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我离开了工作了十六年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加盟凤凰卫视。
在凤凰卫视，我做的第一个活儿，是组织飞跃黄河。这是台湾艺人柯受良当年在香港回归前的一次壮举。从这时开始，我全部精力都投在初期的凤凰卫视。
说实在的，我再也没想过，今生还会和出版有关邓小平的图书搭上关系，因为，毕竟离开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成了一个电视人。
可是，邓小平逝世后，他的长女邓林要出版一本摄影画册，找到了凤凰卫视，希望得到凤凰卫视的帮助。这个活儿，似乎很自然地归了我。道理很简单，我搞过出版，我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了解邓小平。
邓林是邓家的“政协主席”，这是开玩笑，邓家几个孩子里，如果说邓榕是“外交部长”，因为她擅于对外交往，那邓林的特点就是低调，不太过问政治，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有点像民主党派。
邓林出生在战争年代，小时候在幼儿园没有得到很好照料而得了重病，留下了后遗症，上学时不能集中精力，所以，她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时，常常趴在桌子上睡觉，于是就改行学了绘画。会画画的邓林自然也爱摄影，于是，给父亲拍了很多照片。
邓林爱摄影，我也跟着沾过光。记得我的第一台数码相机就是邓林在香港买了送给我的，那时还是稀罕物件，只有区区二百万像素，而且很少有配套的软件，哪像现在，胶卷照相机早就被打败了。
这算是分了一个岔。
邓林为了编这本画册，特别找了她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的同学陈莲来帮她。陈莲大姐已经退休了，几乎是全部精力来做这件事情。她是个非常热心也是非常细心的人，细心到了有时候我觉得是多此一举的地步。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灯市口的皇冠假日，这儿的老板也是邓林的朋友，借了房子给我们用，一大堆照片摆在两张单人床上，我们就在这照片的宝库里逡巡。
这本画册编辑不是那么复杂，无非就是挑照片。而且，因为是从女儿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家居生活的照片为主，当然这也是一般老百姓最喜欢看的。我们的工作，是协助邓林选照片，再就是写图说，帮助邓林完成一篇怀念文章。这本画册的装帧设计我请了吕敬人先生，他是非常著名的书籍装帧专家，也是我很多年的合作者。
画册的编辑进展很顺利，很快，一本厚厚的由白色牛油纸作外封的一本精美画册就问世了。影响当然不能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第一本邓小平画册相比，但是，因为是女儿的视角，多了许多亲情。这本画册很受欢迎，成了许多人的珍藏。
从这些照片，到那篇让人动容的文章，都凝聚着邓林大姐的心血和深情。
真正费了些功夫的是画册出版以后的图片展览。
展览的名字与画册相同，第一场展览选在了北京，在邓公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地点在军事博物馆。因为是第一次办这个展览，没有什么经验，还是费了一些周折。
首先是资金问题，时间很紧，不知道能不能拉到赞助，但是，一周年这个时间点又不能错过，当时，凤凰卫视决定以神州电视有限公司的名义来主办这次展览，也做好了没有赞助就自己全部承担的准备。作为我这个直接负责人来说，这当然不算光彩，因为毕竟凤凰卫视也是刚刚创办不久，资金也很紧张。不过，吉人天相，展览开幕前两天，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联通决定赞助三十万元，让我松了一口气。主要的推动者是中国联通市场部的李戈美，她是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孙女，这样一种身份，当然她懂得，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赞助，而是表达对邓公的崇敬。
开幕这天，来了很多人。记得当时邓公生前的保健护士也来了，站在有她的一张照片前很久。居然还被认出来了，许多人围着她，希望听她讲故事，久久不肯离去。
邓家三个姐妹都来了，毛毛的婆婆也来了。我早就听说过老太太，知道是口碑极佳的人。在贵宾室里，毛毛特意向老太太介绍我，说，这是周志兴，咱家的好多事情都是他帮着做的。
有了这句话，我所有的辛苦和难处，都一风吹走了。
这个展览，后来去过很多地方。除了北京以外，上海、深圳、成都、南京、银川、福州、海口、香港、澳门等城市都去了。
印象深的有这样几个地方。
香港是印象深刻的地方，但展览期间其实我没有去。我到香港做的准备工作。陈莲大姐介绍了一个香港的公关公司，现在我还记得负责的小姐叫刘懿伦，我和他们开了好几轮会，把时间敲定在“七一”，香港回归纪念日，地点定在香港会展中心。我也去看了场地，并且订好了六月三十日陪邓林到香港的机票。
结果出事了。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公司同事一起到首都体育馆的篮球馆打球，正好碰上了北京电视台的一批年轻人，就说打个比赛吧！结果没有多久，我就觉得有人在后面踢了我的脚跟一下，结果是跟腱断了。于是马上到医院，动了手术，打了石膏，躺倒在病床上。但是，香港展览在即，我是实际的操作者，我不在怎么办？邓林和陈莲两位大姐都十分体谅我，他们说，不着急，你就电话遥控吧！其实也说不上遥控，正好香港有对接的公关公司，前期准备都做好了，而陈莲大姐也是十分能干的人，所以，没出什么纰漏。只是我，退了机票，在医院躺了很多天。出院的时候，邓林大姐还专门给我送来了一个轮椅。
光是躺着也不行啊，还有很多事情。展览接下来要去上海，这是重要一站。
上海是个办事认真的地方。记得还在这个展览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时候，上海市委外宣办的主任焦杨和处长王建军专程到北京，商量这个展览到上海的事情。很多地方的承办者是大而化之地拍胸脯，真做起来往往不尽人意，而上海这两位干练女性，和我沟通的时间很长，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还签了一个非常认真的合同。弄得我有点心里起急，觉得怎么这么啰嗦！
展览是定在了七月份，具体日子不记得了，记得我的腿上还打着绷带，是拄着拐到的上海。在上海，安排我们参观上海大剧院，正门口的台阶很高很高，我拄着拐望而生畏。这时，听到接待的上海方面有人冒出这么一句：看，邓朴方那儿还派了一个人来！快领他到后面坐电梯上去。
原来我不知不觉加入了残疾人协会。
在上海的展览非常成功，或者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当时上海的领导人黄菊、徐匡迪等都参加了开幕式的展览，参观的人也非常多，气氛热烈。这时候我想到了当初和焦杨、王建军两位领导的谈判，又一次印证了这个说法：和上海人谈判很费时间，但是，上海人执行合同最认真。
展览到了深圳的时候，安排在关山月美术馆。当时深圳文化局的副局长董小明是邓林的大学同学，也是学美术的，有了内线，事情就简单很多。印象深刻的是开幕那天闭馆后，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来看展览，没有几个人随从，他很认真地一张一张照片看过去，还不时问邓林某一张照片的内容。看过展览后，张书记请邓林和我们几个一起吃饭。后来他主政山东，又到了天津，成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每当看到他的名字，我总是想到关山月美术馆的一幕。
在我的经历中，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做了一些事情，回过头来想想，也许遇到过一些困难，也努力过，但是我得到的远远多于付出的。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邓公的历史，通过了解一位伟人，懂得一段中国现代历史，同时，也懂得中国过去道路的曲折和将来的坎坷。当然，也知道了自己的脚步将如何迈出。
我将终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