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到证书
1976年10月，一场疯狂血腥的噩梦结束了。女希特勒以及她的希姆莱和戈培尔们都关进铁笼。大地复苏了。那时的趋势就是恢复1966年前的格局，在那格局中，我的社会位置依然是个“摘帽右派”而已。我对生活老早就失去了早年那股热情。户外的锣鼓声并没有使我怎么兴奋。
随后，出现了一位并不好大喜功却想干一番事业的能人。不声不响地，他掀起了一场哲学争论，通过争论，结束了过去自取灭亡之路，开始认真干起一番振兴民族的事业。
1977至1978年间，到处流传着在烟台或青岛正举行会议的消息，说右派要改正了，我的反应是麻木的。这，当时同我在一个房间工作的刘宾雁最清楚。他就像一名赛前的跑将，准备哨子一吹，就撒丫子。我则早已给自己下了“此生休矣”的结论。对于我那顶后来变为隐形的帽子能不能真正摘掉，我关心得并不急切。那似乎很遥远，飘忽不定。我毋宁是对解决住房问题倒更热衷些。
1978年，几位同命运的朋友来劝我写个状子，翻翻案。我坚决说“不”。漫画家小丁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公然替我叫冤。我最渴望的还是有个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窝。
接着，作家协会派人向我要材料了，并且用不大隐晦的话告诉我，准许我对1958年的政治结论加以申辩。我申辩了，随后得到了一纸证书，上面宣布我属错划的右派。那是1979年2月的事。
改正之后，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气对我说，你损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饱满的一段时光。要是没戴帽子，该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感谢之余，我心里却并不以为然。在鼓励说谎，甚至只许说谎的年月里，被夺去手中的笔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必一面看到朋友家的暖气管子被强行拆掉抬走，一面又违心地去歌颂大炼钢铁。一个用笔杆的人，倘若不能写出心坎上的话，确实还不如只当寒蝉好。更何况那年头，无论写什么，到了1966年以后都只能被梁效那位审判官抓作把柄呢！所以几年来在纽约、伦敦、慕尼黑或新加坡，每当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语气问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时，我就回答说，那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并不是遁辞，而是肺腑之言。我一向不大会约束手中这支笔。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中间还经过一阵子神仙会，倘若不是头上扣了顶紧箍帽，我是决不可能只字不写的，而不论写了些什么，我的命运都不会好过那些可敬的革命秀才。
在国外，还有些人会上会下问我，所谓落实政策，难道就发给你一张“改正证书”完事吗？我赶紧解释说：“不，不，还恢复了级别、薪金和生活待遇。”可对方往往还追问，有没有道歉，批错了有没有纠正，以前的工资补发了没有。有人还特别问：“对错批错斗过你的人，今天你有什么感觉？”
他们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缺乏认识和了解。这些年，我既时刻在省察自己，也在观察与我同过命运的人，特别是比我更加冤枉或受的罪更大的。大家不约而同地都顾大局，识大体，没有人计较个人得失。每当有人悄悄地对我表示“57年我对你欠了债”时，我一律回答说：“怪不得你。”除去为了澄清仍有现实意义的一件事而在香港《开卷》上写了篇《猫案真相》之外，我不但没去分辩过什么，心里对谁也不存芥蒂。倘若过去那段日子能成为扭转乾坤的契机，个人牺牲二十几年时光也是值得的。
领到“改正证书”的第三天，我就同老友柳杞到他当年打过游击的东陵“散心”去了。我确实需要找个安静地方，定下心来，想想底下的日子该怎么过法。在盘山麓下，翠屏山旁，我都有些心不在焉。
