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前夜
这是始终留在我脑海中的一个时刻，是在飞越黄河的日子里。
我不是说柯受良驾驶三菱汽车飞过黄河壶口瀑布那一瞬间，这种经典镜头，会永远定格在亿万人的记忆里。
我是说在那前一天，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其实这么说也不准确，准确地说，是在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深夜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凌晨。
那时，我在壶口边的一个宾馆二楼会议室里，和凤凰卫视的常务副总裁崔强、中文台台长王纪言，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导演张晓海等人正在研究第二天的安排。突然，我们似乎同时感到了有什么不妥。是什么呢，又一时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心里惴惴不安。大家看表，时针指向了深夜十二时。屋里一时静了下来，只听见宾馆外汽车隆隆驶过的声音，当然，还夹杂着追星族们“刘德华”、“张学友”的喊声。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汽车，过了一晚上汽车！”是啊，过了那么久的汽车，壶口边聚集了多少人了！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冲出宾馆。
宾馆外围着热心的歌迷，他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知道刘德华、张学友、吴佳丽等香港明星来了，也知道那英、殷秀梅等大陆明星来了，在壶口，这是一件大事情。
好不容易挤出人群，抓了一辆车，向瀑布开去。
宾馆离瀑布并不远，大约两公里左右。然而黄河边的这两公里路，却是弯弯曲曲。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排满了汽车。有小轿车，有面包车，有大轿车，甚至还有拖拉机，浩浩荡荡，排成了一字长蛇阵。马达声、喇叭声、人的喊叫声，汇成一首不和谐的交响曲，在黄河边演奏。更要命的是进入壶口风景区的山西一侧只有这一条路，路口处，风景区管理局还派了人，逐辆车清点人数，收门票，收停车费。天哪，后面要堵上多少车！到明天天亮，要有几千辆车塞在山路上，非出大乱子不可。
黄河的西岸，是陕西省的宜川县。夜色中，看不清对岸的情况，肯定路上也爬行着数不清的汽车，因为车灯在闪闪烁烁。
到了壶口瀑布附近，更使我们目瞪口呆。已经有数不清的汽车停在河滩上，数不清的人摆开在河滩过夜的架势。
真是估计不足！我在心里暗暗说。在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典型的穷乡僻壤，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一夜之间涌到这河滩上呢！明天，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
我们在瀑布边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真有点打仗的味道，没人长篇大论，没人务虚，都是一句顶一句。首先是把路口的关卡打开，不再收费，让车畅通无阻。我们算了一下，十秒钟进一部车，一小时是三百六十部车，从现在起到明天十点，还有九个小时，能进三千多部车。不收费可能在经济上有损失，但在安全上，压力轻多了。其次，这么多人挤在河滩上，万一有人掉到黄河里怎么办？所以当机立断，连夜在河滩上做几排铁栏杆，把观众控制在几个固定的区域里。
瀑布还在我们身边吼叫，星星还在我们头顶闪耀。壶口这地方，没有什么污染，空气特别清新，抬头望去，繁星点点，在城市是绝对看不见的。但我们确实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是用一颗颤抖的心，等待着天明。
太阳到时候肯定是要升起来的。
主角登场
飞越黄河，作为一九九七年的一件大事，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在飞越成功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曾经问过许多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问他们看过飞越黄河吗？得到的回答都是看过，而且印象极深。据飞黄的现场总导演张晓海说，电视转播的收视率超过了春节晚会。直到不久前，我遇到了一个在电视行业的美国朋友，说起飞越黄河来，仍十分激动。他说，当时他在澳洲看到这一壮举，认为是他所看到的最好的电视节目之一，他还专门录了下来，寄到美国去给他的父母看。
