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现代当代东北亚文学包括日本、朝鲜和蒙古的文学。
日本现代当代文学在近代文学较为坚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亚非以至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日本现代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是战前时期（1919—1936）：这个时期日本文坛上有三种文学现象并存。其一是近代各种流派文学的继续和延伸。属于自然主义文学派的岛崎藤村先后出版《风暴》和《黎明前》，德田秋声则有《化装人物》付梓，显示出老作家的实力。属于唯美主义文学派的谷崎润一郎发表《春琴抄》，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属于理想主义文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有《幸福者》和《友情》等力作问世，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被誉为文坛的重要收获。属于新现实主义文学派的芥川龙之介进入20年代后逐渐加强写实主义倾向，重要作品有《河童》、《玄鹤山房》等，菊池宽、佐藤春夫、室生犀星、葛西善藏等人也有新作发表。其二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随之兴起，其标志是1920年《播种人》的创刊。1924年创办的《文艺战线》，使无产阶级文学迎来了新阶段。随后，要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团结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在1925年组成了无产阶级文艺联盟，1926年又改组为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之后经过几次分裂和组合，终于在1928年结成两个团体：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劳农艺术家联盟。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有叶山嘉树（1894—1945）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宫本百合子（1899—1951）的《伸子》、德永直（1899—1958）的《没有太阳的街》、中野重治（1902—1979）的《初春的风》和小林多喜二（详见本章第三节）的作品。其中以小林多喜二所取得的成就最为引人瞩目。其三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日本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包括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新心理主义和唯理主义等诸多流派。新感觉派是日本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1924年10月，以无产阶级文学抬头和新现实主义文学后退等为背景，横光利一（1898—1947）和川端康成（详见本章第二节）等人创办《文艺时代》，形成新感觉派。横光利一是典型的新感觉派作家，主要作品有《头与腹》和《机械》等。新兴艺术派由13人俱乐部成员和《蝙蝠座》、《文艺都市》、《文学》同人等32人组成。他们站在反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倡导新兴艺术；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理念，描写都市享乐生活的作品较多，未能产生多少名篇佳作，终于分裂为新社会派、新心理主义文学和唯理主义文学等。新心理主义是在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的“内心独白”、“意识流”等创作方法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伊藤整的《新心理主义文学》（1932）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指导作用。唯理主义排斥主观和感情，强调理智和理性，阿部知二的《唯理主义论》（1930）等是该派的理论著作。
二是战争时期（1937—1945）：日本当局强化所谓非常时期体制，迫使日本笔会脱离国际笔会，禁止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等作家执笔，日本文学进入黑暗时代。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作家自愿或被迫写作所谓“国策文学”。但这类战争文学以及大陆文学、农民文学、海洋文学之类，大多采取平板的记录文学和报告文学形式，既缺乏思想性又缺乏艺术性，没有长久的生命力。与之相反，还有一些作家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在艺术园地辛勤耕耘，这是值得称道的。
三是战后初期（1945—1960）：战后日本社会发展和日本文学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时由于战争时期的严厉思想统治破产，长期受到沉重压抑的各种思潮兴起，文学方面也呈现出多种流派和倾向并立的景象。从时间上看，战后最早出来发表作品的是一批老作家。他们在战时大体上保持沉默，没有积极参与其事，没有狂热鼓吹战争，因而也没有什么良心上的伤痕。如志贺直哉的《灰色的月亮》、谷崎润一郎的《细雪》和川端康成的《雪国》等，虽然缺乏战后的时代特色和新鲜味道，但却表现出一种安定情绪，并且在艺术技巧方面趋于圆熟。作为文学团体，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新日本文学会，该会是以无产阶级作家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组织。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和《知风草》、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和《静静的群山》、中野重治的《五勺酒》和《五脏六腑》等是其代表作品。