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这一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出了一本《毛泽东画册》，是周恩来诞辰九十五周年，我们出了一本《周恩来画册》，同时还出版了一本《邓小平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几本书，影响都非常大，同时经济效益也非常好。
但是，这一年最有影响的书是《我的父亲邓小平》。
记得是春天，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找到我，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写了一本他父亲的传记，希望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李琦对我加重语气说，这本书，你谁也不要给，你自己来做责任编辑。我当然知道这是李琦同志的好意，他希望我能够做好这本书，在自己的履历上增加些光彩。但是，我当时在负责中央文献出版社的行政和经营，实在没有时间。再就是，说句良心话，我的水平也不够。
好在这本书的分量，李琦心里清楚，他指定了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力平同志负责审读。力平是位老同志，有水平，为人谦和，很有威望。为了保险，我还找了一位特约编辑，就是邓小平研究组的冷溶，现在，冷溶已经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把手了。
这件事确定下来后，毛毛派来了她的一个朋友算是联系人。说来也巧，这位联系人叫丛军，但是我记得她叫陈姗姗，她是我在北外附校的学姐，我进入北外附校读初一英语班时，她是初三英语班，我还记得她。那时，她常常穿一身洗得掉了颜色的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圆脸戴眼镜，短发齐耳。有她来做我和毛毛之间的联系人，我感觉到轻松很多。
丛军和我联系上不久，就送了我一本厚厚的英文书，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虹》，我说，我怎么看得了英文原著？她看看我，说，外语附校白上了？她哪里知道，我在外语附校上过学不假，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学业，我就当兵去了，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
这算是个插曲。
其实，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是文字的修订，史实的核对等，常规操作，无非是因为这本书太重要了，我们格外重视而已。而这本书的底子非常好，毛毛的文笔好，也用了心，所以，编辑起来非常顺利。
值得记录的是一些花絮。
先是书名。开始一直定不下来，我建议就叫《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其实也同意，而且她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还有些顾虑。一次，站在李琦同志的办公室门口，毛毛问我，要是我的哥哥姐姐们说，怎么是你的父亲呢？是我们的父亲，怎么办？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也可以说，我的父亲邓小平，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
书名就这么定下来了。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张锡媛，死于难产；第二任妻子是金维映，离异后改嫁李维汉。第三任妻子是卓琳。这几次婚姻，在这本书上都有记载。因为金维映后来去了苏联，留下的资料很少，所以，有一天毛毛给我一张照片，很高兴地说，从金维映的家乡浙江找到一张她的照片，可以放在书上。照片很小，但是可以看出来，还是很漂亮的。过了一天，毛毛找我，说是要把照片收回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要是李铁映来问我，为什么把我妈妈的照片放在你爸爸的书上，我怎么回答？
毛毛是个幽默的人，好开玩笑，但是这次，她似乎开玩笑，说得又很认真。
《我的父亲邓小平》是一九九三年的九月出版的，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发式，叶帅、罗帅等许多开国元勋的遗孀和后人都到了现场，小平的家人也都来了。记得一个细节：一个司机拿着一本书找卓琳签字，卓琳接过书和笔，一面说：“就我这笔猪字”，一面爽快地签了字。我看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一个司机这样无距离地说话，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这本书特别的火爆，很多书商拿着钱等在出版社，读者们等在书店，很快就开机印了百万册。这时候，盗版出现了。
说起来很戏剧性。当时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山东荣成买了一块地盖度假村，我和附近的一家小印刷厂的人认识了，这家厂知道我在做这本书，就打电话给我，希望分印，我一口拒绝了，说，你们那么小的一个厂，怎么能够印这么重要的书呢？没想到过几天他们又来了电话，说，你不让我们印，我们旁边有一个厂，比我们还小呢，也在印这本书！我说，不可能，你去他们厂里拿印好的封面给我寄过来！很快，我收到了这家印刷厂盗印的封面。这属于抓了现行。
其实，当时盗印这本书的厂家不少，我收集了十几个版本的盗版书，山东这家厂是运气太差，撞到了枪口上。
我们决定打官司，毛毛还给我写了一个授权，授权我代表她来处理类似的事情。山东的案子因为很清楚，很快结案，印刷厂赔了六万块钱，毛毛把这笔钱捐给了青基会，并指定说要给沂蒙山区的贫困学生。余下的案子，毛毛表示不要再追究了，她觉得，自己和那些盗版的小印刷厂去打官司，总有一点倚强凌弱的感觉。她说，我们打一个官司，表示我们对盗版的反对，就行了，不再去纠缠这个事情了。
站在毛毛的角度看，这也是有道理的。
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专门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来采访了我，就是谈这本书的盗版。记得播出的第二天，我到商务部去拜访当时的部长吴仪，谈十二集电视片《邓小平》的拍摄，吴仪见到我第一句话居然是：我见过你！把我说愣了。她接着说，昨天晚上的《焦点访谈》！
我才知道，居然我这么容易被人记住。
这本书在海外也引起极大的关注。中央文献出版社是取得了中文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的版权，繁体字版先后在台湾和香港出版，都有点戏剧性。
台湾地球出版社的老板叫魏成光，这是个很有魄力的人。他在台北重庆路上有很大的书店，他在书店里准备了许多带轱辘的大袋子，买书多的人他就发一个大袋子，书也是极便宜，似乎同行们颇有微词。这个不说它，他听说了这本书，就到了北京，找到中央文献出版社一问，我去了香港，他转身就到了香港，找到我，这个精神就感动了我。后来，他得到了这本书的台湾版权，第一版印了五万册，在台湾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记得当时台湾的领导人李登辉还因此接见过魏成光。不过，据说魏老板的生意后来没有做好，祝愿他早日恢复元气。
香港的版本给了三联书店。当时三联的负责人叫赵斌，原来是上海市出版局的领导。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底细，以为是个港人，要当外宾对待。所以，他到北京来，毛毛和丛军都出面了，穿的要比一般情况正式，特别是穿凉鞋还穿上了袜子，而平时她们是光脚穿凉鞋的。没想到一见赵斌大呼后悔，这位来自香港的赵总剃着平头，脚蹬一双解放球鞋，就算放在大陆，也不算是洋派人。毛毛说，早知道，我们还穿袜子干什么！
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几个有心人的关注，他们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几位著名电视人，刘孝礼、汪恒、张华等，他们敏锐地感到，应当拍一部电视片《邓小平》，而这个时候，他们正在为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拍摄十二集纪录片《毛泽东》。他们觉得，应当以这本书为蓝本，也拍摄一部十二集电视片。
这样，一个新的任务，又摆在我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