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滢先生出了个很撩人的题目：“我的中学时代”。
不说古代，只说民国以来的新式教育，经历过“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教育阶段的中国人按十年一代算算，也有了不止百年、不止十代的历史变迁与新知积累了。无论是尚且健在的耄耋老人，还是刚刚由水深火热的高考炼狱挣脱出来的十八岁少年，谁没有属于自己的、永远都特别、永远都鲜活的中学故事？“我的中学时代”，一种带着青春期体温和梦幻的诱惑，又怎么会不撩人？
就是写诗写歌、写小说的，似乎也都钟情于这朦胧青涩、多感多梦的年华！只不过因为时代不同、学校不同、个性和观念不同，写在诗里、歌里、小说里的故事、情感、思想也就不尽相同罢了。民国时代的不说，就拿王蒙的《青春万岁》跟韩寒的《三重门》一比，那差异可就大了去了。我读它们，自然也都喜欢，甚至从书中不同时代的中学生身上看到自己当时年少的影子，但若说到真正的感同身受，还得推王朔的那本《动物凶猛》。王朔所写，是他个人的“文革”记忆，虽然那是北京，是所谓“大院子弟”，但那个时代特定的氛围，却与我记忆中的中学生活最为吻合。
多年以后重聚首，我内心泛起的也正是《动物凶猛》中描述的那种感觉：“随着一个个名字的道出，蒙尘的岁月开始渐渐露出原有的光泽和生动的轮廓，那些陌生的脸重又变得熟悉和亲切。很多人其实毫无改变，只不过我们被一个个远远地隔离开了，彼此望尘莫及，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
于是，我的中学时代的幕布便毫不费力地拉开了。
二
我不是北京的“大院子弟”，那是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子弟所难以想象的，可是说来我也毕竟是每天从“大院”里出来到学校上课的孩子，那“大院”的原址就是封建时代莱芜县衙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县政府地址，“文革”时期的“县委”——“县革委会”的“大院”。我的父亲是这个县公安局的普通干部，我们住的是“县委大院”最后面与县武装部相邻的旧平房，当年日本人盖的营房，木板的房顶，风化严重的青砖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莱芜县城，沿汶河北岸是老城，一条南北向的胜利路把它切分为东关、西关，东关是集市，西关多学校，县委大院在中间偏西一点。
一九七四年夏，我从西关路南的红星小学五年级毕业，自然而然地升到西关路北的莱芜一中读中学，两年初中又三年高中（其中一年为复读备考），都是在这里读的。初、高中学制两年，大概跟“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有关吧？
记忆中的莱芜一中，从古朴幽深的南门洞开始，一直到学校后面的教职员宿舍，除了一排红砖的实验室，其他全是青砖平房，大操场之外，至少还有三大块可以种庄稼的“实验田”，西北角还有养猪场和小工厂。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些正是那时候学校必不可少的办学要素。最高指示说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不错，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是我的中学时代的重要课程。初中阶段，每周一次劳动课，或是经过学校南门到汶河抬沙子，或是在校园里的实验田耙地，三伏天到西关大队拾麦穗，早春时节参加农田基本建设，每个班里还有一头猪，分小组轮流养。高中阶段的学工，印象深的是到煤机厂跟着一位青工师傅学开车床，知道了除车床外还有刨床等，用遥控器把沉重的机械零件吊来吊去，中午到我姐姐的车间里吃午饭——那时候我姐姐已在这个厂里工作。一九七六年秋季，城东十五华里外的地理沟大队划拨给一中几十亩地办农场，我们背着行李坐大货车去劳动了两星期。一进村，按要求到老乡家里帮人家打水、扫地，作风都是学解放军。一部分同学住老乡家，我们二十几个则住在用秫秸搭起的窝棚里，白天到地里干活，晚上睡觉前必有一次“地瓜大战”，就像电影里的美国飞机在朝鲜扔炸弹，每天闹腾到很晚才睡下。因为窝棚里没有灯，谁也看不见谁，这用“地瓜”做武器的狂轰滥炸就有点像假面舞会，只是不那么文雅罢了。
我在那个农场里待了一个星期，已经有恍若隔世之感。请假步行回家一次，就听我母亲很紧张地告诉我：江青出事了！果然第二天回到农场，就看到村边墙上已贴出了“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标语，过了一两天，我们和带队老师围坐在地里通过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收听“重要广播”，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盛大集会，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拖着长腔宣告：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三
尽管大背景多是“大批判”和劳动，但课还是要上的，因而也还有不少值得回忆的细节。
初中两年，我的数学、物理、化学课实在乏善可陈，语文相对比较有感觉。但这感觉并不来自课本，而是来自一个邻居家的阿姨，她闲居在家，爱读书，我借此读了一些革命战争小说；同桌的王惠同学借给我一本没有封面竖排本的《安徒生童话选集》，让我沉浸到了《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夜莺》《海的女儿》的意境之中。语文课上真正留下印象的课文只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高尔基的《海燕》和一篇叫作《江河》的散文。三位语文老师中，王佃宝老师普通话好，曾经在作文课上读过我一篇“批林批孔”的作文，实际上我也是抄的报纸。李希正老师在“评《水浒》批宋江”时抛开“投降派”不说，专门挑《水浒》中的精彩章节讲给我们听，比如“拳打镇关西”和“倒拔垂杨柳”，讲得大家十分兴奋，以至于申春生老师来接他课的时候同学们一致高喊：“讲故事！”搞得申老师莫名其妙：“不是批宋江吗？怎么讲故事呢？”
那个年代闹书荒，搞到一本书实在不容易，而不容易找到的书又往往被视为“反动小说”或“黄色小说”。记得初中时一位同学借我看一本没有封面、纸页泛黄的《三家巷》，转而又被另一位同学揭发，说我看“黄色小说”。学校图书室每星期可以借书一两次，每次都排很长的队，借到的却只能是《西沙儿女》《征途》《金光大道》这类书，我却也读得津津有味，还迷上了浩然的小说，他的《艳阳天》《西沙儿女》以及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都为我所喜爱，后来还模仿他的短篇小说写了几篇比较有感觉的作文。图书室的温老师对我很好，有时可以单独进去挑书，一位语文老师还推荐我看柳青的《创业史》，但我觉得这个书名不能打动我，就没有借。高中毕业那一年，因为有高考这件事，班主任隋庆云老师借我的《子夜》，也没能读下去。
一九七八年当年高考不中，于是插班重新编班进入“文科班”，等于补足了三年高中。语文李希正老师、唐功武老师，数学李家芳老师、洪声芝老师、宋波老师，还有政治老师张伯钊老师，都是一中最好的老师，令我印象深刻，我自己也发愤一年，成为一九七九年考上大学的三十二名学生中的一个。而历史老师申春生，同一年也考上了研究生，后来在山东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四
我的中学时代，就形成的知识结构而言，是有严重缺陷的，但作为儿童少年另外一些层面的教育，譬如健康教育、快乐教育甚至道德情操教育，却未必赶不上今天的中学生们。想到近三十年来的中学生们由“高考制度”所施加的难以忍受的学习高压，想到这一代中学生作为独生子女特有的幸运与不幸，想到我们自己少年时期也有荒凉、也有丰稔的岁月，我认为实在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以理性的眼光打量生活，幸运与不幸都并非绝对。
感谢命运！让莱芜一中选择了我和我的老师们、同学们，编织了那么多琐碎的、快乐与遗憾并存的生命故事，留给我慢慢回忆、细细品尝。
子张，本名张欣，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于山东莱芜。先后就读于山东省泰安师专、山东师范大学及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教授。现居杭州，供职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任中文系主任。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