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
——杜甫
湖北省Y县，是鄂东南地区最大的一个县份。Y县一中又是一所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完全中学。校园里有许多古老的建筑，据说那是民国多少年的一个什么书院的旧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培养过不少留日、留英的学生，素以理科教学最有影响。人称整个鄂东南一带，最好的数学老师、最优秀的理化老师，都在Y县一中。到了我插班的这一届，文理科也在毕业班里分开了，而且理科占了绝对的优势。整个毕业班共十一个班，理科就占了十个，最后一个班（十一班）是文科班。然而在这个文科班也不可小视。我的班主任白老师说，它是精选了这一届的“文科精华”组成的一个班，个个都是“握灵蛇之珠”，人人都是“抱荆山之玉”的。
当我把从山东带来的高一时的作文本交给白老师看时，他大概是一眼看出了我的所谓在文科方面的优势，所以不由分说地就“要”了我。而我听他介绍了新学校的情况后，也不禁为自己进了这唯一的一个文科班而自豪。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总算没有给白老师、给这个文科班、给我的新的母校丢脸。二十多年后，母校甚至还因出了我这么一位校友而觉得光荣和骄傲。
大凡做学生的，只要你对哪门课程有着特别的兴趣，或者表现出了特别的天分，那么你总会赢得那门课程的老师的偏爱。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在语文方面的成绩总是很好的，尤其是作文，常常得老师的表扬。我也因此而一再获得语文老师的偏爱，可以说是深受其惠。遥远的水源一直润泽着今天的河床。
转入Y县一中不久，第一次上作文课，我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不小的“轰动效应”，使得文科班的新同学从此对我这个“外省少年”刮目相看了。当然，这首先应该感谢我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白启瑞老师。是他，用一双温情的大手，轻轻拂去了那笼罩在我头上的自卑的阴云，又用他那慈爱的目光，无声地鼓励我说：你要相信啊，再小的星星也会有自己的位置和光亮。我记得那次作文课，白老师出的题目是“记一次难忘的经历”。我写的是自己在胶东的乡村中学失学之后，和村里的一位单身老人——我们都称他为“老哥哥”的——一起在大洼地里放猪养鸭的故事。这的确是我的一次难忘的经历，是我的“人生哲学第一课”。不用说，我写得肯定不会是多么完美，却是动了真情的，字里行间洒下了一个贫穷无助的少年的眼泪。作文发下来时，我看见，白老师用红笔写了长长的一段批语，其中有一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从水管里流出来的终归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才是血。善矣哉，老哥哥！”
不仅如此，白老师还把我的这篇作文打印了出来，作为“范文”，人手一份，在讲评课上大讲特讲了一番，最后还总结道：“古人云：文如其人。通过这篇作文，我们不难想到，作者是一位经历曲折，内心世界丰富和热爱自己家乡的人。好文章总是出其真情实感，此即一例矣！”
如果说，“打印”的作文也算发表的话，那么，这篇作文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了。整个文科班的同学都是我的读者。从此同学们都对我刮目相看了。听说，作文事后，一位女同学叶小羽对人说，我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个“万卡”一样，内心孤独、想家、落落寡合，还有点像《白净草原》里的费嘉，纯朴而自卑。
白老师肯定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现在回想起来，他给我们讲语文课，对一些文学性很强的课文，讲的是那么生动，至今使我难忘。譬如他讲《哥德巴赫猜想》时，关于“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扉。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啊。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国杰豪英，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诬的终究要昭雪。种子播下去，就有收获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还有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手稿的那一段：“……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对于这样一些段落，白老师讲得很细，一边讲一边发出赞叹：这才叫文章啊！工整有力的对仗，淋漓尽致的排比，铿锵有力的音节……何等精彩的文笔啊！若有神助，若有神助！
现在回想起来，他那陶醉的欣赏者的神态和语气，都历历如在眼前。我还记得，他当时还告诉过我们，老作家徐迟是位精通英文的人，他写《哥德巴赫猜想》是先用英文写成，然后再自己译成中文的。而且为了写好数学家，作家自己也苦攻了一番高等数学……——那时候，白老师和我怎能想到，十几年后，我竟能作为《哥白巴赫猜想》的作者的助手，几乎每天都可以面对面地听他谈创作，谈生活经历，谈高科技了——正是从白老师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徐迟”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也将要影响着我今后一生的创作——这里且不说了吧。我有时想，这其中莫非果真有什么缘分存在？
