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父亲回老家整理柜子，带回一本旧相册，里面有许多旧照片，其中有一张合影，它拍摄于一九七六年五月。我记得那是下乡学农时拍的毕业合照。虽然相片里的身影不太大，但当年留下的字迹还是很清晰：“楂林中学第五届高中毕业生甲班合影。76.5”。适逢阿滢兄发来征稿电子邮件。趁着“五一”小长假，泡一杯安吉白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的中学时代。
我就读的中学叫楂林中学，地处山区，是一所乡镇中学，离义乌县城近五十华里，在当时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了。乡镇撤扩并以后，我的母校中学已经不存在了。前两年我回乡省亲，专门去学校转了转，已是面目全非，几近找不出当年的痕迹了。身临其境，让我想起某年浙江省的高考作文题目《行走在消失中……》，心里思忖，也许这就是一种注释吧！
楂林村，是当年义乌一个公社的行政所在地（现在已经并入大陈乡），有两个村（当时称大队），一为上半村，一为下半村，“大跃进”时代，改名为大众村和群幸村。我们的中学就坐落在上半村和下半村的交界处。原址是楂林村的一个祠堂，名曰“昌宗祠”。据说是骆宾王的后代逃至楂林后修建的骆姓宗祠。村里的骆姓家族，比较出名的是“骆家三兄弟”，老大骆美轮，老二骆美奂，老三骆美中，均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要职。老大和老二的名字，取自成语“美轮美奂”。村里还有一位骆姓名人，叫骆美洪，毕业于时迁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留学，进康乃尔大学主攻结构学，毕业后留居美国，后成为美国著名的航天专家。改革开放后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受我国政府邀请，曾两次回国作有关航天飞机和火箭导航方面的讲学。
楂林村背山面水，背靠之山，村里人叫后山，我们的学校就坐落在山脚下。后山不高，花二十来分钟即可登顶。春秋季节，如遇天气晴好，一学期的体育课中，或者上课，或者比赛，总会安排一两次登山活动。当时的体育课，除了田径以外，乒乓球、篮球就是最经常的活动内容了。我的印象中，体育课是同学们最喜欢的课程了。
村庄前，沿前山脚下，是一条叫云溪的河流。它从苍翠如碧的大山中流来，蜿蜒曲折，滔滔不绝，流过楂林村前，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在前山脚下的拐弯处，是一处深潭。每逢夏天，这儿就是村民们的天然浴场。当西方的天边抹上一层淡淡的绛红色，夕阳余晖之下，有小孩的欢叫声，有大人们过往时的亲切招呼声，有拖拉机行驰时的轰鸣声，这样的场景，现在我还能清晰地回忆得起来。
我读高中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校长谭福寿了，当地人都尊称他“谭校长”。在楂林方圆几十里内，凡家里有人在中学念书的，只要提起“谭校长”，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他身材高大，肤色黝黑，能喝酒，酒量有多大我并不清楚，但烟瘾大是肯定的。见到他时，总给人感觉他手里是夹着香烟的。在我的想象里，谭校长脸色较黑可能是与抽烟凶有关的。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谭校长有那么高的威望。这所中学就是他一手办起来的。他是放牛娃出身，也经常以“看牛百长”自豪。新中国成立后，因办“冬学”扫盲班而闻名全县。据说，他为了把村里不识字的大人集中起来，自费掏钱购买蜡烛和煤油灯。因楂林离县城较远，交通又不方便，加上谭校长干劲足，看重文化人，上面就将他派到楂林村来办初中了。为了将当地的祠堂改办成学校，谭校长不厌其烦地上门做解释动员工作。当年他身强力壮，亲自到几十里远的大山里，与山民们一起砍树扛木头。当地的老百姓，心里都明白，如果没有谭校长的执着、卖力，就不可能建成楂林中学的校舍。
谭校长的本事，最典型的，还是体现在他的爱护人才上。我们的中学，虽然是一所民办高中，但是师资力量还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因为谭校长的爱才和护才。老师有困难，只要让他知道了，他都会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事来办。当年老师买猪肉是一件难事。只要他出面跟卖肉的摊主打声招呼，好肉就给他留着了。他还喜欢给人介绍对象。我们化学老师的爱人，就是谭校长牵的红线，做的媒人。谭校长的小女儿谭秋华，是我初中、高中的同学，人长得高挑秀美，只是肤色有些像她的父亲。听中学同学说起过，她后来担任过当地一个镇上的小学校长，可算是书香传家、女承父业了。谭校长还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杭州的海洋研究二所，算来，也应该是退休的年龄了。
