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泾村”，一个曾经多么熟悉的地名！
是的，老城厢镇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它的。因为那里有当年江苏太仓的“最高学府”（如今太仓的“最高学府”，是合并了一九八四年四月复建的太仓师范学校的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它是计划经济时代“城里人”学历教育的重镇，也是莘莘学子朝入夕出的书香之苑。
无论是风晨还是雨夕，无论是花春还是雪冬，那些挎着书包的，勾肩搭背的，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无论是沿新东街来的，或者是从东门街来的中学生们，都要在这樊泾村头会合，然后沿着一条弯曲的小道，绕过右手的竹林，跨过市河上的樊泾桥，走向那座我仅读了一年高三的母校——太仓县中学。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九月。时不我待，距今将近三十年了。
一
我首次走进太仓县中学的校园，却还要早上一两年。先是，大概一九七七年的秋冬之交，我所在的直塘中学举办了一次全公社的中学生语文竞赛，我有幸胜出，占了鳌头之位，一时间在那镇街上小有“轰动”。因为这是自“文化大革命”十多年来的第一次。
次年春夏之交，早稻沉甸甸的即将收获，学校照例有两个星期左右的“农忙劳动”时间。当县文（化）教（育）局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把通知发下来之后，师生就统一停课了。凡是家在农村的，就接受家人安排在田间做农活，镇街上的同学呢，就由指定的老师带队，到学校在附近联系好的某个村落，去“支（持）农（业生产）活动”。
这一年，我正读高一，却与本班一两位女同学被班主任通知，免于参加“农忙劳动”，但须得天天按时到校，与初中部的几位女同学一起，接受学校语文教研组老师们对我们的集体培训，以便作为选手代表学校到县城参加全县范围内的中学生语文竞赛。
抓知识教育，搞业务培训，自是老师们的当行本色。记得虞道元老师的分工，是给我们提前讲解和分析课文，而马如云老师则主要给我们讲解课本外的语文知识……半个月很快地就过去了；选手们由所在中学老师领队，集体到县中参加竞赛的时间，也很快地就到了。
从直塘镇街东头的汽车站上车，过双凤、过新毛、过新湖，半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太仓县城的西门汽车站。一路上看到两旁田野中被收割了的水稻田，我们不免为自己逃过了一次有名无实的“农忙劳动”，多学了不少语文知识而暗自庆幸，同时也有些为下午即将到来的竞赛而忐忑不安。
从西门汽车站进城，到县中所在的樊泾村，当年是除了自行车，只有步行走的。大抵要经过西门街、新华街、新民街、新东街几个路段。
走进新民街，眼前风景为之一变，我们一行似乎走进了老太仓的历史年代。因为西门街和新华街都是柏油马路，而从新民街开始，就是弹石路面了。这些路面石虽被无数代城乡居民用脚底打磨得光滑如砥，但因房基与地面的沉降不一，两三米宽的路面早已七翘八裂。那两楼夹峙的窄窄街道，让人体会到县、州官公务出巡时，让衙役打上“回避”“肃静”公事执仗的必要。
我们这几个穿着布鞋的中学生走在这样的街路上，不免脚底生疼。而经常性的“功课”，还有听到自行车急促铃音后的侧身让道，或者让横挑着担子赶路的人大步先过。
从府南街口起的老街，被称作“新东街”，我们要去的县中，却还在这条街的东梢上。后来听说我们师生走过的这段路，有两千米左右，差不多四里长吧。
“就要到了。”看着我们因地面崎岖而开始行走艰难的样子，领队老师安慰道。不过很快他自己就犹疑了起来，原来竟找不到那樊泾村的入口了！
其实也难怪，那县中在街口没有设下任何标记，而领队的两位老师因为“文革”，也有好多年没有到县中来交流学习了。问了路人以后，方知刚刚走过了头。老师的直觉还是正确的。
