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在给他的表弟陈瑜清的信中，说出了涉及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的一句名言：“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似乎幸运些，唯有一九五四年前后出世者，弄得不上不下……”这里的“不上不下”指青少年成长环境之恶劣而言，就是说“一九五四年前后”出生的人尤其在文化方面没有条件受到好的全面教育。
不幸得很，我是一九五三年夏天出生的，而且生在一个偏僻的无论怎样辛苦劳作都只能勉强将就着全家糊口的接近贫穷的小山村。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就是湖北省南漳县武安镇还要往南行五六公里的原清泉人民公社的砖桥冲。
掰着指头一算，就知道我读完六年小学再升入初中时该是一九六六秋天。还好，经过一九六六年暑假前的县统一考试，我的考试成绩是远远超过录取分数线的。虽然因为家庭出身不是政策规定的贫农或雇农而是“下中农”，使得我丧失了被保送升初中的资格，但我还是凭“硬本事”正式被南漳县第二中学录取了，编在一年级四班，班主任是教体育的女教师杜雪苗，她的模样在当时我的眼中，出奇地漂亮——身材高挑、动作利索、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一九六六年秋学期开学时，我准时同清泉人民公社的另外五个全是被保送上初中的家庭出身为“贫雇农”的男女同学到武安镇入了南二中。本来就爱读书的我，开始了全新的初中学习生活。
现在记不太清楚了，不知是上了半年的课呢，还是上了一年半的课，南二中师生响应全国的“革命形势”，热烈地卷入到去北京串联和“见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当时的规定也奇怪，凡是十三岁以上的同学只要家长同意都可以由学校组织，老师领队统一免费坐火车去北京“见毛主席”。而我，只有十二岁，最多只能在县内“串联”。记得曾约了两三个同学，免费坐公共汽车，到我父亲修水库的地方石门住了一段时间。那时中央有文件，所有“串联”的在校学生坐车、住宿、吃饭都免费。我们到了我父亲修水库的地方石门，还真受到了水库工地负责人的专门接待。石门是一个山区公社的名字，离我的住家有六七十里路。
当年没有留下日记，现在无论如何挖空心思回忆，都记不清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只记得到北京“串联”并且“见到毛主席了”的大同学们回校后不久，我们南二中就宣布“返乡闹革命”，我就回到了砖桥冲，也就是我的出生地。
砖桥冲在当时是一个大队，被编为清泉人民公社三大队，它由六个生产小队组成，老少合共有一两千人，这儿的“文革”运动也被一个郑姓中年农民闹得轰轰烈烈。我一回到家中，这郑姓农民就几乎天天到我家中找我，带来毛笔、大瓶墨汁和一捆捆的整张大白纸，要我把他揭发大队原党支部领导的话记录下来编成文章，再由我读给他听。他那儿通过了，就由我在整张的大白纸上抄拳头大的毛笔字，抄完了，他和我一块儿把这些纸贴到大队党支部办公室外的土墙上面。印象中，几乎满墙都是我写的毛笔字。
再大一点儿了，我知道我用毛笔写在大张白纸上的文章，就是当年毛主席大力提倡的“四大”之一的“大字报”。——说实话，我十二三岁时的替郑姓农民编写大字报，是我写作能力的最早的强化训练，至少成功地训练了我的语言组织能力。
“返乡闹革命”的时间不太长，南二中通知我们“就地复课闹革命”。清泉人民公社只有小学五、六两个年级的清泉完小马上升格为清泉耕读中学，我就进入了这所清泉耕读中学继续我本该在南二中进行的初中学习生活。
都是没经过严格训练的小学老师担任初中老师，我的语文、数学以及各门功课，老师不讲我也可以通过自学大体懂得。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加之我又是父母的长子，在家里没有家务必须由我做，我就一门心思地读书。那时我尤其喜欢数学课，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自习次日要学的内容，把一个小单元的习题全做完，待第二天老师布置了作业，我只须抄一遍我前一天夜晚的自习题目即可，除劳动课外，我的各门功课在每次测试和考试时都是第一名。
就在我不足十六岁时，奇迹发生了。
清泉耕读中学的校长，也就是给我们教数学课的沈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工作——教书，我说我想读高中读大学，沈老师说教书可以转为国家职工，我连想都没有想就答应说：“那我就当老师。”
初中没毕业，我就成了我读初中的这所清泉人民公社的耕读中学的“初中教师”，印象中我在清泉耕读中学教过语文、数学、地理、美术，还当过两年的班主任。
最令我欣慰的是我教数学的成功。记得我当学生时只听老师讲到“勾股定理”和“一元一次方程”。也就是说，我没学完初中一年级的课程就提前毕业当了初中教师。但我教数学却至少讲通了初中一年级和初中二年级的数学。我把“教学”的词语反过来，完全是先学后教。第二天要上数学课，我只有在前一天改完当天的学生作业后再深夜自修。我自修数学的方法就是反复把定义、定理和例题彻底弄懂，再一题一题地做数学题。现在想起来就后怕，但当年我的教学效果却很好，与我同龄甚至大我一两岁的我的学生们都“服”我。
好像不足十八岁时，我被派到县城学英语。之前，我一个英文字母也认不得。三个月后，我回到清泉耕读中学，这回除语数等课程外，我又成了专职英语老师。听过我说话的人都知道，我连母语的汉语也说得怪怪的，英文读音之不准是铁定的。
然而，十七八岁的我却购买了一部收音机，还从武汉邮购回英语广播教材，每天早晚各一个小时地坚持了三四年收听英语讲座，光大本英语作业就积下一大堆。我的英语语法知识和我的笔译水平和单词的掌握量，估计在当年的同龄人中是可以算得不差的了。
二十二岁那一年，即一九七五年，有一个上大学的“内招名额”，在接受书面考试后，我被录取了。我成了一名不是来自工厂也不是来自农村更不是来自军队的莫名其妙的“工农兵学员”。更为奇迹的是，三年工农兵学员毕业，我没有走任何后门，却留校成了我所就读的这所大学的中文系一名大学教师。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是“文革”十年的荒唐岁月。恰好在这十年中，我的初中、高中阶段仍幸运地处于“就读”形态，这是我的同龄人都十分羡慕的。事在人为啊！
荒唐的岁月中，由于知识的吸引，我没有荒废我的学习。当然，我的学习动力也很简单——总觉得多读书多懂学问，肯定比父母那样笨笨地种田而又过不到富裕日子要好一些。
所以，我在当工农兵学员读所谓大学之前，就只有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历。大学三年以后，乃至现在，我的“初中时代”的学习激情一直被完美保存并不断发扬光大着。我从二○○七年十一月起，从一个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变成了一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都是我在“初中时代”有意识打下的自学基础带来的效应。
龚明德，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