适应战后新形势而初登文坛的一批新作家被称为战后派。该派主张艺术至上，反对政治干预文学。在思想内容上既重视表现社会，又强调表现自我；在艺术表现上则力图突破传统的方法，广泛吸收现代派方法。主要作家作品有野间宏（1915—1991）的《阴暗的图画》、梅崎春生（1915—1965）的《樱岛》、椎名麟三（1911—1973）的《深夜的酒宴》、武田泰淳（1912—1976）的《审判》、大冈升平（1909—1988）的《俘虏记》、三岛由纪夫（1925—1970）的《戴着假面具的自白》、安部公房（1924—1993）的《墙壁》等。当50年代第一批和第二批战后派开始从文坛第一线退却时，所谓第三批新人随之登场。他们不像前两批战后派作家那样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性和丰富的社会思想性，而是着重描写日常生活，逐步与私小说接近起来。安冈章太郎（1920—2013）的《阴郁的伙伴》、吉行淳之介（1924—1994）的《骤雨》等是第三批新人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品。无赖派是在战后混乱不堪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文学流派。这派作家对于传统和权威抱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具有明显的颓废倾向，同时努力革新创作方法。坂口安吾（1906—1955）的《白痴》、太宰治（1909—1948）的《人间失格》、织田作之助（1913—1947）的《世态》等可以体现无赖派文学的特色。私小说作为日本特有的小说形式，在战后初期得到重新发展。当战后派那些新鲜的、费解的作品风靡文坛时，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优秀的私小说作品产生出来，赢得了不少读者。尾崎一雄（1899—1983）的《小虫种种》、外村繁（1902—1961）的《梦幻泡影》、川崎长太郎（1901—1985）的《抹香町》、檀一雄（1912—1979）的《律子之爱》等堪称代表。此外，风俗小说（丹羽文雄、舟桥圣一、石坂洋次郎等）的流行，石川达三（1905—1985）、井上靖（详见本章第四节）、井伏鳟二（1898—1993）和大江健三郎（详见本章第五节）等人的小说创作，荒原派（鲇川信夫、田村隆一等）的诗歌创作，评论家（本多秋五、江藤淳、山本健吉、中村光夫等）的研究著作等，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收获。
四是战后后期（1960—）：自6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逐步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对日本的社会、生活、风俗、文化以及文学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日本文坛更加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比较重要的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如下：（1）第三批新人继续活跃，并且更加突出地表现“日常”这个主题，如安冈章太郎的《花祭》、吉行淳之介的《阴暗的节日》等。（2）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蓬勃发展形成推理小说的空前繁荣，涌现出松本清张（1909—1992）、水上勉（1919—2004）和森村诚一（1933—）等一批流行作家，畅销作品有《沙器》（松本清张）、《荒野的墓标》（水上勉）、《人性的证明》（森村诚一）等。（3）“作为人派”和“内向一代派”的对立。前者认为文学应当正视现实问题，表现现实问题，主要作家作品有高桥和巳（1931—1971）的《悲哀之器》、开高健（1930—1989）的《光辉的黑夜》；后者着力探索人们内心世界，主要作家作品有古井由吉（1937—）的《杳子》、后藤明生（1923—1999）的《夹击》、黑井千次（1932—）的《时间》等。（4）七八十年代以来登上文坛的新作家的新动向。他们有的努力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以便回归传统文化的世界；有的热心宣传西方文化的影响，企图将西方和日本等同视之；有的着力表现人们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孤独体验；有的重点表现人们在繁华都市里的失落感受；有的精心描绘当代青年独特的青春体验；还有的则在语言、视角、手法、情调等方面进行创新等。以村上春树为例。他的创作生涯始于1979年，第一部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奖，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成为日本的畅销书，被称为“村上现象”。此后，他的创作热情日益高涨，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和翻译文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他的重要作品还有《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海边的卡夫卡》、《东京奇谭记》和《1Q84》等。由于成绩卓著，先后获得国内外多种文学奖项。他善于通过简洁、幽默的语言和丰富、奇特的想象，表现都市人的失落感、孤独感。如今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余种语言，在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流传。（5）除了上述各种流派的作家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作家在自己的园地里辛勤劳作，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有井上靖、石川达三、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等。
朝鲜现代文学是在大动荡、大分化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而战后时期又分为北、南两个部分。