但是在一九九六年秋天凤凰卫视开始操作此事时，并没有想到活动会有如此规模。
飞越黄河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一九九二年十月，台湾特技演员柯受良在北京附近，驾驶摩托车越过了金山岭长城。飞越完成后，有记者问柯受良：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柯受良头上戴着花环，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随口答道：黄河。
当时是随口一答，但事后却记在了心里。在之后的几年里，柯受良真的把飞越黄河当成了一件大事。他带着一批人，几次到黄河边考察，最后确定的飞越地点是壶口。我手里还保存着一份山西省旅游局给山西省副省长刘泽民的文件，时间是一九九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题目是：“关于‘亚洲第一飞人柯受良’跨越黄河事宜的报告”。报告写道：“近日，台湾著名电影导演、‘特技王’柯受良先生到太原，就他本人于一九九六年十月飞越吉县黄河壶口瀑布的大型活动至函省旅游局，与省旅游局就活动的有关事项进行了会谈。”
刘泽民副省长的批示十分明确：“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请省旅游局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大力支持，一定办好。”
山西省表示了积极的态度，甚至也开了新闻发布会，全国许多报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然而，操作起来却不容易。资金从什么地方来？怎么宣传？飞越跑道由谁搭建？安全问题怎么解决？一连串的问号堆在柯受良面前。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飞越黄河的两个主角：柯受良和壶口瀑布。
柯受良一九五三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三岁时到台湾，但也是一直生活在渔村里。这个渔民的儿子直到十六岁时才到台北闯天下，开始是干粗活，洗车、搬运。大概是在这期间学了些武术，后来有机会进入电影界，当武师，当武术指导。二十岁时，他在台湾当了兵，就驻扎在金门，与大陆隔海相望。退役后，他重回影圈，既当演员，也搞特技。一九八〇年，他主演了影片《泥鳅过海》。而真正出名是在一九八二年，柯受良首次到香港，为影片《最佳拍档》作特技。当他驾驶摩托车从一栋商业大厦的三层破窗而出，飞降地面的时候，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甚至连一些外籍特技演员都认定这“绝无可能”。柯受良从此开始引人注目。就在这一年，柯受良又有惊人之举，他在台湾驾跑车飞越了近四十五米宽的峡谷，在港台电影圈里得到了“柯大胆”的称号。不久，柯受良到南斯拉夫，在影片《龙兄鼠弟》的拍摄中，驾驶超级跑车飞越了一条车辆穿梭的高速公路，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特技人的实力。一九八六年，柯受良开始到香港做电影导演，处女作为《壮志豪情》，接着还有《咖喱辣椒》、《亚飞与亚基》、《战龙在野》、《正牌韦小宝之奉旨勾女》、《芝士火腿》等。
柯受良长得比较黑，个子也比较小，所以，得了个昵称“小黑子”。
再一个主角就是壶口。
壶口位于黄河的山西陕西交界处。黄河在滚滚东流的同时，曲曲折折地时而向南，时而向北。在流经晋陕峡谷时，正好是由东向南拐了一个弯。大自然在这里奉献了一个奇观：四百余米宽的浩瀚水面在两面山势夹击下，骤然收成一束，倾入宽约五十米，高差三十余米的石槽中，成为声形粗犷、气势壮观的黄色瀑布，在瀑布轰然而下时，激起五十多米高的水雾。如此壮观，被古人称之为“千里黄河一壶收”。
柯受良不知多少次站在瀑布前，他是默默的，而瀑布是咆哮的，似万马奔腾。默默的人要越过奔腾的水，是要越过一道常人难以想象的难关。
柯受良是条汉子，他下了决心的事，就义无反顾。他放弃了在电影圈的活动，放弃了其他生意，甚至卖了房产，把资金集中起来，还专门注册了一个“飞越黄河有限公司”。但柯受良也是常人，在困难面前，他也急躁，也发火，也曾经打过退堂鼓。据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台北的小酒馆里，常常出现小黑子喝闷酒的场景。那不是演戏，而是为了那困难重重的飞越。
也就是说，两个主角出场了，戏还是演不起来。这时，第三位主角登场了。
这个主角就是凤凰卫视。