三十年来，在阶级斗争中，人好像非猫即鼠。一匹正在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猫，只要有人喊一声“他是老鼠”，那人就一下子变成了缩起脖颈的老鼠。有时，老鼠也会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只气势汹汹的猫，而且比一般的猫牙呲得更长更咋呼。我就巴望能逃到一个无猫无鼠的世界去当一个非猫非鼠的动物。正这么想着，突然发现自己竟变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老鼠。大口大口的唾沫从四面八方朝我啐来，还伴随着咒骂：有尖声尖气的，也有咆哮如雷的。甚至我爬到台上承认自己是老鼠时，也被赶了下来。
老鼠的日子真不好过啊，好像谁都有权利踹上一脚。有一两回我也试着学过猫，但学得不像，因为浑身早给弄得腥臭不堪。于是，就安心当起老鼠来。然而我总感到这猫与鼠的分水岭是硬垒起的。少数当上猫的一时得意了，但从长远看，从整体看，这么分法并不合算。
长时期（尤其文革期间）萦绕我脑际的一直是这么个题目：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一时占了上风的知识分子，怎样躲在工农干部背后来迫害其他知识分子。这也就是猫与鼠的问题。
在农场劳动时，一次我被派去给一位林业师傅（他刚好也姓林）打下手。我因腰部有骨刺，蹲久了就疼，不知不觉地就会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干了一上午，林师傅大概不愿听我老这么吭哧吭哧的，当天中午就通知队里换个人来。这下我可遭殃了。下午就开了批判会，说我抗拒劳动。晚上，林师傅悄悄地把我从宿舍里叫出来，带我去他家。一进门，小炕桌上已经摆好一壶酒和一碟花生米。他和善地让我坐下来，叹了口气说：“兄弟，对不住啊，谁料到会给你惹出乱子来！”东西我没吃，酒更没喝，但我深深感到劳动人民的好心肠。但是回去后，还是硬说我吃了喝了，又狠狠地批了我一通。那是我这个念头的开始。
1958年底，洁若听说我在下边常吃生冷，怕我得钩虫病，在信里给我夹了一小包值不上五分钱的灰锰氧。有人就立刻报告了大老粗的队长，说我从北京收到了高级药品。这当然是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表现。1959年冬天，第一次在农场做鉴定，由一位一道接受改造的高中女青年来掌握。她可比刀笔吏本事大多了，能在我当时穿的一条裤子上，做出“仇恨社会主义”的大文章。许多往事都使我深深感到，即使在文革期间，真正的工农也仍是善良的。个别知识分子整起旁的知识分子来，才手毒心狠呢！
二、痛定思痛
近几年来，最常出现在脑际的一个念头是：倘若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是这么搞法，即是说，从实际出发，而不是靠一个人的心血来潮，那么，今天国家该是个什么样子，世界该是个什么样子！
我认为，错误路线误的不仅仅害了我们自己，还拖了世界的后腿。在柏各庄国营农场的水田里，在咸宁割小麦时，在我当着自己的娃娃在自家院子里挂牌跪在八仙桌上挨斗时，当我看到彪形大汉的造反派头头左右开弓地打那位弱不禁风的老编辑嘴巴时——不，还要早，甚至在三反以及反胡风运动时，三个“难道”就总堵在我心头：难道这就是革命？难道革命非这样不可？难道亚非拉人民也会走上这条路？
五十年代初期，我被分配在对外宣传岗位上，因而每天都有机会读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读者来信。那时，多少黑色皮肤的、棕色皮肤的以及白色皮肤的，对中国革命多么热切地向往啊！中国人自己掌握自己命运了，世界各国人民从而看到了曙光。非洲橡胶园的种植工，拉美打鱼的，日本炼钢的，甚至地中海小本经营的商人，都惊喜地看到一种可能：革命，照样可以有点人情味儿，温饱之外照样可以有点乐趣，好发议论的知识分子也照样可以偶有抒发，不至于拉去劳改，更不会闹得家破人亡。总之，凡属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合理享受到的，这里都仍可以享受到。不同的只是没有人再在土地上，在机器下面受剥削、被榨取了。