战前时期（1919—1945）：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学方面，有些作家宣传为艺术而艺术，倡导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反对文学为民族独立斗争服务。他们的作品强调雕琢辞藻，具有幻灭色彩。属于这个行列的作家有至今仍被推举为韩国现代文坛泰斗的李光洙（详见本章第六节）以及崔南善、金东仁、廉相涉等。另有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小说家罗稻香（1902—1927）的短篇小说《哑巴三龙》，描写哑巴奴仆放火烧毁地主庄园的故事；诗人金素月（1902—1934）则在《招魂》和《在田畦上》等名篇中，抒发对祖国和乡土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学方面，作家们显得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2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应运而生。1923年组成“焰群社”，1924年又出现“帕斯求拉”（这个名称是由参加者姓氏字母拼成的），此外还有崔曙海、赵明熙和李箕永（详见本章第七节）等人，虽不属于这两个组织，但在思想倾向上与之相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描写工农群众和其他下层人民的生活，不仅表现他们的苦恼、遭遇，而且讴歌他们的反抗行为，展示他们的美好理想。因为他们的创作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倾向，所以被称为“新倾向派”。崔曙海（1901—1932）是该派代表作家之一，写有《出走记》等小说。1925年，崔曙海、赵明熙、李箕永和韩雪野（详见本章第八节）等一批作家，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决定成立一个新团体——朝鲜无产阶级艺术联盟。该团体在其《纲领》里明确提出发展无产阶级艺术的目标，并且指出无产阶级艺术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发表的优秀作品有赵明熙（1892—1942）的小说《洛东江》、宋影（1903—？）的小说《石工组合代表》、李箕永的小说《元甫》、韩雪野的小说《过渡期》、李相和（1901—1943）的诗歌等。进入30年代以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李箕永的长篇小说《故乡》和韩雪野的长篇小说《黄昏》等名著相继问世，大大地提高了朝鲜文学的艺术水准，此外革命戏剧《卖花姑娘》和《血海》等也是这时的重要收获。
战后时期（1945—）：战后朝鲜北部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46年3月，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宣告成立。在它的组织下，朝鲜作家开展批判反动文艺的斗争，同时积极投入革命文学的创作活动。1950年抗美救国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写出了大量鼓舞人民斗志的作品。1953年战争过后，文学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作家队伍不断扩大，作品数量不断增加。当代文学作品的题材是广泛的，主题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反映抗日武装斗争，描写土地改革运动，表现抗美救国战争，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描绘近代历史画面，表达和平统一愿望等。当代作家也已形成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队伍。其中有老一代作家，他们仍在继续起着骨干作用，并且不断有新作问世，如李箕永的《图们江》、韩雪野的《大同江》等；还有为数众多的中青年作家，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创作水平不断提高，赵基天（1913—1951）的长诗《白头山》、千世峰（1915—1986）的小说《石溪的新春》等堪称代表。
朝鲜南部在战后成立大韩民国，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在40年代后半期和50年代，有一批被称为“战后文学派”的青年作家活跃于文坛，他们喜欢从不同角度批判战争和人生，在艺术表现上则深受西方现代派（如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等）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孙昌涉（1922—）、河瑾灿（1931—）等。孙昌涉的重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血书》等，河瑾灿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夜壶》等。从60年代起，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文学方面也产生了相应变化。一方面是强调技巧、重视感觉、表现幻梦的“新感觉派”走上文坛，金承钰（1941—）被公认为该派代表作家，其名作为《汉城：1946年冬》。另一方面是主张反映现实、暴露黑暗的“参与文学派”与之对垒，代表作家有金廷汉（1908—？）、方荣雄（1942—）等。7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化的进展，文学显得更加多样化，其中比较出色的作家作品有黄皙英（1943—）的长篇小说《外乡》、赵世熙（1942—）的系列小说《矮子射向空中的小球》、李文求（1941—2003）的《冠村随笔》、朴景利（1927—2008）的《土地》等。
蒙古于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现代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21—1940）：这时的文学大多以揭露旧时代的落后和黑暗，颂扬新社会的进步和光明为主题。纳楚克道尔基（详见本章第九节）的作品、索·博音尼木和（1902—1927）的剧本《黑暗的故事》、策·达木丁苏伦（1908—1986）的长诗《我的白发母亲》、敦·策伯格米德（1915—？）的短篇小说《牧羊童乃当》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第二时期（1941—1960）：这时产生了第一批长篇小说，即契·洛道伊丹巴（1917—1970）的《在阿尔泰山》和勃·仁亲（1905—1977）的《曙光》；出现了许多有关战争问题的作品，如达·僧格（1916—1959）的中篇小说《阿尤希》和额·奥云（1918—）的剧本《手足兄弟》；继续发表了不少揭露旧时代和颂扬新社会的作品，如鲁·巴达尔契（1916—1960）的短篇小说《香火》和拉·旺干（1920—1968）的《医生》等。