那时说凤凰卫视，指的就是凤凰卫视中文台，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开播，就是说，当一九九六年的夏秋之交，柯受良在飞越黄河的筹备中举步维艰时，凤凰卫视刚满半岁。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凤凰卫视真有股不怕虎的劲头，硬是把这么一副担子挑了起来。现在回过头去想，如果经历过后仍能选择，恐怕要犹豫再三了。飞越过后，我的同事也是飞越黄河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的刘庆东把飞越黄河的工作证珍藏起来，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把它挂在墙上，遇到困难就看看它，飞越黄河都过来了，我们还有克服不了的难处吗？
说这句话时，他的神情是认真的。
世界上的事情，在很多时候是偶然因素起作用。
柯受良在北京有两个朋友，北京赛特文化公司的董事长宗璐璐和总经理王彦军。这个宗璐璐的老公，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雪冰，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行长，而王彦军是宗璐璐的发小，王雪冰被“双规”后，他也在监狱里蹲了一阵。王彦军因为长得黑，有个绰号叫“黑子”。这个黑子在北京的文化圈里，颇有点名气。柯受良没想到，通过多年前结识的这两个朋友，认识了凤凰卫视的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
至于刘长乐，说起来有不少内容，但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只要知道这是个有魄力、有能力，想为国家做大事的人就可以了。至于凤凰卫视，由于刚开台，资金又有限，正好需要一个有大影响的活动来提高知名度。
在某种意义上说，柯受良是幸运的，在他走投无路时，遇到了凤凰卫视，遇到了刘长乐，想做事的和要做事的双方又是一拍即合。
经过不长时间的研究，一九九六年的十一月九日，在北京的梅地亚宾馆，凤凰卫视的广告招商会上，凤凰卫视、赛特文化发展公司和柯受良正式签订了合约。
合约的其他内容现在看已无关紧要了，但要紧的几条可以记述于下：
飞越黄河活动的内容为：由柯受良先生驾驶汽车从黄河的一岸飞越至另一岸。
飞越黄河活动时间为一九九七年五月底、六月初。
飞越黄河活动地点定为山西省与陕西省交界处黄河壶口瀑布。
甲方（凤凰卫视）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承担提供全部资金，作为本次飞越黄河活动的活动资金。
今天看来，这份合约文字很不讲究，条文也很粗，可见当时的仓促。但合约的签订，使柯受良激动万分。当天，他驾驶一辆摩托车，在梅地亚的演示厅里为观众表演了特技。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凤凰卫视救了我的命！
他把飞越黄河看成了他的生命！
其实，对于凤凰卫视来说，又何尝不是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一搏呢！
上山西
在叙述这一段之前，该说说我自己了。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刚刚离开我的老单位中央文献出版社不久，正无所事事，在帮国家旅游局的国内旅游协会编一套旅游方面的丛书。十一月七日，凤凰卫视的创办元老，常务副总裁崔强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到凤凰会馆来，有重要事情。
崔强为什么会找到我，说来又是一段故事。应当是另一个章节的内容，这里简单一说。
我在中央文献出版社任副社长时，做了当时名噪一时的一本书《我的父亲邓小平》的责任编辑，因为当时十二集纪录片《毛泽东》广受好评，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主任刘效礼和汪恒找到我，希望合作一部十二集的纪录片《邓小平》，他们推荐的投资方，就是刘长乐的香港乐天公司。这时是一九九三年，还没有凤凰卫视。崔强是刘长乐的属下，他和我作为这部片子的制片人，在一个锅里吃了几个月的饭，合作得不错，也结下了友谊。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乐天公司退出，由中央电视台继续投资完成此片，其中的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算是个枝杈吧，打住，接着往下。
到了凤凰会馆，才知道刘长乐总裁叫我帮助组织飞越黄河的活动，并马上参加了第一次办公室会议，一头雾水的我被委任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我得到的指示是：由于凤凰卫视原有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摊事情，所以，你是专职的。
