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真巧，小时教过我英语的一位美籍堂嫂安娜就住在旁边一条胡同里，她一向待我很好。从她手里我喝过第一杯可可。十二三岁时她送我的那杆华特曼自来水笔是我最早的珍物。也是由于她的奔走，1926年我才从拘留所里被放出来。如今住得近在咫尺，我们非但不敢往来，就是街头偶尔相遇，也老远避开。心里明白街道上在盯住我们，闹不好只会同归于尽。
那五年里，我的多少心思、精力和时间都花在这个家的追求上哟！时常奔走了一天，折了许多腰，看到各种难看的脸子，尝尽了世态炎凉，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回到门洞，我就倒在床上，仰望着顶棚油漆剥落的椽梁发呆。桐儿似有察觉，有时放下书本，走过来问我：“房子有眉目了吗？”我只黯然向他摇头。
然而那五年里，我也遇到不少热心肠的友人帮我动脑筋，甚至帮我东奔西走。有时他们自己（像丁化贤）也正遭遇着不幸，可还牵挂着我这件事。我时常幻想象童话中那样，突然来了一位仙人，他举起手杖在地上一顿。于是，一幢漂亮住房就在眼前出现，那该有多好！人被压得太重了，喘不过气来时，就会在脑中这么编造，以便减轻一下现实的压力。
有了这个门洞，至少桐儿用不着再和三姨挤在那间小南屋里了。我们把两张铁床叠起，他睡上铺，我窝在下面。洁若“以社为家”：白天在办公室工作，晚上就用几把椅子拼成个床位。星期天她中午回到门洞，和我们吃顿团圆饭。我们就这样从1973年对付到1978年。
洁若调回出版社后，我也有事干了。单位分配我与人合译沃克的《战争风云》。干校方面还不断写信来，催我回去劳动。我回了一封长信，居然奏了效。转年，干校解散了，我和其他一些外文干部被编入翻译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都未能调回原单位。选题是各个出版社提供的，以西方军事政治文献为主。我们译过《美国海军史》、《肯尼迪在白宫一千天》、《麦克米伦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光荣与梦想》等。一次，毛主席传令要看《拿破仑论》，我们是在几天之内日夜赶译出来的。
门洞里只容得下一张小学生用的双屉桌，前面放把椅子。我发明了个权宜办法，把为客人（我常有难友来，每次只限一人）准备的一把破藤椅用绳子吊在顶棚上。客人进屋后再落下来，这时，沙丁鱼罐头盒最后一块空间便已填满。万一孩子下学，只好请他先在街上转转了。
1976年是最难忘的一年。从任弼时同志逝世开始，解放后那熟稔的哀乐奏过不少次了，惟独追悼周总理那次，不同寻常。每个人似乎都从他的逝世，联系到自身的命运。我特别记起1957年7月紫光阁那次，他把已经上了报批得抬不起头来的我，从在座的文艺界上百人当中叫了出来，公开表示不划我作右派那件事。不是偏袒谁，他只是愿意多些人一道革命比少些人好。那时我就感觉到，他身为总理，尽管当着那么多人公开表了态，也仍旧扭转不了预定下来的“大方向”。说明比他更高的权威已经铁了心，把越多的知识分子推入深渊，就越惬意。
没想到，天安门悼念成了罪名。机关里要逐个地追查交代：那几天去没去天安门？抄没抄悼念诗词？拍没拍照？我是没资格去的，两个孩子去了，一个上了黑名单，另一个也差点儿惹出事来。悼念已故总理居然也成了地下活动，我感到茫然！
这个被几朝帝王看中的北京，向来只有人祸，很少天灾。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那次，北京也波及了，而且还真砸死了不少人。当时洁若正出差东北，我们那个门洞摇撼了好一阵子，居然没倒，院里十几家，有一家最有办法，马上扶老携幼去了广东。我们不敢呆在门洞里了，先是露天躲在胡同里，后来被好友接到了一个研究所的大院，住在帐篷里。
9月里，哀乐又奏了。毛主席逝世，随后，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变。野心家的末日来临。漫长的黑夜终于熬到了尽头，远处出现了曙光。虽然微弱，但它在驱散着黑暗。
使我感到变了的，是1978年秋天的一件事。洁若突然跑回来说，人事科要她通知我，当天下午7点去参加北京饭店的一次宴会。
当时还没开展旅游业，北京饭店的宴会大多是专为招待各国贵宾甚至国家元首的，而我从1957年以后，连一顿便餐也没人请过。幸而那时我们已经搬到天坛旁边的三居室的套房里，又略置了几样家具。洁若马上从大衣柜里取出1957年春天为我做的那套蓝呢制服，不胜感叹地说：“做了这套衣服之后，你就当了右派！二十二年来，也不知用了多少卫生球，现在看来总算没白做。”
