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邓小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了。
有机构约我写写邓小平，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说史实，中央文献研究室，我的老东家，有许多专业人士，在这块地里深耕细作，不会留下什么空间。说观点，众多的专家学者也没有留下任何角落。但是，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位伟人，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上，我似乎也应当做些什么。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的十年里，我参与了不少与小平有关的文字和影视工作，例如，参与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出版，做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责任编辑，做十二集电视片《邓小平》的制片人，做邓林的《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摄影画册的编辑及展览策划等等。其中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当然，也许有些还不能说，都写出来也太长，所以，我先写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的故事。
似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一九八〇年九月，我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在刘少奇研究组一呆就是七年，开始是编辑《刘少奇选集》，之后是撰写《刘少奇年谱》。作为一个初入门者，这七年等于是在上学。
一九八七年四月，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文献出版社。记得批复的日期是四月十五日，签字批准的是邓力群，他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也分管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研究室抽调了秘书处的一位老处长李庚奇来筹办出版社，他是中央办公厅的老人，在周总理办公室长期工作，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他不知搭上了哪根神经，从文献研究室的近两百号人里，挑了我来帮他。
我那年三十五岁，现在看，三十五岁已经是老朽了，但是当时我还是懵懂青年，处在混沌状态，不知道自己能够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李庚奇找到我，没有做什么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就上了他的船了。不少熟人劝我不要去，认为是件前途未卜的事情，但是我却决心已定。
回头想也不意外，因为自己在刘少奇研究组做得有些倦了，希望换一个环境。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还是会老老实实在刘组呆着的。因为我曾经动过心去农村政策研究室，我认为那里更是改革的一线，不像文献研究室，是个故纸堆。我的组长姚力文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和农研室的杜润生、吴象等都熟，我希望他能够推荐我去，但是，被他轻描淡写地拒绝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这条船，当时还很不像样。
国家给了二十万元的开办费，在文献研究室院里的角落里找了几间房子，这条船起锚了。我和李庚奇招了几个人，第一年好像是八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做过出版。就是像那句话说的，只看过猪跑，没吃过猪肉。
不过，蹒跚上路也是上路。
出的第一本书是《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小册子，总共只有两个印张，但是开机就印了一百多万册，这本书赚了二十多万块钱，算是初战告捷吧。
而第一本有影响的奠定了出版社经济基础的是大型画册《邓小平》。
其实，这本画册在出版社没有成立时就开始编辑了，主要功臣是杨绍明。绍明是杨尚昆的公子，一九四二年出生的他当时只有四十五岁，他刚刚从新华社摄影部调到文献研究室，在邓小平研究组工作。那时的杨绍明，还有着青春活力，组里有同事搬家，我看他卖力地往五楼上扛家具，真的感动了好一会。当时邓组的组长汪作玲以及邓组的周立平、冷溶、龙平平等，都为这本画册出了不少力。
杨绍明因为和邓家关系密切，出入邓家如履平地，所以拍了许多邓小平的照片，编邓小平画册时，他提供的照片大都是非常生动的居家照片。后来跟他熟了，我开玩笑说，你的照片好不说明技术好，第一是你的相机好，第二是你有机会，第三是你洗照片不要钱。
一次他说，到小平家去，老爷子正在看报，脚丫光着放在凳子上。绍明取出相机，说老爷子照一张，小平说，那我得穿上袜子去，绍明连连摆手：不用不用，就这样好。于是留下了一个生动瞬间。
还有一次，他拍下了一张小平正在读书的照片，地点好像是北戴河。很多人知道这张照片，都说小平同志在认真学习。我问过绍明，老爷子看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古龙的武打小说。
很多照片很珍贵，有些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有些则展示了邓小平的家居生活。为了确保印刷质量，这本画册是在香港的凸版印刷制作的。邓小平在晚年时，曾经深情表示，希望到回归后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在十年前，他的许多照片就到了香港。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制作等手段，只能是用原图扫描，修版后再制版，随时要和原图比对，所以，这些照片的原版都运到了香港。很多是极珍贵的照片，工厂为了保证安全，特地在车间里焊了一个硕大的铁笼子，每天收工时，把照片都锁在这个铁笼子里。当然，工人们也都非常重视这本画册的制作。