在凤凰卫视工作久了，我才知道，这就是凤凰风格，没有什么长时间酝酿，也没有价钱可讲，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
好在我喜欢这种作风。
在办公室做了些案头工作后，我们就登上了去太原的火车。那时凤凰刚刚起步，所以崔强告诉我，不要坐飞机，要坐火车。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凤凰当时也很少人坐火车。事实上，我们以后也基本上没有坐过火车。
为什么急着去太原呢？因为我们知道，柯受良早就与山西省取得了联系并得到支持；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未能如期飞越，同时由于工作程序上的问题，山西对柯受良有些意见。
火车在夜色里吭哧吭哧地爬行。我有吃零食的习惯，事先准备了一堆吃的，跟我同行的三个人中，宋彦俐、张绍刚来自凤凰卫视节目中心，李家琦来自赛特文化公司。
这三个人，后来都好生了得，宋彦俐后来在电视圈都是响当当的，做过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的制片人，旅游卫视的公关策划总监；张绍刚因为是广播学院的研究生，王纪言的关门弟子，一直混迹于电视圈，现在成了中央电视台小有名气的主持人，主持一档法制节目；而李家琦，后来成了有点名气的导演和制片人，他拍的《手心手背》、《九九归一》等电视剧，好像给投资方赚了不少钱。
我们坐在开往太原的火车上时，大家都不熟，甚至还有些隔膜。但当围在一起，认真地吃起来时，距离好像一下子拉近了。
太原到了，正好是早晨七点。下火车，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寒气。这是塞外的风。山西省旅游局派来的车已在等候。接站的王修筑是旅游局市场处的工作人员，也是个摄影爱好者。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在飞越过后还有一段插曲。
住在山西国旅大厦，安顿下来。但我们的心却不安起来。为什么呢？旅游局的领导迟迟没有会见我们，这好像不合常理。我猛地想起在太原有几个朋友，都是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的朋友，而且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找他们去吧。没想到收获还挺大，主要是知道了旅游局领导的“底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
第二天，到省旅游局见到了王锚深局长和师联秀、李太阳两位副局长。果不其然，他们对飞越黄河的组织已经有了想法。因为柯受良若干次到山西，他们花了许多精力和经费来对应，但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更令他们不满的，是柯受良在香港的一个公众场合宣布飞越黄河消息的同时，和陕西省的一位省长合影，照片登在报纸上。壶口位于晋陕交界处，到底属于山西还是属于陕西，两省一直在争。柯受良这一来，屁股好象坐歪了。说句公道话，两省旅游局的干部都有极强的敬业精神，都想为本省的旅游事业做出贡献，然而，就是这种精神增加了我们协调的难度，后面还会提及这一问题。
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局长成了我的好朋友。但当天他却不太好说话，总的意思是说，他们支持这次飞越黄河的活动，但不再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他们的要求很简单：成为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他们表示，成为主办单位后，他们可以提供交通、食宿等各方面的便利，起码是明天就可以派车送我去壶口。
这恰恰是难以答复的。因为三家发起单位有协议在先，必须要三家都同意，才能增加新的主办单位，而山西旅游局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我犹豫了。环顾左右，只见李家琦对我直使眼色，见我茫然，又轻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下坚定了我的决心，我表示，同意。
现在看起来，山西省旅游局的加入实在是大好事，就像梁山好汉入伙一样，进了这个门，退就难了。
第二天，王修筑带来了一辆面包车，我们开始向壶口进发。
从太原到临汾要开四个多小时的汽车，从临汾到壶口又是四个多小时，这后四个多小时，更是山路盘旋，好像车是在不停地转弯，没有一处的直路能有几百米长。一天要坐九个小时的汽车，又是颠簸弯曲的路，实在是很辛苦的事，而就在这条路上，我们走了不知道多少趟。
壶口终于到了。