六点多，我去赴宴了。到了北京饭店，一进宴会厅，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老远就笑嘻嘻地朝我奔来，亲切地喊着我“老萧”。
一眼就认出：原来是英国时代的一位老友。那时，他是马来亚华侨。我们一道去湖区爬过山，在苏格兰的雷梦湖上荡过舟。他那时在爱丁堡学医，假期却常到剑桥或伦敦来看我。我们一道吃廉价的炸鱼和土豆片，一道买站票去阿尔贝特音乐厅听托姆斯·毕詹姆爵士指挥的交响乐。
老友现在是六十年代独立的东南亚某国一州的首席部长了。这是由他举行的告别宴会，右边坐了我国的一位部长，他把我放在他左边。
在致词中，东道主还特意提到我，说起四十年前我在英国为华侨开的华语班，也说起我们之间的友谊。会后他私下告诉我，过去每次访华，他都问起过我，而得到的回答总是：并无此人。现在连他也感到中国是在起着变化了。
是啊，最重要的变化，是对本国人开始有了信任。
1979年后，像我这种情况的人，照例是不提往事的。过去那些年，仿佛是块空白，什么也没发生过，大家都把过去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用“向前看”这三个无可厚非的大字一笔勾销。九年来，我何尝不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只是这次回顾起一生，无法回避了。我想索性也好：一个人破例，冒点风险，让后世也了解一下这段历史，他们从而会更珍惜自己享受到的稳定日子。
1949年8月从香港动身时，我只想回到故土有个家，在新中国当个安份良民。通过五十年代的一些改革实践，我确实感到这是个站在绝大多数人方面的政党，是个致力于把中国变为一片福地的政权。于是，对社会主义就逐渐产生了感情，我也很想为它做点什么，1956年恢复写作行当时，我是那么兴奋，那么想有点作为啊。
可那时，我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把知识分子往外推，尤其推那吃过面包的。我终于被推出去了。
在农场，开头我深深地爱上了中国的土地和农民。倘使准许假设，我想原是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缩短我同工农大众之间的距离，成为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些用场的成员的。
1966年6月起，一只更大更粗暴的手，索性把整个知识界一个不剩地推出去了。
“知识就是力量”，也不尽然！还要看它握在谁手里。中国知识界从来也不肯把知识贡献给法西斯，不论是关东军，是蒋家，还是江家。也不肯为了舒适点的生活而献给异邦。
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已经移居国外的学者，历史情况自然不同。就今天而言，丢下落后的祖国去投奔先进的异邦，最起码，也是避难就易，避苦就甜。从客观上来说，知识也有个供求的差异，有个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的问题。例如国际法专家在外国成百上千，有的甚至改行或失业，可在中国，这样的专家也许屈指可数。我敬重那宁可粗茶淡饭，留在本国，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现状的。
在不少方面，中国确实还不够美好，但我们总归是吃它的奶水长大的。对这百年来天灾人祸、受尽欺凌的国家，总该有份侠义之情吧。
我多么想跟当年在鉴定会上断言我将会叛逃的那位谈谈心啊！他虽然也是个知识分子，而且老早就受过革命的洗礼，但他不理解本国知识分子的ABC：他们追求什么，向往什么，什么能触动他们的心弦，什么使他们产生抵触情绪。
四十年代我就看到了外边的洋房汽车，今天还到处看见新奇的电子设备，也看到了他们社会制度的某些可喜的方面。我从未盲目地崇拜过，但也不想像那只抱怨葡萄酸的狐狸那样，背过身去唾弃。我只有一个想头：一切好东西，中国人也应当有。几千年前，当大部分世界还是一片荒凉时，中国已经在制造精美的铜器了！为什么中国不配有！这一代赶不上，也应该让下一代，下下一代有。丢下艰苦的，去投奔舒适的，充其量也不过是要坐享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