第三时期（1961—）：这时文坛上又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新作家，作品数量显著增加，作品形式更加多样。长诗有别·雅沃胡朗（1929—1982）的《我生于何方》和登·普尔布道尔基（1933—）的《蓝布袍》，中篇小说有德·米雅格玛尔（1933—）的《磨面人》，长篇小说有敦·纳姆达克（1911—1984）的《动荡的岁月》和契·洛道伊丹巴的《清澈的塔米尔河》等。
第二节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1899—1972）是日本著名小说家，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899年6月14日，川端康成出生在日本大阪。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父母双亡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日后在《致父母的信》一文中写道：“深深刻入我幼小心灵里的，便是对疾病和夭折的恐惧。”父母死后，他随着祖父母回到老家过日子。他七岁那年，祖母死去；十岁那年，唯一的姐姐死去；十六岁那年，最后的一位亲人——祖父也辞别了人世。这使他感到极端的孤单寂寞，仿佛觉得天地之间仅仅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孤独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乃是形成川端康成孤僻性格和川端文学悲凉格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川端康成自幼喜欢读书。入中学后，热衷于阅读文学作品，并将自作的新诗、文章和书信编为《谷堂集》，还频频向报刊投稿。1917年9月，川端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英文科。这时他仍然热心读书，读得最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和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尤其敬佩志贺直哉。1920年9月，川端进入东京大学英文系，第二年转入国文系。在东大期间，他热心文学事业，积极参加编辑出版东大文科系统的同人杂志《新思潮》（第六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
1924年春天，川端从东大毕业，决心走上文坛，成为专业作家。同年10月，他参与创办同人杂志《文艺时代》，发起新感觉派运动。《文艺时代》于1927年5月停刊。其后，他又先后参加了《近代生活》杂志、“十三人俱乐部”和《文学》杂志。
进入30年代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亚洲疯狂推行战争政策。在战争期间，川端大部分时间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继续写作几乎与战争无关的作品。总的看来，川端在战争期间没有狂热地鼓吹“圣战”，没有特别积极地投身到战争风潮中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这对川端是一个巨大冲击。他对日本战后的现实感到不满和失望。这种态度决定了他战后生活和创作的基调。由于在创作方面不断取得成果，川端在战后获得了多种荣誉头衔和奖励。1968年10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4月16日，他在工作室里口含煤气炉管自杀，没有留下遗书，终年73岁。
川端康成一生写了四百多篇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此外还写了许多散文、随笔、讲演、评论、诗歌、书信和日记等。
从思想倾向来说，他的小说是相当复杂的，并且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
他战前和战时的小说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小说描写他的孤儿生活和孤独感情，描写他的失恋过程和痛苦感受。《精通葬礼的人》（1923）和《十六岁的日记》（1925）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接近于日本人所喜欢的私小说。由于所写的是他本人的经历和体验，所以描写细腻，感情真挚，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但也由于仅仅写他本人的经历和体验，并且自始至终充满低沉、哀伤的情调，所以思想高度和社会意义受到一定局限。第二类小说描写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物，尤其是下层妇女（如舞女、艺妓、女艺人、女侍者等）的悲惨境遇，表现他们对爱情和艺术的追求。《伊豆的舞女》（1926）、《温泉旅馆》（1929）和《雪国》（1937—1948）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不但比较真实地再现出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不幸，比较充分地表达出他们的痛苦，而且还洋溢着作者对他们的同情和怜悯。
他战后的小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他仍然沿着《伊豆的舞女》等的道路前进，最后完成了《雪国》，并且继续写作表现人们正常生活和感情的小说，同时反映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表达对普通人民的同情态度，其中包括像《舞姬》（1951）、《名人》（1954）和《古都》（1962）等颇为成功的小说在内。但是，他另一方面却又在描写爱情时走向极端，写出一批以表现官能刺激、色情享受和变态性爱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如《千只鹤》（1952）、《睡美人》（1962）和《一只胳膊》（1964）等。尽管这些作品要表现的可能是他内心的痛苦和郁闷（如美的理想难以实现，对爱的追求不能得到满足，面对年老和死亡感到不安和恐惧等），但是选用这类题材毕竟会使作品的格调降低，也使他在艺术上陷入困境。