第一眼看到的，是宽阔的河床被两岸光秃秃的山夹在中间，河床里没有水，只有一些石块孤零零地躺着。寒风在两山之间掠过，发出尖厉的叫声。一下车，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这就是壶口吗？
向河床中走去，隐隐就可以看到河床中升腾起黄色的水雾，伴随着瀑布的轰鸣。吉县旅游局的高国稳局长告诉我，前面就是瀑布了。越走近前，声音越大，我的脚步越快。当我站在瀑布前时，不由感到血脉贲张，激动不已，一首歌仿佛响起在耳边：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我终于见到了咆哮的黄河。
上游方向，是浩浩黄河之水，大约有四百米宽，随着山势的变化和岩石的阻挡，滔滔黄水骤然收成约五十米宽的一束，跌落到三十多米深的河槽中。黄色的河水，后面的浪头追赶着前面的浪头，打在岩石上，迸出几米高的水花，像金戈铁马，像万众欢腾，轰鸣之声震耳欲聋。高局长告诉我，这瀑布水由于流速快，像钢刀一样锋利，曾有人试着扔下一头猪，结果到水里后，发现猪毛被刮得干干净净，猪当然是呜呼哀哉。瀑布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水潭，据说从来没有人见过水潭的底。接着水潭的，是大约三十米宽的河槽。这河槽，两岸直上直下，仿佛是在一整块石头上凿出，又像是一条巨龙蜿蜒潜行，因而被当地人称为龙槽。龙槽是无数年来瀑布水冲击而成，据说每年只能前进十厘米，几公里的龙槽，记载了大自然何止千万年的历史！
对岸就是陕西了。在水雾中，可以看到几十米开外的对岸，岩石上挂满了黄色的冰凌，这就是柯受良将要飞车越过的地方。我拣起一块小石头，向对岸扔去，石头却落在水边的岩石上，跳了一个高后，掉到滚滚河水中。
很快，初见壶口的亢奋变成了疑虑：柯受良能飞过去吗？跑道架在什么地方？舞台怎么搭建？现场观众的秩序怎么维护？这是我们此次壶口之行主要考察的问题，看起来，问题并不简单。
架跑道是一件颇费脑筋的事情。
壶口在山缝里，从山西方面的山根到壶口，有约二百米。从陕西方面的山根到瀑布，只有八十米左右。显然，起点要在山西一侧，架起二百米的跑道，落点在陕西一侧，架起约六十米的平台。总的造价在一百万元左右，谁来干呢？两家施工队在等着，一家是铁道部一局桥梁处，驻陕西渭南，这是柯受良推荐的；一家是临汾地区建筑公司，是当地领导推荐的。
又是牵涉两个省，总不能各干各的吧。
我们分别见了两家的领导。铁一局桥梁处的卢永年经理和临汾建筑公司的侯天元总经理。铁一局强调的是自己强大的实力，临汾强调的是自己的地域优势。但我们总是战战兢兢，因为跑道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当时就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况：跑道架好了，柯受良来一看，不行，我不飞！我们哭都来不及。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请柯受良自己定施工队伍，自己监督质量。这个想法，最终也得到了凤凰卫视管理层的认可。
在壶口对付喝酒，也同样艰巨。
当天晚上，又见到了吉县旅游局的局长高国稳。说是局长，外表却像个老农，黑瘦黑瘦的小个子，一脸的皱纹。我总是想着他的头上应该有块白羊肚手巾，像陈永贵一样在脑后系上结，那就是个典型的山西农民了。高局长是非常敬业的，为了壶口的开发，他用上了全部精力，更为奇特的，是他还兼了壶口乡的乡长。这是当地为了开发壶口旅游而特别设置的，不过倒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方便，什么事情找到高局长，也就是找了高乡长。
提起壶口的这位高总管，一定会想到壶口喝酒的习惯：主人家端着小酒壶，站在你身后，先劝你把面前的酒杯喝干，然后连给你倒三杯酒，再请你干掉，说连敬客人三杯而主人不喝是壶口风俗，然后才是主人和客人干一杯。那天晚上，喝得我们是晕晕乎乎，但好在算术还好，算得清是主人一杯换了客人五杯。当然，我们也领略了主人的豪爽与好客。据我分析，这种习惯，除了主人好客外，还有原因是当地的穷，那一年，壶口所在的吉县全年财政收入才七百多万，不及广东的一个村，更不用说历史上的状况了。因为穷，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喝酒了，所以，有点酒就要紧着客人喝。
为了“报复”这位局长灌我们酒的“恶行”，我们也采取了行动，有一次，高局长请我们吃饭，我和凤凰卫视当时负责国内节目制作的郭滢一起，设计对付他。郭毕业于广播学院，人很聪明，出生在内蒙古，人也很彪悍，酒量很好。我们算了一下，我们俩人加起来，是十杯酒换高国稳的两杯。就算他酒量也不错，二十杯酒他也就趴下了，何况我们知道他酒量一般般。而我们每人五十杯三钱杯，还可以承受。结果，我们的“阴谋”得逞了，第二天，一贯很早上班的高局长很晚才出现，眼睛还是红红的，直对我说：昨天喝多了，昨天喝多了。跟我合作的郭滢后来也离开了凤凰卫视，做过旅游卫视的执行总裁兼总编辑。