除了《哥德巴赫猜想》，我记得印象很深的还有白老师给我们重点讲过的课文《包身工》《长江三日》《古战场春晓》等现代散文名篇。讲《包身工》时，他有意或无意地让我们记住了这样的一些句子：“……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多有力的语言啊！讲《长江三日》时，我首先记住的也是作者引用过的那些诗一般的语言，如“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啊！”“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佛龙克，用得着我来跟它们告别？不，它们会跟着我走的，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都会跟我同在！”实在是，这样的语言本身是极其精彩的，而白老师又把它们的美赏析到了我们都能够与之产生共鸣的地步了。受着这样的语文课的熏陶，我们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对文学发生了兴趣。我应当承认，我以后能逐渐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与白老师的影响不无关系的。正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吧。
我还记得，有一次，当白老师得知我们许多同学都在竞相传抄着普希金的诗、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的时候，他似乎很高兴，带着欣赏的口吻，学着《哥德巴赫猜想》里那位高中老师的语气对我们说道：“有志者事竟成啊！真的，昨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你们中间有一位同学——不，有好几位同学，都成了作家，成了诗人……可不得了啊！”他的话说得我们都相视而笑。那一天，我们的教室里充满了欢乐的“诗”的气氛。大家都在谈论着和憧憬着白老师的那个美丽的梦。那一天，我的内心里也确实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涌动，使我对未来，对自己的前程，突然有了强大的信心。
和别的语文老师不一样，白老师似乎从来没有限制过我们看课外书。这大概也是那时我们班上特别盛行传看一些文学书，甚至是“手抄本”的一个缘故吧。不少名著，我们读得津津有味。白老师自己也爱看一些文学作品，我记得那时候他订了一本《人民文学》，上面正连载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他自己每看完一期，就介绍给我们看一看。当时不少有名的小说如《东方》《彩云归》《蓝蓝的木兰溪》等，我都是从白老师订的《人民文学》上读到的。
一九七八年暑假，我还从白老师那里借到了一册《曹禺选集》，第一次读话剧剧本，感到新奇无比。《雷雨》和《日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有多次机会重读《雷雨》和《日出》，但都没有这第一次阅读它们时的快意与激动。依我当时的年龄，似乎还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些作品在揭示人性、揭露旧世界的虚伪与腐朽上的深刻与真实，但我偏偏就读得那么投入，并且为之激动和兴奋，直到今天想起来仍然恍若昨日。
现在的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头脑里，已经没有“手抄本”这个概念了。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就许多书籍，尤其是文学作品来说，似乎再无什么“禁区”“禁书”可言了。再加上复印技术的进步与普及，许多你想看的东西，即使你无法买到，但只要能借到，一夜之间便可以重新复制出一册甚至多册来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当中学生的时候，却是十分热衷于“手抄本”的。那时候的“手抄本”也真是多，越是被禁止的东西，就越具有诱惑力。倘若放到今天来看，那些“手抄本”其实是没有什么的，根本用不着弄得那么神神秘秘，竟然吸引着我们背着老师和家人大抄特抄，就像《爱的教育》里的那位小抄写员一样，于夜深人静之时，秉烛疾书，抄抄读读，如痴如醉，再加上一点儿紧张和好奇，往往抄得不知东方即白。
一九七八年前后，正是一些“手抄本”大行其道的日子。因为我是住校生，所以“手抄本”在寝室里更是流行。几乎每个同学的枕头套里、衣箱底下，或者褥子中间，都藏着几本或薄或厚的“手抄本”。用不着隐瞒，似乎也不必脸红，当时我的枕头套里，就藏过好几册各种各样的“手抄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最早抄过的几种“手抄本”，是从叶小羽那里借来的，都是当时难得看到的文学作品，是好书。包括长诗《茨冈》在内的《普希金诗抄》《裴多菲爱情诗抄》和《海涅诗歌选集》。还有一本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作家丁玲的作品，我们都当作者是“莎菲”）。记得我还和一位成家琪同学分工合作，抄写过一本完整的《包法利夫人》。我从第一部开头的“我们正在自习，忽然校长走了进来……”抄起，一直抄到第二部结束：“……他们在圣·爱伯朗胡同口分手，这时教堂的钟正打十一点半。”成家琪则接着抄完第三部。成家琪的钢笔字当时是我们班上写得最好的，且写得又快。后来他果然在硬笔书法领域出了些成果。——抄手抄本抄出一个书法家，这可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过的。后来我们一起谈起来，还会开玩笑地说：“文科班上的同学字写得好，都是因为抄‘手抄本’抄的。”毫无疑问，这些手抄的外国文学作品，对我以后的爱好文学，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几本“诗抄”，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半部《包法利夫人》则归了家琪。