人类，或者说一切生物，都有一种自然的本能和趋势：朝着可以生活得更好些的地方移动。有两种使人民留在自己国境里的办法。一种是筑起高墙，通上电网，架起机枪和探照灯，把人硬看起来；另一种则是在界线这边把生活搞得更灿烂，更幸福，更舒畅。人们不但不想逃出去，已经出去了的还渴望回来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有人长期迷信前一办法，并且自诩为对主义的忠诚。实际上，那恰好是背叛，因为那就像是在药铺的招牌上给画了个骷髅，把想来买药的人都吓跑了。
三十年代，莫斯科肃反扩大化，就曾使西欧一大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纪德、奥登、依修伍德、奥维尔等）从革命的同路人变为敌对者。到五十年代初期，第三世界的亿万群众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殷切的期望。那时，我的工作就是通过宣传，燃起这种热望。后来的事态粉碎了这种热望，难怪他们会向右转！
三、又拿起笔来了
在中国，刊物编者最懂得行情变化。
我的改正证书还没发下来，刊物和出版社就都来约稿了。当时我真是受宠若惊，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最早来约的是过去曾与我有段因缘的《世界文学》。我所有的书都已在浩劫中丢失。1956年我曾把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四种英译本送给潘家洵，供他翻译。老先生没译，二十年后托人给我送了回来。于是，我就在同小儿子共用的双屉桌上，动手翻译了。
我是在1944年于伦敦看过演出并立即爱上了这个戏的。文革期间，当是非整个颠倒，人们争先为自己安个尾巴好加入妖精一伙时，我就常想到这个戏。一边译，我一边回想着许多不久前的人和事。译到“当狼群在外边狂嗥时，最保险是跟着它们一道嗥”处，突然，几年来那一墙墙的“大批判栏”在我眼前出现了。我觉得一百多年前，易卜生好像就是针对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写的这出戏。不管我的译笔多么拙劣，我是对原作怀着无限共鸣来译它的。
接着，旁的几家刊物及出版社也来约稿了。我为重操旧业做起规划来。我决心一面把三十年代写的一些东西整理出版，并利用为旧作写个新序的机会，动手分题写起自传来。首先，我想让新时代读者来评判一下，自己从1932年从事创作以来，写的究竟是不是“反共反苏反人民，亲英亲美亲日”的毒草，我这个人究竟是不是洋奴。1957年党的报刊就是这么批判我的。仅仅发给我那么一张改正证书太不够了。我要用事实和作品（包括这本书）来为自己平反。
《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在《新文学史料》上刊出后，朋友们看到我这具木乃伊居然又动弹起来，就纷纷来信祝贺。我明白，他们祝贺的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我又重新拿起了笔。可我一生的畏友巴金却来信责备说，那不是你的文笔。诗人邵燕祥也从我写的东西中发现了冰碴。我开始意识到外部解冻容易一纸令下，我不是又可以写作了吗！经过二十多年的冷冻，自家灵魂的解冻可困难多了。一提起笔，梁效那张狰狞的面孔就在我眼前晃悠。我害怕，打哆嗦，然而还是不甘心放弃这重操旧业的机运。1979年以来，每年我都有一两本书问世，几乎每个月都有文章见诸报端。至今我仍安然无恙，说明中国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了。
对于巴金所提倡的说真话，我既由衷地拥护，又从实际出发而有所保留。我再也不求“讲个痛快”而执笔了。我为自己划了条线。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
四、步步设防
1949年离香港来京前，我断绝了一切海外关系。同文洁若结婚之后，知道她在美国有位大姐，经常同国内的家人通信，还不时寄些钱回来。在我的劝告下，这个关系也断了。我同我那位美国堂嫂安娜一家人一度住隔壁胡同达六年之久，我们不但不往来，在街上相遇也没讲话过。对海外关系，我老早就怕而又怕。由于我这份谨小慎微，三十年来尽管没少承受辱骂，而当“国际间谍”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我却得以幸免于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