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从填了表格，我的心就早已飞回北京去了。没有立锥之地我也要回去。这样，1973年2月，我就以探望子女为名，请了假，回到阔别了三年半的北京。我是在这座古城土生土长的，混到老年却在这里竟连个床位也没有了。幸好还有岳家人。白天，我在门洞旁的那间小南屋里泡，晚间又顶着烈风，从北城骑车到大西南角的军事博物馆对面，去内弟文学朴在黄亭子的宿舍去过夜。
既然办过退休，尽管没成，我也想赖在北京不走了。然而在内弟家借住，也不是长久之计。多么小，多么破，总也得有个自己的栖身之所。况且还有洁若呢？有人曾透露给她，每一次讨论往上调人，都有她的名字，但一联系到我，便又搁置下来。
洁若没有辫子。要有，我就是她的辫子。
这当儿，一位老友又好心地透露给我一个不祥而可靠的消息：由于那顶隐形帽，我只配到山沟里去退休。这下，连一直镇定着的洁若也着起慌来。她那时还在咸宁，生怕回不了北京。为了不再继续牵累全家，我立刻给上级打了个报告，保证“尽管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尽管在干校因双抢得了冠心病，只要能让文洁若从干校调回北京，我甘愿去任何僻远山乡退休，了此一生。立此为据，绝不反悔”。
不论我个人能不能回来，也总得为洁若和孩子们奔出个窝呀！一天，老友翁独健提出，给我在一家外语学院找个教职，说去那里可以分到一套住房。我听了，自是求之不得。他去向院长介绍了我的学历之后，对方表示十分欢迎。事情谈到八九成时，就作为手续让我写个履历。写完之后，我又仿照西方办法，加了个“备考”，说目前在该院任教职的某公，当年与我在上海一家大学是同事。第二天变卦了。那位竭诚欢迎我的院长打了退堂鼓，事情就这样告吹了。
这事使我联想起四十年代在利物浦访问一位沉船后被救起的海员时一个情况。他在落水后使尽吃奶力气凫向一个救生筏。筏子足可容十人，可当时上边只有三名海员。在他扒着筏边想攀上去时，竟然有人硬要把他再推下水去。
于是，我只好在汪洋大海里继续挣扎了。我决心跑跑负责解决住所的房管所。
天一亮，我就爬起来，骑车奔到房管所去了。我想起干校曾传达过一个关于“落实政策”的中央文件，其中说到文革期间被强占的住房，一律归还本主。而且在我回来之前，街道就曾把孩子叫去，发还了一些抄去的东西。对我来说，最迫切的不是那几本有上卷缺下卷的洋书，而是能够摆下一张床的地方。
于是，我理直气壮地走进了房管所的大门。影壁上漆着斗大的五个红字：为人民服务。办公室上了锁，一位老大爷正在那里扫院子。一问，他指了指门上的纸条说：“那不是写着哪吗？星期二、五才是接见的日子。今天是星期三，后天再来吧。”
老人心肠好，他还嘱咐我道：“一礼拜就这么两天，来的人少不了。你可得抢个早哇！”我向他道了谢。
好容易熬到星期五了，天刚蒙蒙亮我就奔去。房管所的大门还没开，门口已经蹲着几个人了。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门一开，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往里挤，好像跑到前面，解决的希望就大一些似的。
接见室不大，沿墙还设了几张像公园里常见的那种长椅。尽头是一张小书桌，那大概就是房管员坐的。长椅早已为捷足先登者坐满，我只好站在边上。
瘦削的中年房管员推门走进来，在小书桌前坐定后，陪着笑脸的人们便一个挨一个地挪到书桌对面的椅子上，诉起苦来了。
“我们三代人六口，大儿大女的，挤在一间屋里，真难哪！”
“不是平均每人够两米五才不算困难户吗？您来量量看，我们家连两米也不到啊！”
“儿子三十好几了，还打光棍儿哪，请您修修好，给解决一间半间的吧。”
每人都有一本伤心账，只见房管员把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有了文件不等于就有房子。你再困难。我手里连一平方米的房子也没有，你教我怎么办？你来当当我这个差事看！”