七十年代社会上流行过一些“黄色小说”的“手抄本”，如《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和《塔姬》等。我们班上有几位同学手上也有。这是校方所严令禁止传抄的。不过，东西越藏得严实，就越是能招来“窃贼”。用李瓜的话说，就是：“偷吃的肉，味道最香！”结果，我们班上还是有不少同学读过或抄写过这几本“禁书”。好在它们都不长，《少女之心》，只有六千字吧，《曼娜回忆录》也只有万把字，抄起来非常快。《少女之心》我没抄过，但《曼娜回忆录》我却花了半个晚上抄了一小本，后来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当时这样一些涉及“性”的“手抄本”，确实给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少年带来了一些神秘和紧张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是唤醒了我们的那种沉睡的意识的。至于社会流传的，说有不少少男少女看了《少女之心》经不起诱惑，最终失身或堕落……我想，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我自己，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性的冲动”，就是在读了《曼娜回忆录》的那一个深夜里。
《第二次握手》这部长篇小说，在七十年代也曾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过。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归来》。当时传说这是一部“反党小说”，校方也曾严令禁止传抄的。不过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天，还没等我们找来“手抄本”，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已经公开连载这部小说了，作者是张扬。我们班上有一份《中国青年报》，报纸一到，因为大家都想先看，所以班长李涛就想了个办法，每天中午他来读报，愿意听的都可以来听，过时不候。《第二次握手》我们就是这样一天听一段听完的。
当时看来，苏冠兰、丁洁琼和叶玉函这几位科学家的命运纠葛和爱情故事，也真是曲折动人。我曾经手抄过其中的几封信，并且在与故乡的同学通信时，模仿过它的语言句式，直到今天还记得。如“面对着重重困难和矛盾，我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懦夫，明白了自己没有勇气去斗争、去摧毁那黑暗的、披上新式洋外衣的封建势力所强加于我们的镣铐。我只是希望在严酷的现实中寻一条缝隙钻过去，或是找一条小道绕过去。……”这是苏冠兰写给“亲爱的琼姐”的信中的句子；而“琼姐”写给“兰弟”的信，更是叫我激动不已，有好几次仅仅为了套用其中的语句，我不免为文造情：“我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在思念你！我之所以在学业上刻意勤奋，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恢复联系，或重新见面时，我的学业水平不至于比你差得太远。——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一定能冲破人生大海中的重重激流、险滩，重新相会！一旦那个幸福时刻降临，我会怎样呢？也许我会哭，会笑，会兴奋得有点失常，要知道，我已经为漫无际涯的离别流够了眼泪……”不用说，此情此景，此言此语，正是非常适合我这个远离故土、远离了青梅竹马的伙伴而独处异乡的少年的心境的。“琼姐”的话似乎正是我想写给家乡的伙伴的话。当然，我更为他们的恋爱而感动。“琼姐”说：“即使到了白发苍苍的暮年，我都可以说，我的心，我的一生，是属于你的！一个人的爱情只有一次，只能有一次，也只应该有一次……如果万一是由于你不在人世了——写到这里我浑身战栗了一下——我就独身过一辈子了。……”这些话，现在看来，好像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爱情誓语，但在当时，我可是把它们奉若圭臬的。
一九七九年夏天，在我们高中毕业前夕，《第二次握手》的单行本出版了。叶小羽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本（她办这种事儿总有办法），送给了我，作为毕业纪念礼物。她在扉页还写了这样几行小字：“愿君心君躯燃烧着热情，让我，我的身姿，我的容颜，常在君之心头。”
据说，这是十五世纪的“桦皮书”——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俄罗斯情书。而我送给叶小羽的礼物，也是一本当时很流行的小说，女作家竹林的《生活的路》。我也在扉页上写了两句话，写的是苏格兰民歌里的“老朋友哪能遗忘，哪能不放在心上”。
《第二次握手》这本初版书，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想那《生活的路》，也该还在叶小羽的书架上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理想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同样的，一代中学生也自有一代中学生的文学趣味。它们都明显地带着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烙印，或可敬可叹，或可笑可怜。回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半夜里躲在寝室里，点着蜡烛，埋头抄写“手抄本”的情景；中午不休息而早早地来到教室，听副班长给我们读连载小说的情景……我不禁为我们那时的读书热情而感动，同时也为那时的好书的贫乏而难过。
一位外国作家和教育家说过，有些书，一个人如果不在童年或少年时代读到它，或不曾在童年和少年时为它动过真情，那么这个人的性格、气质以及整个的精神就将是不健全、不文明的，是非常可惋惜的。我在想，我们这代中学生，可不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充满“书荒”的年代里走过来的么！好在这样的年月正好到了我们这一届中学生为止了。在我们毕业不久，历史的航船驶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徐鲁，一九六二年生于山东胶东半岛。一九八二年开始创作。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海豚传媒策划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