的虽是硬席，可满有谱儿。将近午夜，他就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瓶四两装的白酒，一对松花。他先熟练地敲开蛋皮，闻了闻，没臭。然后就饮了起来。每呷一口，嘴里还要咂咂作响。酒和蛋的气味真香，我嘴里汪起一股暖流。
为了让他吃得自在些，我赶紧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感觉一阵沁凉。我望着铁道旁在昏暗中迅速变动着的风景线，回想以前在家里一手捏着酱鸡腿一手把着锡制小酒壶的美好日子，同时也一个个地想着分散四处的家小。他们想必此刻都在熟睡中。
到站后，我们在城里一家小饭铺里吃了点东西，就同一批也是去农场劳动的人们汇合，一道上了辆卡车。我还认出车上有我的一位远亲。相互都估计到对方也出了事，连头也没敢点。
开车之前，听到一簇春游的青年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向我们振臂声讨。幸好，那还是动口不动手的时代。
位于渤海边的这座国营农场是五十年代初苏联援建的，主要生产优质稻米。它原是片盐碱地，所以生产之外，还有改良土壤的任务。全场各级领导都是抗美援朝时受伤的荣军，骨干是从冀东招募来的青年农业工人。总场外，还有若干分场。
在总场大门口下了卡车，中直那位就径直把我领到农场的公安处。望着那个牌子，我不觉一愣。不是人事处，更不是干部处！不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吗？转念一想，嗐，计较这干啥，还不是一样！
中直那位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文件，大概是有关我的档案资料。他交了差，向屋里人打声招呼，就扬长而去。
看来农场公安处事先早有安排，值班的瞅了我一眼，交给我一张纸条，就说：“去三分场报到！”
这回是我独自一人前往。大概已经进了农场，跑不掉了。我呢，也从这种自由中感到些喜悦。
三分场在总场以东，相距十来里。我扛起行李，沿着堤坝走去。越走越吃力。四月间天气虽还不太热，身上却湿透了。我走走歇歇，一边叮嘱自己说，以后的劳动要比这艰苦得多呢，早点开始练练也好。
朝阳把我的影子扯得好长。从堤坝望去，四周是一片稻田，嫩绿的幼苗迎风摆动，风光十分可人。我是城市长大的，从未同泥土打过交道。心里就自我宽慰着：人生嘛，就什么都该经历经历。然而一想到得“十年八年”，还得表现出色才有可能回去，心又针扎般地痛了起来。
那时，孩子们还认得我吗？
三分场又分队，我进了二队的一个组，是一排砖房中的一间，屋角放农具，窗下是铺大炕。组长和组员都是打滦河沿岸招募来的农村青年。他们把我迎进屋去，老萧长老萧短地喊，真是一见如故，亲热得好像相识多年了。他们把炕上最好的位置（靠墙）腾出来，还替我铺上被褥。
这又是一个“家”了。事先我把它设想得那么阴森可怖，万也没想到是这般温暖——十个月来我第一次从家人以外得到的温暖。
啊，纯朴、善良的中国农民！在给洁若的信中，我告诉她：“放心吧，我是生活在世界上心地最好的人们中间。这里没有刁诈油滑，两面三刀，更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些凭力气吃饭的人，不想踩着谁的脊背升个一官半职。他们一心一意想的只是庄稼的长势，关心的是天气阴晴。他们过得愉快，也希望旁人过得愉快。”
分场中心是一间大食堂，北头是灌开水的锅炉，西边有个通向伙房的洞口。一到时候，农工们就夹着饭盆，在那里排队买饭。头一天，我不了解情况，没带打饭的家伙。不必愁，几个青年争着借给我，有的还要替我打。
在买饭的队伍里。我见到原单位的熟人了，也有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大家握了握手，相互咧嘴苦笑一下，像是说，都落到这步田地了！
