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我十三岁。入保山一中念初中，编入三连四排，随即任排长。班主任是体育老师，文化不高，整人的本事却很大。一年以后，我受其诬陷，血战经年，身心饱受摧残。导致第一次对人性的幻灭。
十月，奉命往保山军分区教导队参加“三防”（防核弹、防化学武器、防细菌战）训练班，为期半月。某日，训练归来，被紧急召往饭厅，全体人员受到时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的接见。这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的官，不禁热血沸腾，一双巴掌拍得通红。
一九七一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风行“学工、学农、学军”，每年有半数时间用在“三学”上。农忙，必到农村“支农”。学工是在校办工厂完成的，有时也到工厂去。初中时，到过保山总站。印象中，我学的是钳工。高中时，甚至学过打铁。这一点学工经历，如非写作年谱，早已“事如春梦了无痕”了。
学军时每年一次拉练，每次半个月，均发生在初中阶段。第一次拉练，路线是保山—辛街—昌宁卡斯凹—湾甸—姚关—施甸—蒲缥—保山。行前，我受命组建三连文艺宣传队，任队长。出发时，竟无辅导员（老师）配属。我只好带领这支从六个排抽出来的，由三十几个人组成的队伍踏上征途。白天，沿途做鼓动，一副竹板，打得娴熟，还编了不少顺口溜。晚上，为驻地群众演出，自己也粉墨登场，扮几个无关大局跑龙套的角色。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由卡斯凹到湾甸的经历：清晨出卡斯凹，行行重行行，前面是爬不完的山，涉不尽的河。走到下午，队伍已呈鸟兽散，哩哩啦啦，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停下来做饭已经不可能，肚子饿得咕咕叫，生米、生蚕豆，也一把一把塞进嘴里。极度困乏，一边走，一边打瞌睡。走到日落月出，天边的晚霞与傣族群众烧甘蔗地的野火相映成趣。我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时间大约是晚上九点。晒场上有一堆将灭未灭的篝火，四围不见人影。我打开铺盖卷，一头躺下，沉沉睡去。睡意浓时，有人在摇我。艰难地睁开双眼，是连指导员（老师）。
指导员帮着我，搬进了近在咫尺的小学教室。第二天清早，我才想起去寻找我的“部下”。“部下”就在同一个晒场，紧靠南墙的芭蕉林里，男男女女，仍在枕着露水酣睡。他们是在我到后不久，陆续抵达的，也和我一样，困不择地，当即躺倒了。
普及中草药运动在此时兴起。腾冲当时有“红医县”的称谓。星期天，我便带领采药小组上山采药。从易乐池左侧，沿一条峡谷进山。采到过重楼、茯苓、党参等，回来都交给了学校医务室。采药小组的成员，有张丽丽、樊勇等。樊勇，出身军人家庭，学习极差，初中时生活仍不能自理。然而他懂药，差不多所有草药他都认识。所以，每次进山我都带上他。这样的行动，有过多次。
这年晚些时候，我带领一支十余人的小分队，在一位管后勤的老师率领下，到离城区数十里的高山——碗水梁子去烧石灰。山，砍光了几架；石灰，却未见烧出。住地是保山地委为战备建的避难所，万山丛中，危崖耸立。有一支空军部队驻在山上，不时来和小分队联欢。
归来不及一月，风云突变。班主任为推卸责任，对我横加诬陷，痛加打击，全校批判，从此陷入黑暗的深渊。虽经血战，突出重围，但身心已遭重创——幸未扭曲。这年我十四岁。
事情的起因，是头年到太保山学农基地劳动时，奉校方之命，挖坟造楼。
保山，古称永昌、不韦，历史悠久。秦相吕不韦犯罪，后代流放到保山，县以不韦名。三国时，吕凯独立南滇，力抗地方豪族，深为诸葛亮所赞许。因而，古墓甚多。
“文革”“左”风猖獗，保山一中欲建新校舍，砖瓦不从砖瓦厂购，却派出千余学生，上山挖墓取砖。挖人祖坟，是中华民族的大忌。后来我说过：我的倒霉，是罪有应得，因为大悖人性。而在当年，却以“革命”的名义，以“排长”的身份，干得太欢。
话说某日下午，天高云淡，烈日炎炎，在挖过一座大型砖墓之后，发现了一个小洞。循小洞掘进，有一块小小的石碑，碑上大书“当方土地”四个字。翻捡泥污的土地，捡到一圈形如手镯、铜迹斑驳的什物——这就是惹祸的根苗了！我当时刚读过童恩正的考古科幻小说《古峡迷雾》，为显示知识渊博，一边挖，一边大谈考古。其实是哗众取宠，啥也不懂。
东西挖出来，用一张白纸包好，交给小组长保存，我便忘却了。随后几天，为些琐事，大闹情绪，甩手不干。又在班主任宿舍里见到了这个白纸包（这是解谜的关键。一年之后，班主任收拾我时，又出示了这个白纸包，但是说里面包的是麦冬，而非手镯。然而，白纸包的存在总是事实，而且到了班主任手中），以为小组长已上交。事后更懵懵然，不知祸之将至也。
事情的诱因，则是四连某排也挖到了一只手镯，而被班主任出售后喝了老酒。学校出面追究。体育老师大窘之余，精心策划之后，突然向我发难。这是一场极不平等的决斗：班主任对班里的学生；五十多岁老谋深算的成年人对一个初涉人世十四岁的少年。居高临下，结局可想而知。
这之后是日日批判，天天斗争。每天早上的“天天读”时间，体育老师必来攻我。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撕下×××画皮”等字样的檄文。排里的批斗会，每周必有。大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况味。我在最初的愕然之后，以稚嫩之躯，力抗强权，也写了“致军宣队长的公开信”“给清六办的控诉信”等一系列辩诬文章。
