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到往后，朱家这两个房间的租客，一直是我哥哥。
他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差不多就剩下他了。
我不认识风镇的小孩。风镇的孩子像西河的鱼，不停地游啊游啊，钻水里的各种缝隙，寻泥沙中的各个洞穴，他们刚一长大就奋力探索更远的地方，还没完全长成就不知去向。一直在的，是我哥哥，他像挪不走的树。但这是一棵忧郁的树，没有春天的意气风发，只有冬天的抖抖索索。
每个孩子都是旋转的陀螺。风镇的孩子们被外界的信息牵引，旋转移动然后不知去向。我哥哥这只被抽动的陀螺，一直在旋转中收缩他的世界，慢慢地，他逐步将自己生命的轨迹浓缩为一个点，就在那个点上坚定地旋转。
我不清楚他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他每个月都想法凑够房租，交到朱大娘手里。朱大娘还握有他的钥匙，随时过来检查他有没有弄坏她的条凳和火炉，也随手拿走他提篮里的土豆、饭甑里的馒头。这个漂亮的寡妇比我母亲还要年长，但她像一枚山间的野苹果，殷红的颜色越来越深，香气也越来越浓郁。对她的所有恶行，我哥哥从不生气，晚饭没有了，他就喝水，不停地喝水。
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朱大爷突然想吃山中的野毛栗，挎上篮子出去，再没有回来。
在我的记忆里，朱大爷长得瘦小，有颧骨，下巴尖，嘴角有皱纹，面相干瘪如同南方老女人。连声音都是萎缩了的女人的那种声音，一开口音就高，不流畅，有些尖细。
不过，朱大爷见人就给笑脸，不像朱大娘那么又冷又硬。并且，朱大爷是风镇的文化人，他家祖上是开私塾的，和我爷爷一样。我爷爷的故事，要回到1937年去讲。朱大娘是地主的女儿，据说年轻时就十分刁蛮。朱大娘和朱大爷的婚姻，算是风镇最最门当户对的，只是，一个刁蛮，一个文弱，婚后并无子嗣，也不愿收养族人的子女。
和朱大爷同辈或比他年长的，都叫他朱先生。
有人说，他是被山里的豹子吃了，猎人们在荆棘丛里拾得一把残缺的鹅毛扇子，风镇人认得，是朱大爷的，当他反复说那句口头禅“大而化之”的时候，就轻摇鹅毛扇，头也同时轻摇，仿佛戴有纶巾。
也有人说他是失足从悬崖上掉下摔死的。别说是人，就是一头牛，尸身也会被山间野物撕咬吞净，所以难寻踪影。
朱大爷走后，向来冷峻倨傲的朱大娘，性情并没有随和些许。时光推移，这个不曾生育的丰满妇人，脸上的樱桃红依然不褪色，虽然孤独和寂寥，却没有皱纹刻画出来，谁也不知道她的内心是否和外表一样坚硬。
面对一个失去父母，没有一寸土地，也不会做生意的异乡人，我哥哥，朱大娘依然是气势汹汹的。她下午才骂他五谷不分六畜不明，生个炉子也满屋的烟，烟气还窜到了她房间，晚上又骂他痨病鬼，吭吭吭咳起来吵死人。
街这边一溜房屋，从东到西，一半是刘家的，一半是朱家的，房子都是木板间隔，乡下木匠不做细活，杉树砍伐以后剥掉树皮直接拉锯，木板有大有小，拼起来有很多缝隙。朱大娘从这些缝隙偷窥，监视我哥哥，他的任何动静都会招来她的骂声。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那时我哥哥还在离风镇几百公里的一个农场知青点种树养猪，他考上了师范大学。大学期间，他因为肺结核和忧郁症，休学一年。他毕业后分配在省城当教师，可是没多久，他跑回风镇来了。
“爸爸在镇里，我就要回来。再说，城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又不会打麻将。”他皱着眉说。对于他来说，不会打麻将又总是要被人请去打麻将，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他回到风镇，在区政府做个小职员，按我父亲的意思，就租住在朱家。他和我们一样，有购粮本，每月可以到风镇粮管所买31斤粮食。
粮管所只卖陈年的美国玉米，金黄色，粒大，马牙一般，但里面全是虫子和灭虫的六六粉，还有霉味。磨成了粉，煮成了饭，他一口也咽不下。他每月有工资，就不爱煮饭，去镇上的小摊买发糕当饭。卖发糕的女子温柔地用玉米叶子给他包发糕，他说不用了，像别个手拿就行了。她说不行，你是文化人哩。她的样子既害羞又得意，雪白的小脸左边有酒窝。
十月的一个下午，天降暴雨，街边的小摊贩们迅速撤离，她端着盛发糕的簸箕躲到供销社的屋檐下。屋檐短窄，她的下半身很快湿透了。他撑着油纸伞走过，看见她在阴暗的屋檐下，目光焦灼地发亮，直望着他。他瞥见她的布鞋和裤腿已经被溅起的泥水糊住了。