总之，从思想倾向来说，川端的小说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但是除了战后一部分具有明显颓废色彩的作品以外，其余大部分作品应当说思想感情基本上是健康的，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益处。不过，尽管川端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和重大转折的时代，可是由于他不大关心社会和政治，所以他的小说一般并不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并不描写尖锐的社会题材，也不深入开掘题材的社会意义，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小说的思想价值。
就艺术表现而言，他的小说也是相当复杂的，并且也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当他在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文艺时代》、发起新感觉派运动时，一度单纯模仿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等西方现代派手法，极力强调主观感觉，热心追求新颖形式，《感情装饰》（1926）便是这种倾向的产物，因而被认为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品。但与此同时，他又发表了《十六岁的日记》和《伊豆的舞女》等较少具有新感觉派特色的小说，语言朴素，风格自然。30年代初期，他又为乔伊斯等人的意识流小说所吸引，写出两篇纯属模仿式的小说——《针与玻璃与雾》（1930）和《水晶幻想》（1931），后者未完而辍笔，可见他已感到此路不通，决心另辟蹊径。那么，所谓新路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将日本文学传统与意识流小说结合起来；或者再广而言之，是将日本文学传统与包括表现主义、达达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在内的西方现代派手法结合起来。经过长期探索，他在这条路上果然取得了进展。从《禽兽》（1933）到《雪国》标志着他在一步一步前进。用他在《文学自传》中的话说就是：“我受过西方近代文学的洗礼，也曾试图加以模仿；但我在根底上是东方人，从15年前起就不曾迷失过自己的方向。”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人物描写细腻入微，结构安排自由灵活，文章情调既美且悲，在艺术上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中篇小说《雪国》从1935年到1947年断断续续在几个刊物上发表，1948年出版单行本。从作者1934年年底动笔算起，到最后出版单行本为止，前后一共用了15年的时间。
《雪国》写的是岛村三次从东京到雪国和驹子交往的故事。岛村第一次到雪国是在满山一片新绿的登山季节，当时驹子给他的突出印象是难以想象的洁净。第二次到雪国是在下过初雪之后的冬季，与驹子的来往更加频繁。第三次到雪国是在又一年的秋天，即蛾子产卵、萱草茂盛的季节。小说描写的重点显然不在男主人公岛村身上，而在女主人公驹子身上。驹子出生在雪国农村，由于生活所迫，被人卖到东京当过陪酒侍女，后被一个男人赎了出来，打算将来做个舞蹈师傅生活下去。可是一年半后，那个男人又死了。驹子无奈，后来终于当了一名艺妓。
小说主要从日常生活表现和对待爱情的态度这两个方面描写驹子的性格。在日常生活表现方面，着重写她记日记、读小说和练三弦等几个细节。驹子的日记从到东京当侍女之前不久记起，一直坚持下来。对于这些日记，她自己看得很重，不肯轻易拿给别人看，甚至表示要把它毁掉再死。从这些描写看来，尽管她的日记在内容上未必有什么闪光的思想和高深的意义，只是她的生活记录，而她的生活又是不大光彩的，所以自己看着也会害羞；但是，她记日记的态度是认真的，并且表现出持之以恒的毅力。驹子从十五六岁时起就喜欢看小说，而且把看过的书都记下来。当然，她所读的小说格调并不高雅，她所记的也无非是些题目、作者、人物名字以及人物关系等；但是，这却可以说明，她有求知的欲望和顽强的毅力。驹子弹三弦的技巧比当地一般艺妓高出一筹。这是她平日刻苦练习的结果。她不但用普通琴书练习，而且还钻研比较高深的乐谱。驹子苦练三弦自然也是职业的需要，但是贯穿其中的顽强毅力也是不能忽略的。总之，从日常生活表现来看，作为一个艺妓，驹子应该算是生活态度比较认真的，意志比较顽强的，不同于那些随波逐流的人。因此，是值得适当加以肯定的。
在对待爱情的态度方面，即与岛村交往方面，驹子又是如何表现的呢？这要从她与岛村的第一次交往谈起。当时驹子虽然也到宴会上陪陪客人，但还不是正式的艺妓。她之所以一下子爱上了岛村，并且主动委身于岛村，是有原因的。简而言之，就是她觉得岛村虽然是个游客，却跟一般毫无教养、毫无感情、毫无良心的游客对自己的态度有所不同。比如，岛村开头没有把驹子当成艺妓看待，希望跟她清清白白地交朋友；而且在岛村来说，这种态度并非全是假的。这使驹子感到，岛村对自己的态度要比一般游客真诚一些，至少有几分是真诚的。又如，岛村关于歌舞的一番议论，也使驹子感兴趣，也成了吸引驹子的力量。岛村的这些知识和教养，使驹子敬佩。这就是说，驹子之所以爱岛村，是因为她发现岛村确实有些可取之处；在她所能结交的男人之中，这样的人就要算是少有的了。她想在岛村身上求得像是爱情的爱情，哪怕只有一点儿也好，哪怕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也好。
当然，在我们看来，驹子对岛村的爱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合乎常态的。首先，她把岛村这样一个极不可靠的人当成恋爱对象就是异乎寻常的。不过就作者的审美观而言，这一点恰恰表明了驹子只顾自己爱对方，不求对方爱自己的态度，即所谓“无偿的爱”；而这种“无偿的爱”正是女性美的最高表现。其次，她一下子就委身于岛村，这种恋爱方式也是异乎寻常的。但是，这种态度是由于她所处的特殊环境造成的。她的可怜境遇，她的可怜身份扭曲了她，使她不能像一个普通姑娘那样去爱真正合乎自己理想的人，也不能以正当方式去爱。她的爱情既有纯真的一面，又有畸形的一面。