是啊，从反右到那时，还不满一年，真是恍如隔世，我们都判若两人。过一阵子才知道，他们中间有的一个字也没写，一句错话也没讲；只是在谈别人的问题时，表示了一下“似乎可以不划”，结果，就也一道划上了。有的虽然在枝节问题上写了篇短文，谈了点感想，却放在抽屉里，并未发表，也成为了罪证。我还发现，像我这样同妻子虽然分离，可感情的纽带并未断的，算是上乘而又上乘的了。有的婚姻关系处于“暂停”状态，对方既不忍一刀两断，可又坚决要划清界限。这也算是小康局面了，因为总还有着破镜重圆的一线希望。有的爱人一听到处分，想到驴年马月问题，立刻就打离婚，连吃奶的娃娃也丢下，这是最惨的了。
我想到印度那句谚语：“我没鞋，我叫苦连天，直到看见了那连脚也没有了的人。”是呀，天底下总不难找到比自己更悲惨的人。那时，对自己遭到那份厄运就会知足，甚至感激涕零了。
最使我感到内疚的是一位还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他是个大学一年级生，只因为对报上我那篇大毒草表示了一声共鸣，便划上了。十分可爱的小伙子，是一位老区来的作曲家的侄子。他对我毫无怨言，我却十分痛心。他的生活还没真正开始，竟然就堕入绝途。
对我来说，炕并不陌生。我本是睡土炕长大的，那可是孤儿寡母当受气包的时候。1956年作为一家大报的特约记者去大连金县采访时，在一座集体农庄又睡过一次大炕。那回同炕的有卖化肥的，有保险公司的，虽然关灯后还聊了阵天，但相互没啥关系，第二天就各奔东西了。如今，跟同组的这些小青年滚在一起，可热火啦。睡在我旁边的组长向我问长问短：家里几个孩子，爱人是干啥的。旁的组友也你一嘴我一嘴地问——不仅仅是好奇，更多的是真挚的关怀。
组长像是在自己嘟囔，又像在向大家交代任务说：“咱东边那块地该挖沟搭埂埝了吧？分老萧点啥活儿好呢？”
靠门的那个用双肘半支起身子说：“刚放下笔杆儿，让他先瞅瞅再说吧。”
这时我忍不住了。我对组长说：“别这么心疼我，我小时干过活。我还有把力气，就跟着大伙儿学着干吧。”
组长听我说干过活，乐了，马上就问我干过啥。我说：“扫地，擦玻璃，织地毯，送羊奶，都干过。”
他听了，更高兴了，就说：“能干多少干多少，可别使得慌。”
冀东话除了腔调略有不同，跟北京话差不多。可这句把我难住了。我问他“使得慌”是什么意思。睡在当中的一个小青年伸过脖子来说，就是怕你累坏了。
“好，大家伙儿歇着吧。”组长怕影响第二天的劳动，把话茬儿打住了。
躺在那里，借着皎洁的月光望望墙上贴的花花绿绿的美人儿大娃娃，倾听着小伙子们的鼾声，衷心感到这个家比原来料想的要好得多，温暖得多。明天一定要写信给洁若，告诉她我是活在一簇怎样纯洁憨厚的青年中间。
——可他们晓不晓得我的身份呢？一旦晓得了，还会这么热乎吗？
我带着这个疑问入睡了。扛了那么久行李，实在累了，我睡得很香。
在农场吃早饭可需要点本事。那真叫狼吞虎咽。每人端着一搪瓷盆粥，手里捏着两个馒头，就着半截酱萝卜。不大工夫，就全入肚了，我连这也赶不上趟儿。
“别急，”组长看我死命往嘴里塞，就这么宽慰我，并且出主意要我揣上一个馒头，路上慢慢吃。
他带我去工具室了。
一路上他自言自语着：“得给咱们老萧弄把好锹。”在那几十把看来都差不多的铁锹中，他拿起一把，颠一颠，在地上铲两下，摇摇头，又搁下了。他足足挑了七八把，才朝着一把说了声“中”，把它交给了我。
“这把还轻巧，把儿平滑，刃儿快，拿去使吧。”他还叫我在把上做个记号。我从他的细心和对一个庄稼生手的体贴中，感到深厚的友情。
那天我们组干的是挖沟，搭埂埝。他只分给我一小段儿，还说，干不完没关系，下工之前大家帮你抢一下就成了。小青年们光着膀子抡大镐，我干着干着，也脱下了上衣。晌午的阳光暖得烫人，时有百灵鸟在头顶上盘旋着，细声吟唱着，像是在祝福。在城市里。几个月来连大气儿都没敢出，我感到像换了个人。
我爱这广阔的平原，更爱身边这些淳朴直率的青年。
然而我总担心一旦他们晓得我是右派，对我的态度会发生突变。自己核计一下，还是及早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的好。人最怕生活在虚假天堂中。那样猛跌下来，最易骨折。1957年，我已尝过这种骨折，再也经不起一次了。
于是，一天歇晌时，我就问组长：“老陈，你们对我这么好，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他冲我咯咯地笑，“你就是老萧呗。”
我低下头，悄悄地说：“我是个右派分子，你知不知道？”