掉转身来，循着路人的指向，拐进樊泾村口，才知那一小片茂密的竹林，就是县中入口的天然地标。走过跨在东西向的市河——致和塘上的平板桥，沿围墙朝南，就到了挂着白底黑字“太仓县中学”校牌的校园大门口。
二
好大的县中，多有内涵的学府啊！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们一脚跨入向西敞着大门的校园时，顿时眼前发亮，胸中忽然开朗起来，不由得暗自喝出一两声彩来！
但见右侧一排齐腰高的冬青树，圈出东北部一片铺有甬道的广场来。首先抢入眼帘的，是一条连绵着的风雨长廊，一条只有在以“五四”为背景的小说或者电影中才会出现的长廊——黑瓦覆盖着嵌着承重人字架的白墙，更有三五步均匀分布的弧形月洞门，古朴简洁而且轩昂得体地横亘着，在这校园里，从这一头连着那不知去处的另一头。
多好啊，下起雨来就不怕没地方躲了！除了难以言表的美感外，这是一个中学生瞬间最真实的想法了。
领队老师让我们在校园里稍待，不要走散了，他们去报到处代我们集体报到。这时候，刚才忽略了的满耳嘈杂人声才似乎忽然响了起来，原来校园里早已人头攒动，到处是三五成群的怯生生的学生，原来都是来自各个公社中学的竞赛选手们。看着他们有些畏怯的样子，我不禁自负起来，一时豪情满怀：“人生能有几回搏，且看下午的较量罢！”
不一会儿，老师们笑眯眯地回来了，手里还抓着几张票证，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这次县文教局安排得很不错，中午吃饭不要钱，听说是五菜一汤，‘大荤’，每人一块红烧肉！你们大家好好考，今后就都有好饭吃——还不要钱！”
离规定的就餐时间还有一些空闲。老师们就带着我们在校园里随意走走。先看上、下两层的“口字楼”，是一座硕大的走马楼式的木结构楼屋，红色的油漆虽然有些剥落，但洋溢着一派古色旧香的样子。楼下有一排连着多间门上挂着锁，透过门上玻璃向里看，显然是寄宿同学的宿舍，也有作为卫生室、教务室等办公单位用的。
楼里虽然有东、西两个扶梯，可我们没有朝楼上走，听说楼上是教师宿舍。我们从西扶梯旁的一个门进去，沿着天井绕了半个圈，就从东扶梯那边门走了出去，没想到那里竟是别有天地！一个宽阔的球场，外围围着一圈铁丝网，有一条小河将校园与对岸的农田隔开。球场上正奔腾着一些县中同学，一个个在争抢篮球，我们顿时感受到了城里同学的优越和幸福！
从与“口字楼”同样古色旧香的“一字楼”旁经过，一棵攀缘极高的紫藤让我们大开了眼界。老师带我们走到位于校园南部的教学楼，指认了下午将用作竞赛场的教室，然后告诫大家说，临场不要紧张，先把题从头到尾认真看一遍，挑有把握的先做。作文一定要审题清楚以后再动笔写，有时间就先起个草稿，至少要有个提纲……
很快吃饭的时间到了，不用打听食堂在哪里，只要随着校园里蜂拥的人们向哪个方向走就是了。
第一次通过那道长廊，进到校园北部的食堂，但见饭和菜已经摆好在八仙桌上，那盘“大荤”红烧肉果然烧得红油赤酱，发出诱人的光华！
耐心等到最后一个同学把饭盛到自己碗里，老师一声令下：“每人一块，冷了不好吃！”于是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都争先恐后地把那块属于自己的，肥嘟嘟、颤巍巍的红烧肉，夹到了自己的饭碗里。这是我除随父母去亲戚家喝喜酒外，第一次参与集体性的桌餐，既男女生同桌，又是师生同桌，一贯吃饭慢腾腾的我，不免吃得既紧张又狼狈。饭毕时已是满头满脸的大汗，直觉那没有嚼烂的米粒子在胃里咯得难受。
大概一点钟不到，就被预备铃声通知进考场了。穿过几棵茂密的枇杷树，进到教室。那时县中里的树木长得真是既葱郁又随意，走在这样的校园里，让人实实在在地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产生一种真切的感受！
三
神秘的竞赛卷子终于发到我手上来了。开卷一看，主要是“阅读和理解”与“命题作文”两大部分，心里顿时踏实了下来——都是我的“强项”！
“阅读和理解”部分，是给出一篇短文，要求“准确”填出空白着的字或关联词，并写出其中心思想，以及自己的“读后感”。现在全录如下：
我们屋后有半亩＿＿地。母亲说：“让他荒＿＿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来做花生园罢。”我们几姊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了！