第二天、我们取道临汾坐火车回北京，去临汾的路，依旧是曲曲弯弯的山路，我在车上晃着，满脑却堆着问号，怎么也静不下来。王修筑倒是精神抖擞，他这一路拍了不少好照片，兴奋得一塌糊涂，一路上为我念他创作的诗歌。我实在不敢恭维他的诗，先是礼貌性地听了几段，然后闭上了眼睛，他却又来推我，说：“周老师，你再听我读一首。”弄得整个面包车里哄堂大笑。
一个意外收获是回北京的火车上知道的。那天晚上从临汾上火车，我们四个人坐进了一个软卧包房，整整一夜，我们不停地说话，同出发的时候截然不同。他们三个人都抽烟，弄得满屋子是烟。我不住地咳嗽。宋彦俐拿出一本书来说：“我带了一本书，本来想一路上不和你们说话，只看书，没想到，一页也没看。”我问：“为什么？”她狡黠地一笑：“开始以为你当过官儿，不好说话，没想到还行。”李家琦原来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当过演员，好像演的反面角色居多，也搞过制片，是个干练的主儿，他对我笑笑说：“其实，开始我也不想理你，因为你是来抢我饭碗的。现在，你是我的哥们儿了。”我这才晓得，原来我在开始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真是太危险了。宋彦俐接着又说了一句话，大家都笑了：“周老师，你以后千万不要和我单独出差，会出问题的。”
一九九七年的一月六日，我们再上山西。这次是有备而来。我们带了一个十一集系列片的方案，准备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全面介绍黄河，介绍柯受良，介绍这次飞越黄河的壮举。同行的矫捷、张绍刚、宋彦俐都是当时凤凰卫视做节目的好手，他们带了设备，大大小小的箱子堆满了火车的铺位。凤凰卫视的知名度还不大，所以，有的旅客先是好奇地问：是哪个电视台的，后是摇摇头很茫然的样子，弄得我们心里酸酸的。
到了太原，一看果真不同了，不但省旅游局市场处的李彬处长亲自来接，还安排我们住进了太原最好的山西大酒店，是一副合作的样子。上午马上见到了王锚深局长，下午，我们这一哨人马就到了晋祠，拍了一下午的片子，晚上，张绍刚等人到山西电视台去转录资料片直到深夜，一派繁忙景象。第二天一早，摄影队又赶早去了大同，从山西的北部开始，向南推进。后来观众在凤凰卫视上看到的介绍山西的电视片，许多是这次的战果。
这次的重要收获，是认识了省旅游局分管这次活动的副局长韩和平，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韩局长是日语专业出身，在旅游系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十分有经验，他在飞黄的组织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摄影队走了，我留在太原等柯受良。
柯受良是一月九日晚上到太原的。在飞机场的接客大厅，柯受良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不高的个子，黑黑的脸上，滚动着一双大眼睛，黑白格外分明。他一边走，一边和认识他的人打招呼，嗓子哑哑的，嗓门却很大。没有明星派头，这是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但是，柯受良谈到的一个消息却使我十分注意，在陕西，他找的合作者不是旅游局，而是建设厅，因为壶口瀑布由建设厅管理。柯受良有不少台湾朋友在西安投资，对西安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因此，早就与建设厅取得了联系。但是，做这种事情，还是旅游局更合适一些。我想，要尽快与陕西省旅游局取得联系。
奔陕西
陕西这个地方，我已经有年头没到过了。
上一次到陕西，还是在三十年前，那是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我才十四岁，在北京外语学院附校上初一，顺便说一句，这个初一是我的最高学历了，以后再也没有上过学。而比我小的校友们，许多都很有出息了，像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孔泉、章启月，像眼下在博客中挺火的洪晃，像我的前同事，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许戈辉等等。当时搞文革，上不了学了，就借串联为名到处去玩。后来，政府不让坐免费的火车了，通知说大串联胜利结束，而我们玩兴未尽，不知是一股什么劲头，和五个同班同学一起，从西安徒步走到延安，名义好听得很，到革命圣地朝圣，而实际上那时什么都不懂。路走得很起劲，七百六十多里路，走了九天半。咸阳、三原、黄陵、宜君、甘泉、富县，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地名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提起陕西，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后来，我们若干次从西安到延安，坐车走过这些熟悉的地名，心中充满了亲切感。
