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小平》出版后，央视军事部的汪恒和张华找到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十二集的纪录片《邓小平》。这时，中央文献出版社已经做得风生水起，除了出版图书，我还力主成立了一个音像制作中心，当时，这个执照还是不好拿的。没想到的是，这个音像中心一成立，就来了一个大活儿。
记得和央视的第一次交流是在梅地亚中心，我是和音像中心的主任张宁一起去的。这时，我已经是出版社的副社长了，当时还是很年轻的司局级干部，颇有些踌躇满志。
因为是意向，所以没有费多少口舌，反正要经过文献研究室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而且我知道，央视军事部是国内顶尖的纪录片拍摄机构，他们制作的《望长城》和《毛泽东》，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我当时只是有一点点担心，按照惯例，尚在世的领导人没有拍摄纪录片的先例，这也许是一个难关。当然，主要的还要经过家属同意。
那次沟通，印象深的是汪恒开车送我们，那是一辆米色的丰田旅行轿车，羡慕得我不行，心想，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样一辆车啊！其实，那时中央文献出版社已经有了一辆桑塔纳轿车，算是很不错的了，只是人心总是有点贪。
要做这件事情，首先要家属首肯。恰好这时候《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还在收尾阶段，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当时她大名还是萧榕，这个名字，是她在驻美使馆工作时用的，那时还常有接触，就找了一个机会和她探讨这件事情。没想到，她没有反对。算是过了一关。
其次，还要有钱，谁来出这个拍摄费用呢？央视军事部似乎胸有成竹，他们说，有一个朋友在做生意，他们愿意出钱。是谁呢？
这天，刘孝礼主任和张华约了一个饭局，在首都宾馆的日本料理，我见到了刘长乐和崔强。原来，军事部说的出钱的人就是刘长乐。
刘长乐和崔强都是一九五一年生，都是身材魁梧的汉子，军旅生涯的痕迹还很重。他们原本就是当兵的，在部队的最后工作岗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这个部门和央视军事部算是兄弟单位，都隶属于总政，所以他们和刘孝礼很熟。转业下海后，刘长乐在香港注册了一个乐天发展有限公司，拍摄《邓小平》，就是由这个公司来出钱。预计是投一千万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当时，刘长乐的公司就在首都宾馆旁边的紫金宾馆租了一座小楼办公，没有想到的是，从这次见面开始，我和刘长乐、崔强整整打了十年的交道，从一起拍《邓小平》，到后来我加盟凤凰卫视，成了刘长乐麾下一员。从做柯受良“飞跃黄河”的现场总指挥开始，到负责凤凰卫视的国内公关，到创办《凤凰周刊》，再到管理凤凰网，我在凤凰卫视呆了七年。
有了小平家属的态度，又有了钱，我向文献研究室领导汇报的腰杆就硬了。
很快就和广电部达成了协议，成立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广播电影电视部两家合作的《邓小平》摄制组，当然，主导权在文献这边。具体的分工是这样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这边的领导是主任逄先知亲自抓，主创人员主要是邓组，总撰稿明确了是冷溶和陈晋，我是制片人。央视那边由副台长沈纪负责，总编导是刘孝礼，执行总编导是汪恒，制片人是李东生，就是最后岗位是中宣部副部长的那位。当时我对他印象很好，豪爽、仗义，酒品好，怎么也没料到他最后的结局。
香港乐天公司是出资方，总制片人是刘长乐，制片人是崔强。
三方组成了一个摄制组，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
只是有一句话，我当时没有在意，后来铸成了一个错误，不大，也不小。
大逄，这是我们平常对逄先知的称呼，因为他个子大，当然，也是一种尊称，因为他做过毛泽东的秘书，文革中在秦城监狱住了八年，是个有水平也正派的领导。他对我说，向关根同志汇报过了，他同意，只是不要张扬，要悄悄地进行。
我没有非常重视这句话。
一九九四年的一月四日到五日，春节前的北京很冷了，但是《邓小平》剧组却热得很，主创人员集中在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培训中心里，进行了两天的讨论，主要是研究架构，讨论重点，并且分工。参与撰稿人员都是了解邓小平又对中共党史有研究的人，而编导则是在军队系统调集的一流人才。
我现在手里还保存着当年的文件，在拍摄初步构想中，有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创作时，我们特别突出表现了毛的个人特征，而《邓小平》创作则要以邓的政治生涯为主要创作线索。如果说毛使中华民族摆脱苦难，邓则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邓的探索和其思想的发展将是我们重点要反映的，要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深刻的阐述和表现。”
“邓在早期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东西方的文明造就了这一伟人。因此，要着眼于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也属于整个世界。”