妈妈说：“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请你们爹爹来尝尝我们底新花生，如何？”我们都答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底食品，还吩咐这节要在园里底茅亭举行。
那晚上底天色不大好，＿＿爹爹也到来，实在很难得！
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么？”
我们都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底好处说出来？”
姊姊说：“花生底气味很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
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他来吃；都喜欢吃他。这就是他底好处。”
爹爹说：“花生底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他们底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底心。他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他挖出来。你们＿＿然看见一棵花生瑟＿＿地长在地上，不能立＿＿辨出他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他才能知道。”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点头。
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
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底希望。”
我们谈到夜＿＿才散，所有花生食品＿＿＿＿没有了，＿＿＿＿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
那么，你都一一填对了吗？
这篇文章从来没有读到过，初读、复读下来，却是那么的自然熨帖，特别符合当时“愤青”期的我，特看不惯“伟大、体面的人”的心态！
一笔顺顺序下来，很快把该填写的空字空词都给填上了，又默读了一遍，自信不会有什么差错了，就按照卷面要求一路做下去。直到少许沉思之后，一气呵成了命题作文：《一支钢笔》。
当我全部完成以后，将卷面和答题自查一番，没有发现什么遗憾，可以不再动笔墨了，这才从容瞄看一眼左邻和右舍。见她正在埋头苦写，而他则在冥思苦想，不免私心哂笑起来：“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这时候，但听得满屋里都是同学们“沙—沙—沙”的奋笔疾书声，那么清晰，那么同步合拍，组合出一种前所未闻的无旋律声响。“啊，写字还能有这么大的声音？”
……一阵震耳欲聋的电铃声，突然响起来了！我第一个把卷子交到站在讲台一侧的老师手里。他对我微微一笑，原来早就注意着我了。走出教室时，眼中的余光告诉我，那位老师正飞快地扫视着我的答卷。
到楼门口，见领队老师正在路旁的树下，向着逐渐加大的人流群延颈而望。我走近去，他急切地迎着我问，做得“阿好？”我说：“还可以，蛮顺利的。”他说你就在这里等着召拢其他同学，我去去就来。
十来分钟后，却见老师一脸焦虑地走了过来。他径直问我：“你是第一个缴卷的？你是不是填出了‘荒芜’和‘夜阑’？”我说是的。
“那就糟啦！你可能把题审错了——你怎么把《一支钢笔》写成记叙文了呢？！”
“啊？难道应该把它写成‘说明文’？”
领队老师沉默着点了点头。审错了题，也就等于做错了文章。按照当时流行的考试规则，一分不给都不为过，老师心里是知道那判卷标准的“厉害”的。他也许当时就知道了，这个本校的首号“种子选手”基本上是“完”了，尽管听说那个考场中，只有我“填出了‘荒芜’和‘夜阑’”……