但是，这会儿到陕西省旅游局找谁呢？
大家应该记得我离开中央文献后，曾帮助国家旅游协会编过旅游方面的丛书，就认识了国家旅游局退下来的一位副局长何若泉。何局长听到我的问题，想都没想，说，找小可吧，他可非同小可。
这是说陕西省旅游局有一位张小可副局长。
我辗转找到了陕西省旅游局的电话，但打张小可的电话没人接，打局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打局值班室的电话还是没人接。直到半夜，我接通了张小可家里的电话，我先投诉：你们旅游局怎么没人上班？每个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然后我再说飞越黄河的事情。
张小可后来成了我的莫逆之交。起因就是这个电话。在他看来：求我办事的人居然上来就指责我，看来有“特色”。直到现在，虽然我们之间见面不多，甚至电话也不多，但是彼此心中都是十分珍视的朋友。
对于飞黄这件事，小可早就知道，他也正在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来找省旅游局。所以，他爽快地答应，可以合作，希望我马上到西安来面谈。
这个电话真的非常有效。
以后很长时间里，陕西省旅游局都在传说一个神秘的电话的故事，说是半夜三更有一个陌生人打来了一个神秘的电话，与张小可局长一拍即合。当然，这个故事都是讲给我听的。
一月十四日，我到了西安。旅游局市场处的邵玺元副处长到机场来接我。邵处长瘦瘦的，颧骨很高，两只眼睛很大，不像陕西人。第一次见面，彼此还有些矜持，但熟了以后，我们成了“铁哥们”。
天气还很冷，西安的天灰蒙蒙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骑车人大都戴着口罩，显然是污染比较厉害。
第二天我和张小可约好在西安的建国饭店见面，因为柯受良住在那里。
柯受良如约在等我，他又刚从壶口回来。已经不知道他去了几次壶口了。从壶口到西安，大约要八个多小时的车程，回来的路上，正好下雪，在山路上，汽车堵成一团，柯受良只好下车当“警察”，把本来就哑的嗓子喊得更哑了，身上落满雪花，才把道路疏通开。正好是晚上，过往的司机谁也不知道这个“警察”的来历。
柯受良正在形容他的壮举，张小可来了。
小可粗粗壮壮的，四十多岁，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黑红的脸膛上，写着西北汉子的粗犷。但我知道，眼前的这个汉子非同小可。他是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旅游局副局长兼西安国际旅行总社总经理。在西安，或者说在全国旅游界，他的干练有口皆碑。
果不其然，半个小时就谈妥了下一步的合作。
据小可说，他们早就在关注柯受良飞越黄河这件事，但一直没有什么人来找过他们，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动作。
这是正常的。柯受良是台湾人，他的策划班底也来自台湾，对大陆的政府机构摸不着门，他们一直在联系陕西省建设厅。倒也没错，壶口的西安一侧确实在建设厅的管辖之下。但协调全省涉及旅游的一个大活动，他们就力不从心了。
陕西人是积极，西安市中保财险公司的副总经理侯文忠（当时这个公司没有总经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主动找上门来，希望配合我们的活动。我觉得条件很不错，不收我们的保费，但给柯受良上一百万元的人身伤害保险，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凤凰人，还有其他媒体的记者按三百人计，每人十万元的保险，总计为三千一百万的保额。另外，他们愿意付十万元广告费，在壶口陕西一侧的山上，作一个大广告。
现在想来，侯文忠这个人还真有点远见，也有广告意识。在相对保守的关中平原，这应该算个异数了。这位侯总当过兵，和柯受良同龄，而他在福建前线当解放军的时候，柯受良正好在金门当国民党兵，当时对峙的双方此刻却没有一点芥蒂，还为这事喝了很多酒。
对于我来说，柯受良这个玩命的活儿，有人愿意保险当然是好事。但是，刘长乐不太赞成，当然也没有断然拒绝。他没有说理由，但我揣摩他的想法，是因为没有直接的收益，所以不感兴趣。
作为最一线的组织者，我清楚地知道，这次飞黄，起码要有一千万元的资金保证，而如果拉不到广告或赞助，这笔钱就要由凤凰卫视一家来掏，作为一个新电视台，不是小事。所以，刘总裁的压力，我也体会得到。
好在我当时还不算凤凰卫视的员工，心态还没有从当年拍《邓小平》纪录片时刘长乐的合作者，而不是他属下员工的角色那里转换过来，所以，我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还是和西安中保财险签了约。要是在一年以后，就是说自己成了凤凰卫视的员工后，就不会这样坚持了。