《邓小平》这部纪录片，后来也是按照这个基调拍摄的。
至于拍摄人员，当时安排了武警部队的褚嘉骅、济南军区的徐海婴和央视的陈晓卿、华越、张华等人。
拍摄的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先是调人。军队的人好办，拍邓小平，这是大事，军队的组织系统一说就可以，就是调赵群力费了些劲。
赵群力那时是甘肃电视台副台长，他也是刘长乐的发小，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国内顶尖的航拍高手。我还是靠着当年发行《邓小平画册》时和甘肃省委办公厅结下的交情，通过他们找了省委宣传部长，把一个省台副台长愣是调到《邓小平》剧组当了一个航拍摄像。
群力这个人，身上很多故事。平时，他对很多事情都不在意，你和他说什么，哪怕是很重要的事情，他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但是只要一说到航拍，一说到飞机，他的眼睛立刻就放出光来。记得拍摄百色起义这段时，在百色当地的一个硕大的山洞里，群力开着飞机拍摄，结果出了事故，好在有惊无险。但是，当时我们心里就隐隐有这样的想法，按照群力这个一上天就忘了自己的做派，他早晚要出问题在航拍上。果然，后来他在浙江温州航拍时，飞机刮在山上的一根高压线上，他牺牲了。
这是后话了。
除了调人，还有前期的物质准备。刘长乐利用香港公司的优势，从海外进口了一批二手车，我到海关总署办理了海关监管的手续，就是为拍摄而进口，但是拍摄完毕再退回海外。那时候正好我和海关总署因为邓小平画册的海外事宜有一些联系，事情办得也顺利。
剧组的办公地点就在北极寺干休所租了一套军职房。别的印象不深了，唯有那一大堆的方便面，和满屋子弥漫着的方便面味道，似乎还在我脑子里。
拍摄这部片子时，我还有一个任务是协调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的关系。
这两个单位，都是大牌，但是性质不一样。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的一个部级单位，权威、严肃，正襟危坐，工作人员大都一板一眼地工作和生活。而中央电视台，是顶级的新闻单位，也是个副部级，而编导人员多了一些开放和灵动。两批人在一个锅里抡马勺，难免磕磕碰碰。但是，拍摄过程中，总算是没有大的矛盾。
去年，是《邓小平》剧组成立二十周年，我请当年的创作人员到杉园共识堂小聚，二十年的光阴，足以把白发染黑，当年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相会，还是说不出的激动。尤其让我震惊的是，张华居然从包里摸出了一枚铜章，正是当年摄制组的公章，他居然保存了下来。
我对张华说，这是可以进博物馆的啊！
这枚图章，勾起我的一段回想。
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大逄叮嘱的那句话引发的问题。
一九九四年春节前，邓小平剧组完成了拍摄提纲的创作，准备先给小平家属看。我给毛毛打电话约时间，她说，他们都在陪老爷子在上海过年，约我们到上海面谈。她说，我和上海市委打招呼，他们会关照你们的。
我们为了郑重，特别准备了剧组介绍信，盖的就是张华保存的那枚铜章，还印了名片。到了上海，果真收到了热情接待，我们也认真地呈上了介绍信和名片。接下来就是见毛毛，给她邓小平纪录片的拍摄提纲。毛毛说，晚上请你们吃大闸蟹吧，也不用上饭店，省点钱，就到朋友的公司去吃。
那天晚饭，我用力吃了三只大闸蟹，因为剧组进展还顺利，似乎要奖赏一下自己。
乐极生悲就是这个道理。回到北京，大逄找我，批评说，你们怎么搞得，不是说要低调，悄悄拍摄吗？怎么你们又是介绍信又是名片的！原来，我们给上海市委的介绍信和名片都到了丁关根的手里。他们也没有恶意，只是询问，中央知道这件事情吗？
关根同志也不高兴了，追问下来。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小平年事已高，他的健康会影响国内甚至国际的形势，也会影响股市。而大张旗鼓地拍摄他的传记纪录片，也许会引起不好的联想。
只是，我想不出来，又要拍片子，又不能声张，怎么做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钱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把过程再次原原本本向大逄汇报了，也汇报了刘长乐的身份背景，大逄倒是表示了解和理解，但是他告诉我，关根同志说了这样一句话：拍邓小平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中央电视台拿不出钱来吗？
重新落实经费，又要处理前面遗留的问题，比如，怎么解决刘长乐公司的前期投入？后来，明确了把《邓小平》的海外版权给了刘长乐的公司。其实，这个时候，刘长乐已经萌生了自己办一个电视台的想法，凤凰卫视的孕育，应当就在此时。
剧组几乎停工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是煎熬。
这之后不久，因为种种原因，我不再参与《邓小平》剧组的管理，不过这个时候，拍摄也走上了轨道。
在后来，我加入了凤凰卫视，只是远远地关注《邓小平》的创作。其实拍摄早已基本完成，就是等待播出的时机。
十二集纪录片《邓小平》的播出，大约是在邓小平去世前一个多月，那时候，我正在筹备柯受良驾车飞跃黄河的活动，每天都在不停地奔波和忙乱之中，我只是知道，演职员名单里已经没有了我的名字，倒是给我发了一笔稿费。
多少钱呢？两千元。
不过，拍摄邓小平纪录片的经历，价值超过两个亿也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