他心里忐忑起来。
他回到朱家的出租屋里，坐在光光的硬板床床沿上，看窗外的雨，灰蒙蒙地淹没了白昼。快一个小时过去，雨势毫无减弱的意思。他猛然站起来，换上高筒雨靴，撑开伞，急切地跨出朱家高高的门槛。朱大娘闻声而动，打开门，靠在隔壁门口，乜斜着他的背影被雨帘裹紧、钻进雨中。
他走回到街上，看见她还在那里。他吃力地向她走近，她冷得瑟瑟发抖。
他问：“你不是镇上的吗？”
“不是，我家在陆家大山呢，要走十几里路的。”
“天都黑了！”他望着灰灰的雨幕，忧愁地说。
她不吭声。
他略略犹豫，伸手将棕黄的油纸伞递给她。她没接，直接钻到伞下来了。
我哥哥听着快要击穿伞纸的雨水的噼啪声，迟疑着，身体发僵。他呼吸轻而急，带着经年尘土气味的潮湿空气进入他的肺部，他不可避免地呼吸到了她的气息，是三四月里早熟的野浆果的气息。
他忍不住暗暗拉长了气，将她的气息控制在自己的肺里，喉咙有点哽哽的。
他有点木呆。
暴雨让黄昏提前降临，街上一片黑暗。她吊着他的手肘，推他，往雨中移动，往朱家的出租屋走去。
她叫樱子。
1993年秋的某天，我哥哥不到两岁的孩子整天在镇上游荡，难见踪影。
房间里，樱子又在撒娇，她搂住我哥哥的脖子：“你是文化人，我要多给你生几个孩子。”
“不行！”我哥哥叫起来，“我们已经有一个了。违反政策要被开除的。你又有了？”
樱子不吭声，两条腿啪地落到地上，站在床边开始收拾她的包裹。等他在里间做好晚饭叫她时，屋内空空，她已经悄然离开了。
樱子离家出走的那段时间里，我哥哥无法找到她。他找遍了陆家大山，没有人认识一个叫樱子的姑娘或孕妇。
“没得人会叫这个名字。”坡地里劳作的农人说，“我们这里的女子，都叫大秀二秀，或者叫大妹二妹幺妹。总之，没有叫什么子的，又不是RB人！”
一个顶着白色包头的好心的彝族妇女，对我哥哥说：“他们苗族人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有时爬树，有时钻洞，你找不着的。”
“她好像不是苗族。”
我哥哥突然意识到，他对樱子的来历和出身一无所知。
1994年夏天，失踪大半年的樱子出现了，人很瘦，挺着大肚子，步履蹒跚。无法想象这大半年飘零的时间里，她得到过什么吃食。她似乎就是用自己的血肉，喂养了腹中的孩子。
她刚进家门，即刻又尖叫着转身跨出门槛，朝街上奔去。但是，有五六个人已经包围了房前屋后，她无处可逃。告密并带队的朱大娘，满脸通红，得意地鼓掌，她的手掌骨骼秀美。就在门口的大街上，朱大娘协助那些个抓人的男男女女，将樱子绑上一架肮脏的板车。
“引产，马上送医院引产！”带队抓人的小头目喊。他穿了一套松松垮垮的蓝色西装，一手叉腰，一手抹开脏兮兮的额发，用力挥掉手里的汗。
当天晚上，我哥哥找遍医院所有角落，包括无人敢去的太平间，也没找到樱子。
有人说，看见他们在去镇医院的路上，她居然割断了绳子，从那些人的手里逃出来，衣衫不整，疯了一样向西河奔去……
那段时间，消失很久的西河，突然出现，开始是涓涓细流在荆棘丛和芦苇间流淌，很快涨水，仿佛溶洞里的水都从地底倒灌出来一样。
我哥哥随即被开除了。
他白天外出找人，夜里一身泥一身水地回家。
有天夜里，他刚躺下，有人轻轻敲窗。他开门，看见一个木盆。他将木盆端进屋，在微弱的灯下，看见盆里装满树叶，树叶间有温热的气息浮动。他拂开树叶，露出包裹好的婴儿。
不足月的婴儿一直只睁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无力地闭着，这闭着的左眼像稻谷里的稗子一样，就是没有右眼饱满。
婴儿总是哭，声音羸弱，像猫。
直到我父亲从风谷中学赶来，抱他，他露出了笑容，小小的脸和樱子一样，左边有个酒窝。
后来，婴儿的左眼还是睁开了，只是，眼球比右眼小，也没有右眼那么亮，好像一颗没成熟的紫葡萄。
如今，我哥哥那俩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整天在外觅食。山里的野栗子，农民地里没刨干净的碎红薯，路边酸涩的刺藜、红籽，田埂上的折耳根，以及其他孩子不敢摘食的鲜红的蛇莓，都是他们果腹的美味。他们的光脚板后跟裂了几道口子，胳膊和小腿上有各种荆棘的刺痕，脸上和额头上也有各种伤疤。
而我哥哥，我几乎不敢相信他就是我那英俊而且艺术气质浓郁的哥哥，眼前的他，瘦削，头发稀少，皮肤青白，看见外人立刻露出讨好、羞涩的浅笑。笑未及收回，又捂住胸轻咳。
我父亲的灵魂轻而且自由，发出一声又一声叹息。所有前来参加丧事的人都在差遣我哥哥，他一直在忍受着胸腔里的疼痛，他宽阔的额头总是汗涔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