一九八八年，杨绍明特意带我到香港看画册的印刷。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也算是第一次到境外，还领到了五百元置装费，到北京的红都做了一套西服。记得穿上这套西服到香港，杨绍明带我去光大，王光英见到我第一句话是：别看你穿了一套西服，一看你就是共产党的干部。
这本画册，是邓小平生前看过的唯一一本《邓小平画册》，这是毛毛拿着给他看的，我也见到他在这本画册上的签名，字体还是遒劲有力的。那时，他八十三岁。
画册非常精致，照片也非常精彩。但是，怎么把画册卖出去还能收回钱来呢？
一本大八开铜版纸画册，三百多个页码，要卖多少钱呢？当时，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亲自兼任出版社社长，一个正部级兼任一个正局级，也算是奇观。可是当时我们都不觉得怪。李琦可不是挂名的，为了定价，他和我们或者在机关开会，或者到人民出版社取经，用了整整九个半天。最后的定价是，平装本四十五元，精装本五十八元。在当时算是很高的定价了，可是，和成本相比，又很便宜，因为这本画册的成本也很高。
当然，主要原因是这本画册是由一个港商赞助印制的，我们不太考虑成本，所以拍脑瓜印了七万册。但是新华书店系统征订情况很不理想，我现在记得的数字是沈阳市新华书店第一批报数是六本。
当时犯愁啊，又是不断地开会想办法。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杨尚昆，他老人家当时不但管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而且主持军队工作。他说，不要急，我可以让军队腾仓库给你们。
可是，光有地方放也不行，还是要有人买才行。
我们分析，不是没人买，而是很多人不知道。当时图书发行的体制是只允许新华书店系统一家垄断发行，而由于种种因素，人找不到书和书找不到人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就出了一个怪招，就是找各省的省委办公厅系统帮助征订。现在看，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似乎有摊派和权力寻租的嫌疑。那时看，也是不对的，是没有遵守国家有关图书发行的规定。所以，新闻出版署的刘杲副署长后来曾经专门召见我，严肃批评中央文献出版社。不过，这时候我们的画册全卖完了，甚至还加印了两批。
这就是那个怪招的作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没有腿的单位，不像中组部、中宣部甚至党史研究室，一直到县都有相应的单位，而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于是我们只能找各个省委的办公厅系统。当时我算是出版社领导层里最年轻的，正好是冬天，我自告奋勇，说，我去最冷的地方吧，就去了东三省。我那时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副主任也是刚刚提拔不久，因为我一直算是研究人员，没有行政职务。不过，临出发前，李琦同志找到我，说，你这次出去，为了方便工作，就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回来再办正式手续。我有点发愣，从一般干部，到副处、正处，好像只用了一年时间，是不是太快了？
不过，还是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北，做好了挨冻的准备，穿了一件海军的蓝色人字呢大衣，里面满是羊毛的那种，省委的同志又不认识我，所以从辽宁到吉林，从吉林到黑龙江传递的信息都是，接一个穿皮大衣的人，似乎成了接头暗号。
成果是非常显著的，我去的东三省一共卖出了七万册邓小平画册，也就是说，第一批印刷的画册都卖光了，就在这三个省。
当然，我喝了太多的酒！
从此后，我有了一大批的东北朋友，友谊延续到了现在。几年前，我和太太去参加亚布力论坛，回来时到哈尔滨绕了一下，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前后六任处长都出来请我吃饭，郑兴汉、王普庆、王润增、张伟、于佩常、刘善琦等等，我太熟悉的名字此刻都到了我的脑子里。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是很大的领导了，见面还是亲的不行，似乎从来没分开过。太太悄悄问我，他们怎么都对你这么好？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不能一下子答上来。
广东也是一个重要的地区。画册在香港印制，广州成了画册发运的集散地。在广州军区支持下，我带了几个人，在三寓宾馆住了二十多天，往各地发运画册，省委办公厅的李万国、朱固志、曾小仕等忙前忙后地帮助我们。闲下来就骑个自行车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转，那一段时间，把广州的路算是认熟了。有一天，我们突发奇想，听说深圳在建设特区，热闹得很，我们应当抽空去看看。怎么去呢？也是想了一个怪招，给深圳市委打电话，说我们印了一本邓小平画册，想给李灏同志送去看看。李灏是那时的市委书记，其实他也是我中学同学李绗的父亲。结果深圳方面回话很欢迎。于是我们乘火车到了深圳，市接待办副主任张国英和接待员李广建亲自到车站接我们。那时的深圳火车站，似乎还是一个工地，整个深圳，也是一个工地。现在我常常到深圳，看到今天的高楼林立，繁荣发达，总是想起一九八八年底的深圳。
时间流走了，城市变样了，我和张国英的友谊，却延续到了现在。
几次加印，《邓小平画册》一共印刷了十二万册，也给中央文献出版社带来了极好的经济效益。杨绍明力主把港商资助的经费还了回去，还在香港买了一辆三十座的考斯特，一辆丰田面包车，草创阶段的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下子鸟枪换炮了。
遗憾的是，我手头现在一本邓小平画册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