可当时老师在现场的责怪和接下来的沉默，我都没有能够“解读”，因为连日来的一个愿望将要实现：我马上可以去东郊外婆家，给他们一个“惊喜”了！
领队老师叹了口气点点头算是准了假，我就在同来的直塘同学惊羡的眼神中，欣欣然转身离去。
这场全县语文竞赛，我终于名落孙山了，倒是同去参赛的我班一位女生，意外地捧回了一个第七名，真让我一时气短脸无颜色！
扫了那位领队老师的面子，更辜负了中学校方的信任，从此我见了那位老师总是感到有些羞面答答的样子。“拉出来一遛，却是头驴！”那老师本来也没有教过我课，从此也显然对我少了兴趣，有些爱答不理的。
倒是直接辅导我们的马、虞两位老师，却并不以胜败来论“英雄”，再见面时，也只说了声“竞赛不比考试，偶然的因素是很多的……”就过去了，以后还是一如既往地回答着我的各种课内课外问题，让同学们觉得我依然是他们的“爱将”。
后来我自己也当了老师，这才感悟到两位老师的胸怀有多博大，他们当时并不肯迁怒甚至责怪于我。想想那“偶然的因素是很多的”一语，是慰我之语，也是自慰之言，更可能是面对校方领导的一句自嘲话啊。不是吗？“一号种子选手”马失前蹄，任课的虞老师，以及“半月教练”马老师，需要面对的压力该有多大！
四
第二次从樊泾村头走进县中，见到那熟悉的口字楼、一字楼和红砖外墙的教学楼，是在第二年的初夏，前去参加一九七九年度的高考。结果再次失利，铩羽而归。
却说当年夏天我因三分之差落榜以后，竟在家长的支持和期待下，得以第三次来到县中。这一次进城是正式到县中“复读”，其实就是“高考补习”。
我们这七八个来自太仓东部和南部的应届高考“落榜生”，是以“高三班”的美名被招录的，插班在原县中正常升级为高三的一九八○届文科毕业班。日前承共同复读了一个学期就被招到烟糖公司挣起工资来的庞兄建农同学回忆，班上女生中既有品学兼优的肖风，又有聪慧明丽的陈蓓；既有温柔漂亮的李瑛，又有天真热情的葛华；既有能歌善舞的孙玲芝，又有外向能干的邵辉，而在我的印象中，还有伶俐的王俭、聪明的王琴、大方的吕萍、娴雅的陈雨霏、生动的徐志红等，她们的言行举止，都曾让我们这些只知死读书的乡下同学自惭形秽，常叹不如，深感城乡教育环境之差别。
就举一小小例子来说吧，我们乡下中学当时是没有条件装电灯的，因此当春夏雷雨来前黑了天的时候，常常就停了课在教室里自由活动。而县中的教室里都装着好几支长长的日光灯，每当开了以后不马上闪亮的时候，我们只有干瞪眼，不懂也不敢去“触电”，这时候，常常是上述女性中的某一位，果断地脱鞋踩桌把灯整亮，还教室一片光明。
但当时的校方待我们这些“乡下同学”，真有想不到的优遇！不仅让我们免费入住在口字楼宿舍里，还发给了统一标准的助学金，这也就等于是让我们在这里白吃、白喝、白住一年了，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考上大学（那时还没有什么“名校”的价值观），为学校争光彩，也为自己挣个好前程！
这次来到县中，我带着一个铺盖卷，还有一只祖传的红木书箱。我被安排在口字楼傍着北长廊边的一间宿舍居住，一屋左、右各排列三个上、下木床，住十二人，我因到得晚，又不愿住上铺，就选了靠门口的下铺，从而与对铺的曹振康同学（他与我在沙溪小学时已经同过学），两人一左一右，成了本室的“守门员”。
楼内每间房的尺寸都是划一的，铺着从未被油漆过的原杉木长条地板。整幢建筑沉静、闲雅、古朴、整齐的美学韵味，及其与扶疏的花木所共同造就的安神宁心的精神暗示力，是现在住在水泥钢筋大楼里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的。尽管坐落在县中校园之中，但有学生入此口字楼中，无不放慢脚步、轻缓语音的。
今年适是该楼落成一百周年。想十来年前，假如把它积极申报为高等级的省市文物保护单位，就地保护起来并创意性地开发其功能——将一楼作为校图书馆阅览室和网络检索室，二楼作为太仓教育博物馆兼校史博物馆的话，那这“口（字）楼书香”必将成为现代化校园中的胜景，而让被黄蜀芹选为《围城》电视连续剧外景地的浙江春晖中学校园，不能专美于整个江南。