总起来说，《雪国》以同情的笔调表现了驹子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妓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她的进取精神和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因此具有一定思想价值。
《雪国》在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方面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川端康成文学创作的特色。
《雪国》在创作方法上的特点是东西结合，自成一格。所谓东西结合，即将日本的古典文学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派方法结合起来。其具体表现为，既有一定数量具体的、客观的描绘，又在不少地方通过岛村的自由联想状物写人；在总体上基本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来写，在某些局部又通过岛村的自由联想展开故事情节，适当冲破事物发展的时间界限和空间界限，形成内容上的一定跳跃。这篇小说巧妙运用自由联想方法的例子很多，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一头一尾。如开头一段描写岛村坐在开往雪国的火车上，凭窗眺望窗外景色。这时由于暮色降临大地，车外一片苍茫，车内亮起电灯，所以车窗玻璃变成一面似透明非透明的镜子。在这个镜面上，车外的苍茫暮色和叶子的美丽面影奇妙地重合在一起，前者成为背景，后者浮现在它的上面，构成一幅美妙无比的图画，引起岛村的遐想。这样的描写使得叶子的美貌罩上一层朦胧的、神秘的色彩，为作品增添了无限的诗意。
《雪国》在人物描写上的特点是重视感觉，刻画细腻。川端康成重视表现人物的主观感觉，表现人物的纤细感情和瞬间感受。在《雪国》里，驹子的心理矛盾和感情变化被表现得无微不至。如有一次岛村夸驹子是好女人，驹子不解其意，怀疑岛村耻笑自己，于是“她满面通红瞪眼看着岛村”，“一阵激烈的愤怒使驹子的肩膀都在发抖，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眼泪簌簌地落下来”；当她哭得疲倦了，“就拿着银簪子扑哧扑哧地戳着铺席”。小说随后写道：“怎么也想不出这个女人会把岛村偶然说出的一句话误解到那种地步，这反而使人觉得她心中有难以压制的悲哀。”这段描写使读者具体地感受到驹子的内心痛苦和好强性情。她被迫沦为艺妓，心里藏着无限悲哀；她最怕别人蔑视自己，最怕别人耻笑自己。所以，她对岛村偶然说出的一句话产生了那么大的误解，并且作出了那么强烈的反应。
《雪国》在结构安排上的特点是自由灵活，活而不乱。川端康成的中篇、长篇小说往往近似于若干短篇的连缀，其中的第一个短篇已经写出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世界，其后的短篇乃是对于第一个短篇的不断补充和丰富；所以作为整体来看仿佛缺乏统一的构思和立体的框架，各个短篇之间的联系显得有些松散，不过仔细读来仍然能够发现一定的内在联系。《雪国》也是如此。这篇不算很长的小说分为十多个短篇，断断续续在几个刊物上发表，前后长达十几年之久。作者起初没有写成中篇的既定计划，当然也就没有固定的构思。第一个短篇成为写第二个短篇的动机，而第二个短篇又带出了新的短篇，这样连缀起来，最后变成现在我们见到的样子。
《雪国》在文章风格上的特点是既美且悲，抒情味浓。川端康成是热心探求美的作家。
他的作品常常以绚丽多彩的大自然作为背景，以自然界的季节变化作为衬托，使自然的景色和人物的感情结合起来，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他的作品又常常以美貌的青年女性为中心，以她们对爱情和艺术的不懈追求为主题。这些都与他对美的探求有关。《雪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这篇小说里，驹子的现实美和叶子的空幻美正是在雪国的背景上展示出来的。川端康成又是擅长表现悲的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满失意、孤独、感伤等悲哀感情，结局往往具有悲剧色彩。《雪国》也是这样。在这篇小说里，岛村的感伤情绪和驹子的内心痛苦充溢全篇，而结尾叶子之死更使小说增添许多悲凉气氛。这是由于川端认为美与悲是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所以他总是把美与悲联系在一起加以表现，构成一种既美且悲的独特格调，抒情味浓，感染力强。
第三节 小林多喜二
日本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1903—1933），不仅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且还用强烈的激愤和坚忍的毅力，写下了歌颂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作品，为日本左翼革命文学奠定了基础。
小林多喜二生在日本本州北部秋田县一个贫穷村落的佃农家里。因为生活贫困，在他四岁时，一家人迁到北海道的港口小樽，投靠开面包坊的伯父，勉强维持生活。他小学毕业后，在亲朋帮助下，升入小樽商业学校，半工半读。1924年毕业后入银行工作。由于在贫苦农村和小樽工人区中长大，他对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深有体会，这奠定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方向。
小林多喜二从小就爱好文学，在商业学校学习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像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都是他所喜爱的作家。国内作家，他尤其敬佩志贺直哉，后来与志贺直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银行工作期间，与文友创办文学刊物《光明》，并在《光明》上发表作品。他早期的习作都是短篇小说，创作态度认真、严肃、刻苦，这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1927年小林多喜二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感到“时代的变化”，开始自觉学习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形成革命思想。他不仅攻读理论，而且参加工农运动，在实践中提高自己，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此时，他的创作也发生了变化，从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痛苦，转变为把工农的斗争置于创作中心，写出一篇篇歌颂革命斗争的作品。1927年完成的中篇小说《防雪林》，取材于北海道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标志着作家创作上的转变。
