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九九年初的时候，《东海》杂志的头头王彪希望我能为杂志写点什么，当时我想肯定不是让我写小说诗歌和散文。我后来想了想告诉他，要写就写点足球的东西吧，用那种词条词典的形式——因为这个我以前写过一点。王彪说可以，这样一写就从九九年五月号起写到新千年的十二期，算起字数来，就有十万字左右。
后来我想想，感觉也还蛮好，因为也开专栏了。而且据王彪说反响还可以。我感觉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他们不删改我的稿，二是有不少的报刊杂志转摘了这些流行语，有的打招呼有的不打招呼，其中我有印象的有《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南方都市报》《精品购物指南》等。像《中华文学选刊》转摘了几次，都把它放在“无文体写作”的栏目中，这个名称我也觉得新鲜。
因为第一期写的是足球，所以某报在介绍《东海》这个专栏作者是“诗人兼球迷”，后来我写音乐写电影等，就再也没有说我是发烧友和影迷。不过后来想想也对，我之所以敢把这个东西写下去，实际上是基于这样的想法：首先是一切都可以写，我们玩过的热爱过的谈论过的，都可以变成文字，其次才是怎么写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留学的背景也无家传的底子，既搞不了学问，也不想在名人背后亦步亦趋。但是我们也热爱文字热爱写作呀，写什么呢，就写我们熟悉的东西吧。而且是那种随意地写作，放松，舒适，就像在热水中泡脚，偶尔会有点疼痛，那是捏脚的手用力过猛了。
适当地掌握火候，让她不要太过，这是我一直在注意的。当然从流行的角度来说，我所写的这些词还有些距离，或许文化的成份多了点，但这也正符合一本文学杂志的口味。我在写作中的难点是老想搞搞新意思，但又受到格式本身的局限，有时写的时候老是在数字数，有点写诗的味道。这就苦了点。好在总是有鼓励和帮助的人在我身边，比如我的朋友朱晓东先生。开始几期专栏我们还是合作署名的，他除了提供原材料、写作词条之外还为我审稿把关，这能减少我的常识性差错，其实我一直希望能与他合作做点文章，说穿了是想借他的力，因为他是个怪才（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他），而且根据我的经验，署两个人的名字可能稿费会高一点（虽然他一再不要应属于他的那部分稿费）。但是晓东同志工作太忙，是两手抓两手都硬的那种，而且他对我的各种利诱都有一种天然的低抗能力。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想涌泉我是涌不出来了，但愿有机会能挖个坑烧点水，大家一起洗个澡。
江湖上人称赵老师的赵霞小姐也被我一度拉进写作班子中，她是真正的写手，而且视上班如粪土，这使我自觉惭愧。我每天打开电脑，总想挤几个词出来，实在挤不出来，有时会问一问她，不过她对我的此类写作似乎兴趣也不大。失去了短暂的合作者，我只好单打独拼，以把“流行进行到底”的决心走进了新世纪。
不过合作者总是有的，特别是新千年开始，能请到朱卫国先生为我的文字画漫画，让我底气足了不少。朱先生一直是我仰慕的画家，关于他的功力，江湖上有很多传闻，只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切磋讨教。他的漫画出来之后，朋友中就没有人看我的文字了，他们都说画得好画得好，都问这个“笨鸟”（笔名）是谁呀，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细看我的文字了，呜乎哀哉！我感觉是我的文字在配他的漫画，如此的心理以致使我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
好在王彪总是督促催稿，后来是杜文和老师和任峻先生又来催租逼帐，他们都是杂志的头。还有美编阿兵和我从未谋面的责任编辑俞春放（先生？小姐？），感谢他们为我的文字忙乎了一年多。后来听说《东海》要改成时尚文化类杂志，叫什么“品味”。我想起两年半前，我为一本并未问世的杂志取名也叫“品味”，没想到时过境迁竟还有人喜欢“品味”。不管怎么说，我对“品味”的前身《东海》还是有感情的，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安乐死，那么我也算是最后陪了一阵又送了一阵。
这些年来我写了不少文字，但没想到这些流行词竟率先结集成书。书是什么东西，我说不清。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责任编辑陈坚的信任和催促，我就不会翻箱捣柜式的排列组合，也不会对十多万字做缩水和补充的工作；如果没有其他几个君子之交者在幕后的友情策划，我也不会写这个后记了。好吧，到此为止吧。
2000年12月10日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