在连续做了两次失败的县中“过客”之后，这一次却因失败而成了县中的“主人”，这一次登堂入室，因不够堂堂正正而不免委然自卑。其他七八位同样经历了首度高考并遭受挫折的同学，心灵多多少少都有些创伤，可是在班主任沈融（勇）老师的教导下，我们很快进入了良好的学习状态。
分了文、理两科的“高三班”的课程，就是为冲刺第二年的高考而设计的。教地理课的樊老师，一口无锡式普通话从来都是响响亮亮的；教历史课的姚老师，却始终是和声细语，和蔼可亲的；还有教政治课的施老师，质朴自然，循循善诱，他们齐心协力，为我们的“高考冲刺”奏响了进行曲。
校园里高大的梧桐树结了子，纸船形的种子一片片地被秋风吹落在地。接着口字楼内外的桂花开放了，金桂银桂似乎在一夜之间，连空气都给香透了。等到含苞好几个月的蜡梅花也开始在天井里暗香浮动的时候，却要放寒假，过春节了。好快啊，这聚精会神、专心致志的一学期！
当我拿到那份《成绩报告单》，见到除外语挂“红”外，各门文化课程的成绩都在八十到九十一分之间，连去年高考只得了三十分的数学也居然得了八十二分，沈老师的评语中更有“成绩较好，也肯用功，尤喜以政治课上学得的理论分析一些问题。学习比较原来要踏实得多了……”的勉词，心里真是高兴，自信心开始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
五
元宵节吃过糯米团子后，离高考的日期真的是很近了。那时风气朴实，没有“倒计时”这一类装模作样的名堂。
明显的变化是，老师发下来的各种复习资料，课堂上做的各种模拟试卷，是越来越多了。记得每门课都从“月考”改为了“周考”，甚至历史、地理等，都有“三日一小考”，其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大家的记忆。
我直塘的同学，曾是同桌好友的张武彪，甚至能够把历史课本上的注解都给背诵下来！试着做抽查，无一失误。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他的秘密：原来他在晚上十一点宿舍统一熄灯以后，却并不像大家一样马上入睡，而会悄悄推门出去，在虽然长明却是昏暗的长廊灯光下，继续悄声苦读或者默记狠背……
当一次被晚上巡夜的老师赶回屋来后，他却又突然就“自觉”得不得了。熄灯之后，总是他催着同屋赶紧噤声入睡，因为在那一刻总有大气高声甚至引吭高歌的同学不怎么自觉。很快第二天早起的同学发现，他的铺空着，一摸被窝已经凉了，说明他起床早读至少一个小时了。
发现了彼此之间的差距，我们不由得急起直“追”。于是都隔夜托付他醒来时给叫个“早”，以便出外读背一个小时以后，再赶回食堂来吃早饭。
最记得校外运动场西侧的一个野湖塘，野湖塘朝南一大片的油菜地，以及油菜地尽头的“靶山”。
野湖塘是我们早起围着它跑几圈步的地方，油菜地是我们高声记诵时最好的“掩体”。偶有头发上夹带着黄色的花屑进了教室，顿时引得那些活泼大方的城里女生哄堂一笑！而那堆土而成的民兵打靶山（现被改造成为南园的南岗，顶上有亭子的那一道高冈便是），平地高出三五米，作为那一带的制高点，最是日落前看书和晚饭后散步的好去处！
既然我们报考的是文科，显然这是一群没有“数学头脑”的高等动物，所以作为理科补习班班主任的数学金老师，面对我们这群“榆木疙瘩”，气得给我们班冠了个新名：“混（文）科班”——奇了怪了，他怎么不怕因此得罪我们的班主任！
所谓“混（文）科班”，意思大概有两个：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同学中大多是不能同步跟上他教学进度的，在他看来，就是来“随大溜混（日子）”的；另一层意思是未来主义的，你们这“混（文）科班”中即使会有侥幸几个“混”进大学读文、史、哲什么的，大概在将来终归是没有多大出息的。要知道，随着主流媒体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力宣传，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正大行其道！
我就是曾被金老师当堂训斥过的没有数学头脑的学生之一。因此，当次年高考榜发出来以后，在口字楼旁的步道上，曾与金老师不期而遇，他看见我就幽了一默：“侬个小赤佬，听说还‘混’进了北大！”我赶紧答应说：“谢谢金老师严格要求，我的数学成绩比去年翻了个儿！”