好容易，我也熬到长椅上坐了，一屁股一屁股地往前挪。前边的情形，越听越使我沮丧。
轮到我时，我还是把听到的中央文件先搬出来，然后才提到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的六间房。
房管员听罢，冷笑一声，指指正往外走的一位说：“你去问问他看！人家祖传的三十六间房，不照样没辙！”
“没辙”（就是问题得不到解决）成为理所当然的了。人家原有三十六间，尚且没辙；我才只有六间，自然更不应该有辙了。
每逢星期二、五，我就像佛门弟子给土地爷烧香那样，必按时去房管所。裤子都快在那排椅子上磨破了，连间房子的影儿也没见。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在房管所影壁前碰见一位面熟的人。我们二人相互望了望，同时停下了脚步。七年前，当我们改换原住的那栋房子的门窗时，他来过我们家——那时他在房管所负责修缮。是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向我借过书；曾把我替他改过的一篇文章投给一家大报，还居然登出来了。现在他升作这里的副所长了。
这可是遇上了大救星。我就向他诉起苦来。他说，那个中央文件一点不假，他们也听到了传达。可是，同样不假的是：他们虽然管房，可手里一间房也没有。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头衔。我紧张了，小声说：“帽子在1964年就摘啦。”他大笑起来，说：“我问的是，你是不是什么团体的主席或理事。”这回该轮着我大笑了。我一边笑，一边对人们为什么争那些头衔恍然大悟了。原来光有中央文件还不行，还得看你头上有没有这样那样的桂冠。
副所长对他管区内的情况确实了如指掌。我一报胡同名字、门牌号码，他就问：“那里可有个门洞？”我说：“有。”他面有喜容了，说：“那门洞总也有个七八米吧，给你成不成？”我说：“再小，我当然也要。可门洞是那个大杂院几十口子成天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我怎么搭床？”他胸有成竹地说：“后天就动工。”要我务必保密。
我还是把这消息悄悄地告诉了桐儿和三姨。晚饭后，正推车走出门洞，五十年代曾住在赵家楼的那位老友来访。如今他已搬到和平里，是我回京数月来看过我的少数知己之一。他不肯进屋，说：“咱们边走边谈吧。”
他告诉我，某兄弟单位已正式下调令，洁若一半天就回北京了。他还说，是他的一个好友告诉他的，完全可靠。
我一方面感激他专程为这事跑一趟，一方面又半信半疑。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房子和调令，这样两件大喜事，能同时临门？
第三天是星期四，原来那是房管所工作人员义务劳动的日子。大清早副所长就带着一名帮手来了。一进院子，不容分说，抡起大镐就拆门洞旁边的一堵墙。院里人莫名其妙，住北屋的原房主还跑来向他们质问。副所长回答得简单干脆：“房子一天没有发还，产权不归原主。”也就是说，所里有权随意拆改。
这时，送来一批碎砖，以及门窗，木料。副所长要我当小工，站在街心和泥递砖，不出两小时就把旁门砌好了。接着，他们把门洞临街那面堵死，靠院子的这面装上门窗，就成了一屋子。
完工后，我和桐儿正在打扫，洁若突然扛行李回来了。她知道我每天为了房子疲于奔命，不愿我到北京站去接她，所以故意没通知我她哪一天回京。后来才知道，我那位老友说的兄弟单位正式下调令确有其事。1972年洁若回京时，就知道本单位早已调来了一位日文编辑。她去找兄弟单位的负责同志，谈到我和她本人都可以为他们编字典。那位负责人说：“萧乾太大了，恐怕我没有力量调；你嘛，我可以想想办法。”1950年洁若就给那位负责人主办的刊物投过稿，他对洁若通英日两种外文这一点留下了印象。本单位是临到节骨眼儿上才把她要回去的，不然的话，她大概会在干校留到解散的那一天，并和我一道被编入翻译组，此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