我仔细端详着他和旁边几个青年，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知道，”他满不在意地说，“难道右派就不是中国人？”
旁边的一个青年插嘴道：“你要不是右派，咱们哥儿们还混不到一块儿来哩。”
另一个也加进来，用俏皮的语气说：“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
这次交谈不仅仅使我的心踏实下来，也愈敬重周围这些小伙伴了。他们都是高小毕业，文化不高，不会引经据典可由于心地纯正，本质上不带有在知识分子中间常见的那种排他性，也不想踩旁人的脊梁。农活儿尚且人手越多越好，革命就更应是这样。凭常识，他们对这道理是一清二楚的。
在生产队下放的洁若总是三天两头必有一信。她那里的情况可是鲜明的对照。下放之前，曾向组里交代了政策：不要告诉老乡某人的爱人是右派。这既是为了避免株连，同时也为了保证下放政策的顺利执行。
然而一进村，和洁若同部门的一位马上就把这个底细在村里传出去了。“一个右派分子的老婆！”使洁若惊奇的是，她非但没有因此受到孤立，老乡们反倒对她更加关怀起来。
“两口子都下来，可苦了三个孩子啦！”
洁若反倒宽慰他们说，家里还有姥姥，有姨，可以放心。
一道下放的干部中，她是唯一爱人划为右派的。于是叫她在会上揭发我。事先小组长对她做了思想工作。告诉她，某单位一个女同志觉悟高，在揭发她爱人的问题上积极主动，后来还入了党。他要求洁若回忆一下，看批判我的会上遗漏了什么没有。动员的结果，洁若只做了自我批评。说萧乾关于出版工作的那篇毒草里所提的例子，是她在家里随口说出的。如果她平时小心些，什么也不说，萧乾的问题也许不至于这么严重。气得小组长说：“你这简直是代人受过！”
尽管洁若在小组七名成员中出勤率最高，还利用休息时间为全村扫盲，可下放结束做鉴定时，却落个“政治思想不开展”。
天下事真难逆料！我原以为下来“监督劳动”，过的必然是准囚犯的生活，结果倒欢天喜地。十字架却由洁若去背了。
多少人正是为了表示自己革命，什么都下得了手。表示革命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表现”后面的东西。这正是1966年后不少人悲剧的根子。
吃过几十年米，却第一次经历稻谷生产的全过程。挖完沟搭好埂埝就该插秧了。田间管理的活儿轻得多。放水时，我们常在沟里捉到些鱼。一回，一下子就捉到两条大的。用泥巴厚厚包起，找了点干树枝，在地头有上烧起来。不一会儿，泥巴烧成黑坨子，揭开来就是烤得又白又嫩的肉鱼，皮已经给泥巴一古脑儿沾掉了。
我和小青年们在共同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看他们在菜地里作畦那么熟练，笔直，心里油然起敬。遇到雨天不出工，就在屋里同他们神聊。那一带是评剧的发源地。他们唱落子，我有时也来段岔曲。我觉得心灵上的伤处在封口。初来时，每看到分场墙上的大字标语“以场为家”，还挺扎眼；心想，我的家不在这儿。这时，在给洁若的信里说，倘若不是你和孩子，就这么干一辈子我也情愿。
然而，割稻前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打饭时，从广播大喇叭里听到了气势澎湃的大跃进。分场的场、队领导是荣军，每队都配有农校毕业的技术员，也就是农业上的行家。几天来，我们分场的技术员在田里闷声不响。之后，他做自我批评说，他“右倾了”，要我们记住，谁问起咱分场的平均亩产，就说三万斤。其实，我们根本用不着向谁报产量，况且那时看不到报纸，又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说多说少都无所谓。只见上下工一路走过的村庄，都钉了木牌，写着“青年文化村”或“科学先进村”字样。可村里原始的状态并无变化。农场还赶制了“五年规划图”，上面画着飞机场、博物馆、戏院、音乐厅以及气象台等的位置。五年后，这里将同全国各地一样，什么都要超英赶美了。
五年后是个相当遥远的日期，对我来说，更切肤的是小组的变动。根据上面指示，为了加强阶级斗争，单独成立了一个右派小组，由场部指派我们中间的一位出任组长。组长只抓生产，另派一位荣军，专管我们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