1928年3月15日日本发生了严重政治事件，日本政府为绞杀方兴未艾的工农运动，制造了“三一五”大逮捕事件，全国许多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被捕并受到迫害。这一事件激发了小林多喜二的义愤，他经过调查和了解，在事件发生后的三个月，发表了震撼当时社会的中篇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大胆揭露事件真相，暴露法西斯军警的暴行，歌颂威武不屈的革命者形象。这是他的第一部革命作品，也是日本左翼文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从此他步入革命作家的行列。1928年他参加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纳普”，转年被选为作家同盟的中央委员，并且负责小樽分会的工作。他不仅参加革命文学组织，而且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为重建小樽工会活动，也为小樽海员工会新闻小报的编辑出版作出了贡献。在他参加工人活动的基础上，1929年创作了为作家带来世界声誉的中篇小说《蟹工船》。《蟹工船》取材于工人斗争，描写渔工和海员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之后又发表了《在外地主》，描写资本家兼地主的“在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以及农民的抗租斗争。由于作家积极参加革命文学活动和工人活动，他被银行革职了。
1930年小林多喜二到东京，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为此曾被拘捕过。出狱后，他继续积极参加革命文学活动，并成为革命作家同盟的领导，同时加入日本共产党。在紧张的革命工作的同时，他不忘记文学创作，先后写出若干篇小说。
1932年日本政府强化军国主义统治。革命文艺组织遭到破坏，小林多喜二不得不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3年2月20日，他在街头进行秘密联系时，被叛徒出卖，当场被捕，随即受到严刑拷打，当晚便被迫害致死。这一血腥事件震怒了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人们纷纷致电哀悼，谴责日本政府的法西斯暴行。我国鲁迅先生立即拍去唁电，表示深沉的悼念。唁电指出：小林多喜二的革命业绩“我们不会忘记”，中日两国人民“正在坚强地沿着小林多喜二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小林多喜二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牺牲时还不满30岁。但是这一生是为革命奉献的一生，是为日本革命文学奋斗的一生。在创作上，他不断探索、不断革新，形成刚健、质朴、奋发向上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倾向，写出不少革命文学的杰作。
小林多喜二的文学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创作可以说是探索时期的习作，多数为短篇小说，著名的有《龙吉和乞丐》、《泷子及其他》、《腊月》、《杀人的狗》等。这些作品反映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感受，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和悲苦，表现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心理。这些短篇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笔法简洁、质朴，虽然人物刻画和情节叙述还不完美，但具有随笔的抒情性以及内在的艺术神韵，从中可以看出志贺直哉文学影响的印迹。1927年发表的《防雪林》既是这个时期探索的总结，也是作家创作转变的过渡性作品。小说取材于北海道“垦殖”农民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斗争，描写青年农民源吉在沉重的生活压迫下不断觉醒、奋起反抗的过程，最后他把地主宅院付之一炬。小说克服了这一时期作品中反映人民生活悲苦的郁愤情调，突出了农民的反抗精神。主人公源吉形象鲜明，性格坚定顽强，爱憎分明，富有反抗精神。小说粗犷的文笔，简洁的描写，强劲的笔力，预示着作家新的文学倾向正在形成。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发表之后，小林多喜二的创作转入第二个时期。从此他的创作以波澜壮阔的工农运动为背景，反映日本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蟹工船》是以他参加小樽工人运动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写成的，是一部歌颂工人群众觉醒和斗争的作品。作品的故事集中在北海道沿海捕捞螃蟹的渔船“博光号”上，突出表现了渔工、海员与监工浅川的斗争。由于当时社会上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农村破产，大量失业的劳动者流落街头。他们为生活所迫，来到渔船做苦工。渔船上非人的生活，监工浅川残酷的压迫，使渔工们逐渐认识到团结起来罢工斗争的必要。在国内、国际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罢工，迫使浅川低头，斗争取得了胜利。可是，渔船在回到港口后，浅川又引来帝国军舰进行镇压，使渔工在斗争中得到了血的教训。