楂林中学最有名的语文老师是徐俊坤老师。人瘦小，话语亦少，平常总是一脸严肃。但凡听过他上课的学生，都会对他的认真、严谨留下深刻的印象。板书也好，批改作业也好，总是一手硬笔小楷，有板有眼，工整规范，给人不留情面而又毫无通融余地的感觉。他是老浙江大学文学院的毕业生。原来在金华师范教书，爱人是小学老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忽然一夜间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下放农村时，被谭校长接纳了。我读初中时，他就教过我的语文课，讲课很投入，脸上表情也严肃认真，知识性、系统性都很强。他平时经常要求我们摘抄好文佳句，这在当时的中学是比较少见的。他的教课风格，恰如他的板书，始终是一板一眼的。徐老师对我写的作文，一直都是赞赏有加，大多时候给的成绩都是“优秀”，还有很多次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拿到班上进行讲评。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徐老师一个什么问题，他一时不能给予肯定答复，第二天上课前，一张白纸递给我，上面把答案写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听我父亲说，徐老师的儿子徐久久，后来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现在中国社科院任研究员。
我父亲当时也在这所中学任政治课老师，还兼任校教导主任。可能是与我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生有关。我父亲给我们班里教课并不多，印象中只是代过几次课。我们政治课主要是骆加林老师上的。我记得他有一次在课堂上表扬我，说我在厕所里解手时，也是在看书的。我至今还记得起，他当时说这些话时的神情和手势。可见中学老师的表扬作用之巨大也。
骆老师的板书和毛笔字都写得很漂亮。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飘逸”“灵动”，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书法之美。我记得当时有多位老师的字，写得都很好。学校里要张贴标语，书写多出自副校长楼梅春老师之手，字体严谨端庄，颇得柳体之真传；教物理课的吴圣明老师的字，刚健雄厚，似有颜体雍容大气之风范。可以这样说，我中学时代的老师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书法和板书也是可以这样来打动人的。
我的中学，学校不大，仅有一个很小的图书室。记得管理员是搞后勤的人兼职的，可能姓楼，叫什么名记不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有几套《十万个为什么》，封面黄黄的，上面设计了一些几何化学图形。直至前些年，我在书摊上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并非想收全，只是想收藏中学时代的一段回忆。可能因为我是教工子弟的缘故，每次去借图书，管理员都会私下里多借给我几本。当时作业并不多，空闲时间也有，加之我看书又比较快，不到两个星期，就会去图书室换书。每次，管理员都会朝我看看，并说上一句：“都看完了？”实际上，并不可能完全通读过。我看书一直有个习惯，凡自己感兴趣的，读得是比较仔细的，如不对自己口味的，就挑着看看，但一般都会浏览一下，心里在想，毕竟自己借来，不翻翻有点对不起放在我这里的两个星期时间。我现在读书也是这个德性，看来，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了。
说到书，我记得我班上有一位姓林的同学，高个子，头发自然卷，他经常会借给我一些平常难得看到的小说。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都是这位同学借我看的。记得为了一册《野火春风斗古城》，差一点让一位同学受处分。有一次，林同学借我这本小说，还没有看完就发现不见了。于是我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很策略，先在班上跟大家宣布，说是发现我的一本书不见了，请那一位同学主动放回我的位子上，可以不追究，如果明天还是发现没有放回原处，一旦查出，将严肃处理。果然，第二天我再到教室时，发现小说已经回到我的桌柜里了。当时，我对是谁拿了我的书，心里是有些数的。我还将怀疑对象向老师作了报告，因为这位同学平时就很喜欢我看的书，自己也经常有一些旧书拿给我看。当时，手里有几本旧小说，同学们眼里就会闪烁出羡慕的眼神。班主任的处理方式，不但帮我找回了丢失的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这位同学的面子。我现在还在想，这件事，对这位同学一定会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不知道，我这位老同学，如今是否还照样喜欢读书呢？
朱绍平，男，一九五九年三月出生，现任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大学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