一九七二年，一年血杀，迎来了初中毕业。学校给我“记过”处分，处分却找不到我任何“贪污”的证据，仅以“态度恶劣”定罪。为抗议故，我拒考高中。后为父亲干预，转往腾冲一中念高中。离开保山时，学校尚未举行毕业典礼。我径往班主任宅，要求提前发放毕业证书，且坐守不去。这位四肢发达的江浙汉子，无奈之际，只好把毕业证书给了我。
八月，孤身一人重返腾冲。此时，在排里，我保有几个“死党”，如刘峰吉、郑留发等。走时，是排里两个女同学送我上车的。
到达腾冲后，插班进入腾冲一中高34班，班主任刘云鹏。铩羽归来，却有了意外的收获：比小学同学高了一级。这意外后来证明并非好事，多下了一年乡。
从急风暴雨中走来，回归故里，心情是黯淡的。故乡美丽的山水给我以慰藉，故乡浓郁的文化氛围给我以鼓励。我在故乡复苏，我在故乡重新崛起。
我的住处在腾冲一中三大楼，地处来凤山麓，前有密林，后有荒坟。夜晚，常有异音来扰。
我对语文的爱好，得到了长足发展，遇到了几位对我一生影响巨大的好语文老师：杨学湘、赵槐生、董云林、冉子玉……杨老师是我的科任老师，由于偏爱，他指定我担任了语文课代表。不久，学校成立文学小组，他又指定我担任小组长。从这个小组走出去的作家，除我以外，还有岳丁（武和兴）、杨必传等人。杨老师对我的关怀，不仅在学习上，也在生活上。那时，他有两片肉吃，也一定要分给我一片。师生间的亲密情感，与专门置学生于死地的初中班主任，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对鲁迅的阅读，也始于此时。先是《鲁迅杂文书信选》，后来买到了全套的鲁迅著作单行本。初读，不懂。渐读渐懂，体会甚深。对我人格的确立，起了关健性作用。至今，我已拥有三套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仍在学习和阅读中。
一九七三年，发表处女作、独幕话剧《又迟到了》。署名是“腾冲一中高34班文学创作小组”。
学校组织会演，要求各班自创节目。我尝试写了小话剧《又迟到了》，先被搬上舞台，又被《腾冲文艺》（油印刊）刊出。修改后，更名《批判会之前》，参加了保山地区调演。这个小剧的主题是“学雷锋”，塑造了几个性格还算鲜明的人物。三十年后，我加“附记”，将其收入《飞海寨》一书，以资纪念。
由剧本创作，认识了县文化馆张天翔老师。随后几年，创作上我得到过他的大力支持，虽然成就不大。十一月，省里在腾冲办文学改稿班，我追随张学文叔叔（名曲《美丽富饶的潞江坝》的作者）之后，出入于会场。等候父亲的老朋友杨苏伯伯不至，却在腾冲一中小花厅见到了来访的李钧龙、辛勤诸同志。这是我结识的第一批作家。三十年后，钧龙同志给我来信，对这次见面，仍记忆犹新。人们对我说：“坚持十年，必有成就。”我坚持了，直到现在。
也是因为剧本创作，我被抽到学校宣传队。先做演员，不成。后来专司创作，兼管服装和拉幕布。在学校宣传队，我把自己写的剧本演回了保山一中。那位专制的剧中人，影射的是蛮横的体育老师。心中大感快意。
岁末，县里安排我到边境一线“体验生活”。同行者是县革委一位常委和学校一位李姓老师。杨常委带了一支手枪。这次边境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古永起程，进入傈僳族聚居的胆扎，在前哨排宿一晚。翌日，转道往猴桥。其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的“政治边防”还在肆虐，小村并大村。莽莽山林，走一天路，不见一处人烟。松涛轰响，林荫蔽日，羊肠小道，曲曲弯弯，竟不知在境内，还是境外。走至下午，逮住一条傈僳汉子，杨常委认识他，说是专门贩私货的。所谓“认识”，是关过、审过他。逼他带路，他一脸媚笑，点头连连。但我不放心，杨常委也不放心，只好枪上膛，用武力胁迫。一路忐忐忑忑，走到日落时分，终于抵达傈僳大寨。又走了一天，到达了战火未熄的猴桥。藤桥悠悠，江水澹澹，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颗久悬的心，才算落到了实处。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原本就不正常的教学，重新陷入困境。三四月间，某高中学生在班主任鼓动下，集体向县革委写信，要求提前下乡，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于此时，退出学校宣传队，“纠集”四人：我、邵曰培、赵玉书、赵胜国，与某班展开大论战。这些文章，多数由我起草，邵及二赵誊抄成大字报贴出，坚决反对提前下乡。其中一份，题为“致县革委的公开信”，一直贴到县革委大门口。说是清醒，是超前，未必。口号叫得山响：多学知识，建设新农村。反对提前下乡，朦胧中，革命是假，想多读几天书是真。
四年中学（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终于在动乱中结束了。这年，我十八岁。我谢绝了父辈的安排，自作主张，前往德宏傣族地区插队落户，一去就是四年。
离开腾冲，是交通管理站黄伯伯为我找的军车。坐在高耸的车厢上，车开得飞快。过南天门时，“悠”地一腾，下瞰万丈深渊，这颗心，便很久、很久没有着落。
马旷源，回族，一九五六年二月生于云南腾冲县。高中毕业后在德宏州傣族聚居地遮放坝飞海寨插队落户四年，一九七八年考入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楚雄卫校、楚雄州委党校、楚雄师范学院。一九九七年任楚雄州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