因为运气好，整个飞黄都没出什么意外，保险也没用上，这件事情的功效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是，这件事却给我找了很多麻烦，在下文可以看到。
陕西之行大获全胜。陕西的政府，省里的姜信真副省长、省长助理李谠，顺便说一句，这位李谠省长助理还是李鸿章的曾孙女，到从省旅游局的孔庆森局长和一干处长，西安保险公司的侯总、桑总到一干科长，都动起来了。省政府还下发了红头文件，除了指示各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协助外，还专门规定，这次活动税务部门不要收税。这一条相当重要，因为税收问题，后来山西的税务部门找了我们很多回，拿出陕西省的文件来，是一件有效的武器。
直到现在，我还在脑海中始终刻着陕西的飞黄干将们的模样，一个个被晒得脸孔通红，瘦得像刚退了毛的小公鸡，张小可带着他的办公室主任陈荣、邵玺元，还有董亚美等一干人，侯文忠带着邢亚民、付长有，不分昼夜地劳作在壶口，脱一层皮这种形容词，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夸大意义了。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陈荣，是个江苏人，但是长期在陕西旅游系统工作，他看了我在博客写的飞黄故事，开玩笑问我：怎么不写我？真的该写他，他后来做了陕西兵马俑的董事长，居然和秦始皇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他在工作中学到了博士学位，在国资委面向全国招聘国有大企业领导干部中，他在旅游系统考了第一名，现在已经是国旅集团的副总经理了。我对他说，是壶口的风，吹出了你的智慧。
中央电视台
凤凰卫视刚刚起步，在壶口这种地方搞现场直播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中央电视台登场了。
其实，在策划之初，凤凰的高层就看到了这一点，就把中央电视台拉到了主办名单上，挂名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文艺中心，当时的主任是邹友开。赵化勇台长亲自拍板决定此事。
令中央台的人想不到的是凤凰卫视借助飞跃黄河，更重要的是借助了中央电视台的巨大覆盖，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影响，仅仅几年时间，就摆脱了“县级电视台”的帽子。当时，中央电视台一套、四套、九套节目都做了转播，而且重播了不止一次，真是弄得家喻户晓。柯受良的名气更大了，也勾起了许多人的冒险愿望或者成名愿望。后来吉县当地的一个小混混朱朝晖也驾驶摩托车飞了一遭，后来，还有骑自行车去飞黄河的，匪夷所思！
第一次和中央台的人到壶口，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的著名编导张小海、周晓东等十个人一起到壶口实地考察，标志着中央电视台和我们合作飞黄项目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为了让中央台的少受路途之苦，我们还特意安排乘飞机到西安，然后坐中巴到壶口。而我们过去常常是坐火车到太原，然后坐汽车经临汾到壶口。从临汾到壶口的山路十分难走，一路不知要转多少弯，常常会颠得反胃。
没想到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中午一点在西安下飞机就遇上蒙蒙细雨，为了赶路，没有吃中午饭，上车就出发了。陕西省旅游局派来了一辆中巴，司机是个老师傅，不知他的领导是怎么交代的，大概是因为车上坐的是中央电视台的人，尤其要保障安全，所以一路车开得特别稳，也特别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师傅已经多年没出车了。大概是因为平时稳重，特意派出来的。
这样，路滑，司机手生，到了洛川，天已经黑了。时间长了，车上又颠，很快把大家的肚子颠空了。车上是饿声一片。尽管原计划是在壶口晚餐，壶口的宾馆已经准备了晚饭，但算算时间，实在是等不得了，赶紧找饭吃。而当天正好听说（典型的道听途说）当地有饭馆卖病猪肉，我们怕外面饭馆不卫生，想方设法找到了洛川县政府招待所。
等饭的过程真痛苦。时过几年，我仍记得第一盘馒头上来时的情景：一盘大馒头上桌，十几双筷子同时伸过来，转眼馒头盘子空了。久在城市的安逸环境生活，这种吃法只有在书本上见到了。张小海吃了一个馒头后去上厕所，一会儿就回来了，看到桌上已经有了两个没留一点菜渣的空盘子，他着急了：“你们吃了什么菜，也给我留点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