金老师当场开心大笑起来，神情中写满了得意，也夹杂着些微自负。
听说他是上海人，因为当年调动进上海市落户有困难，就从边远的地方调到了我们太仓这本与他不相干的地方来任教。一到周末，他就要紧赶着乘两小时的长途汽车回上海家中去。因为他的儿子得有一种怪毛病，需要照顾，而且还要时常带着儿子上海、北京的求医就诊，因此家庭的经济压力和个人的心理负担都是很重的。表现在教课过程中，但凡见到有不专心听讲、不好好做题的，他就会“一点就着”，当堂大发雷霆之火。
传说金老师用粉笔头远距离“点击”开小差同学，指鼻不打眼，是手中的绝活。但这“手艺”，也就在他来接我们新班之初，才偶然观赏到一两次。当我们见金老师猛然抬手扬臂，扭头看时，早已有一位男同学在用手背揩鼻子抹脸呢。幸亏同学们的笑声帮了忙，把那同学揩抹不去的尴尬给掩饰了。
我这里要写的，却是有关女同学的一次，却照例是前险后夷的一次。
记得我们在校园东北部那个老音乐教室上课时，金老师突然发现有一个坐头排的女生竟在埋头玩弄钢笔，一怒之下，把那支笔猛地夺到手扔到了窗外！正当全班同学愕然相顾的时候，老师大概觉察到了此举的“风险”：万一正好有人经过给捡走了，不是要平添麻烦么？便紧接着对那同学说：“没有笔你就不记笔记了么？赶紧自己出去捡回来！”
那同学哪里能够理解老师的“真意”，怎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身出门，去捡被老师扔出去的笔？竟自从铅笔盒子里找出一支别的笔用了起来……金老师见这个“榆木脑袋”不敢“领旨”，显然忧心愈甚。但见他一边教着课，一边不时用眼瞅瞅窗外，警惕着是否有人经过，结果把讲题的话给说错了好几回。
终于坚持不住了！当老师说出：“你要再不自己去把笔捡回来，丢了就别怪我金老师！”我们这才恍然大悟，顿时满堂哄笑起来……这一笑惹得金老师自己那张严肃的脸也绷不住了，接下来的课就教得轻松活泼了许多。那支惹祸的笔，反而被“遗忘”了。
下课后，有那同学的好朋友赶紧到窗户外把笔给找到捡了回来。幸亏窗外屋檐下是一条泥土路，而不是混凝土路，结果笔尖无损，照用不误，只平添了我们高三“混科班”的一段班史花絮。
当然，如果现在我要指认出谁是那位女生，她一定不会承认——因为她的孩子现在大概已上大学啦。
红绿相间的乡下毛桃进城了，喜忧参半的高考日子，也就来到了。
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外语三天六场考试一完毕，就等于放了暑假，各自回了各自的家。考试成绩先发布了出来，然后焦虑地等待关乎前程的“分数线”，然后就是犹疑不定而又焦急慌忙的“填志愿”……
再耐着心等到半个月后榜陆续发出来，我们文科班同学有录取在常熟师范专科学校的，有在上海旅游专科学校的，有华东政法学院的，有江苏师范学院的，有南京大学的，还有远到北京商学院、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那位用时间和勤奋换取超凡记忆力的张同学，则录取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九八四年毕业后分配到镇江，做了一所职业学校的老师，并在当地安了家，从此过起了幸福的小日子。
成功啦，出彩啦，“高三补习班”！听说那些天，不仅仅是直接带班的沈老师、金老师们，而是整个县中里的老师们，脸上都是喜滋滋的！他们为本校的学生有了前程而高兴，他们与学生的家庭一同欢庆！
六
名义为“读高三”，实际上是高考补习了一年，高考成绩由303分一跃而至395.6分，这在今天不知能否还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在我当年“补习备考”的太仓县中学，绝对算是一个“神话”。
这“神话”被我的老师们随口播送，余音袅袅，却不知怎的，多年下来也未能再“激励”出一个考上北大的小校友来——这让我的老师们颇为郁闷：这高考，真是一年难似一年了！
至于我能终于被北京大学录取为图书馆学系的学生，却完全是得益于当年人工录取过程中，那位来江苏招生的张泉田老师的“人性化关注”。这在当今，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据说，当年全江苏有十来个同学填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其中比我总分高的同学大有人在，结果我之所以能被这位老师在名下收取，完全是因为两个因素：一是我连续填报了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这是当日向江苏招生的所有图书馆学系，这被他解读为我热爱这个专业；再加上我的各科成绩，包括数学在内，都比较均衡，也就是说，在理论上符合了图书馆员需要基础文化知识比较全面扎实的素质要求，因此，我就这样被录定了。
听说张老师回到北大后还向本系主任那里表了一功：“我给你们从江苏录了一个‘专业信徒’回来！”
说来惭愧，我虽然学了图书馆学专业的本科，却未曾在图书馆服务过一天，除了毕业实习那几个月。不过，我后来得知，自己确实是该系恢复高考招生以来，唯一一个都把图书馆学系放在了首选位置的高中生。我的学长和同窗们，不少是因为填了“服从高校调剂专业志愿”一行字而来到这个专业的，结果他们在学习期间常常有所怨尤，耽误了不少应该用功的好光阴。
事实上，四年学业过程中，同学之间也确实会有人事摩擦和进取心懈怠的时候，于是常常想起在县中发愤补习的时光，想起在口字楼里度过的精神奋发的秋冬春夏，想起那印记着我不断为自己一圈一圈加量跑步的湖塘岸。一九八二年进入大三年级后，我把它与燕园里的未名湖联系到一起，写了一篇题为《无名湖——未名湖》的散文，参加了全校“‘壮哉中华’十佳校园征文”。其中就有这样一个片段：
“扑通，扑通！”是谁搅乱了我的思绪？
呵，几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孩子在玩“削水片”。他们还不会玩，瓦片在水上飞不起来。有意思，一块小瓦片居然能在水面上腾飞多次才落下。人生能有几回搏？我愿自己的一生，也能腾飞几次，最后融入历史的长河。
记得县中后面也有这样一个无名湖，我爱它爱得很深很切：为了自己有基础攀登科学的高山，我曾围绕着它一遍又一遍地把知识的信息，装入大脑，五遍，十遍；为了自己有力量跨进大学之门，我曾围绕着它一圈又一圈地跑步，跑啊跑，五圈，十圈。整整一年，我从无名湖边，跑到了未名湖畔。我真希望自己走过的路，能确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连接到自己今天之所在。
发榜了。成绩是全校文科第一，够报“重点大学”的了。师友们认定我一定是报法律、经济，据说那是“热门”，可我自己选定的却是“图书馆学”。第一志愿，第一专业。他们莫名其妙了，问我为什么，我笑笑。
如今，我独自走在未名湖边。这里有一棵树，每年都是它独先天下之春。仲春二月，便开出了粉红色的小花。那花也确实挺美的，“纷兮烂兮，灼灼其华”。然而它们并不长久，没多长时间便凋谢了。北方人叫它“假桃花”，它不会结果。
我愿自己成为一株真正的桃树，而不是观赏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埋在地下的落花生是最受欢迎的。经历过多年歧视和压抑的我，知道自我价值到底在哪里，又是些什么……
我临到毕业时才弄明白，那在初春燕园里最先“灼灼其华”的，根本不是什么桃花，而是一种早开的樱花。虽然把常识搞错了，但那想要有所作为、不愿虚度年华的一番情感却是真挚的。当时，也确实有不少同学以考上大学为满足，四年本科，竟是在沉迷、迷惘中度过了。当初这些扮酷的时尚青年，如今该也人到中年，孩子上了大学了吧！
徐雁，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于江苏太仓，八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是近年来活跃于读书界、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为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