这篇作品与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同样是描写海上劳工的斗争，但是它更强调、更突出渔工们的觉醒过程：他们由分散到团结，由个别自发地反抗到有组织地罢工，反映了当时日本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小说在突出渔工集体形象的同时，也勾画了资本家走狗浅川的狰狞形象。罢工斗争的巨大场面，生动的渔工的形象，动人的“具体化的情节”，鲜明的政治倾向，都使这篇作品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并且成为日本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品，与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并称为日本革命文学的“双璧”。《蟹工船》很快走出日本国土，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左”的文艺思潮影响下，这篇小说也显露出明显的不足。一是只注重渔工的集体形象的塑造，而没有描写性格鲜明的个体渔工英雄形象；二是作品的描写有图解式、简单化的倾向，注重了宣传作用，缺乏更完美的艺术性。不久，作家发表的中篇小说《在外地主》，取材于矶野佃农的抗租斗争。小说不仅生动地刻画了资本家兼地主这种日本特殊的、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剥削者形象，写了他们与政府、军方、财团互相勾结构成日本农村的统治势力；还写了贫苦农民奋起反抗，在农会组织和城市工人的有力支持下取得的斗争胜利。作者自己认为这部作品基本特点是描写了农民与工人的联合。
小林多喜二在来到东京之后的1930年，进入创作最后的时期。虽然这时距他牺牲的1933年不过两三年的时间，但他却写出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如《工厂支部》、《安子》、《组织者》以及未完成的《沼尾村》、《转折时期的人们》等。这一时期，他仍然把工农斗争主题置于创作中心，但是更注重情节的生动性、曲折性，尤其努力探索塑造有革命思想和鲜明个性的英雄人物。
《为党生活的人》（1932）是作家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作家总结性的作品。小说通过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一个工厂由民用转变为军工之后，工人在日共的领导下进行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故事，表现了作家在东京参加地下活动的体验。小说用第一人称自叙方式写成，“我”（佐佐木安治）是一个地下党员，受到组织的委托到工厂领导斗争。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我”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密切注视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揭露厂方的欺骗行为和军国主义的宣传，把工厂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的方向。“我”是一个在革命斗争中磨炼成长的坚强战士，把自己完全融于革命之中，衣、食、住、行无不与革命相连。为此，割舍自己的私人生活，甚至断绝跟与己相依为命的母亲的来往，并与自己的情人笠原分手。为适应革命活动，“我”经历了思想、感情的痛苦磨炼，体现了日本30年代革命战士的英雄性格。小说中母亲的形象十分感人，她来自贫苦劳动者，在儿子及其他革命者的影响下，从沉湎于母子之情转为关心献身革命的儿子的安危，思想逐步觉醒。小说以“我”的生活为纬，以仓田工厂的斗争为经，二者交织而成，结构完整，脉络清楚；还利用“我”与母亲、笠原以及其他革命同志的多重关系，突出了人物忠于革命、热爱亲人、关心同志的性格特点。宫本百合子称这部小说为日本现代文学中第一部细致地再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作品。
第四节 井上靖
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1907—1991）1907年5月6日出生在北海道上川郡，父亲是个军医。由于父亲的工作地点不断变动，母亲无力照顾他的生活，所以他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主要靠祖母抚养。自1927年在金泽上第四高等学校起，他便逐渐对文学产生兴趣，特别喜爱诗歌。他最初的诗作是在《日本海诗人》上发表的，第一首诗题为《冬天到来的日子》。1930年，他考入九州大学英文系，但对课程没有兴致，仍然热心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相继发表过十余首诗，还写过两篇侦探小说。据他自己说，当时写诗是认真的，写小说则仅仅为了赚稿费，所以发表诗用真名，小说却用笔名，而且这类小说以后再也没有写过。1932年，他转入京都大学哲学系专攻美学。这段生活依然是放浪的，大学的门没有进过几次，还是热衷于写作，除诗歌外，也写小说和剧本，表现了多方面的才能。
1936年3月大学毕业以后不久，他的《流转》被选为《每日新闻·星期日刊》“长篇大众小说”的第一名，获得第一届千叶龟雄奖，并且由此得以不经考试正式加入每日新闻社，开始了长期的报社生活。起初，他被分配到星期日刊编辑部；后来，转入文艺科学部工作。1937年7月日本当局全面发动侵华战争，9月井上靖被征入伍，派到中国北方各地；可是由于患有脚气病，仅仅当了四个月的兵就被遣送回国，并且解除了兵役。退伍以后，他继续留在每日新闻社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以后。这段报社生活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他重返报社后，首先负责编辑宗教栏。由于工作需要，迫使他读了不少佛教经典。这对于他后来创作与佛教有关的小说有过很大帮助。又如，他随后担任美术栏编辑工作。为了完成任务，他又不得不阅读大量美术著作。这对于他后来创作的风格也有深刻影响。不仅如此，报社工作还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锻炼了他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而这些乃是他成为作家必不可少的条件。
对于井上靖来说，编辑生活是作家生活的前奏，而从编辑通向作家的桥梁则是一系列的诗歌和小说创作，这些诗歌和小说是在战争结束不久产生的。他在《我的形成史》一文中说：“我迫切希望表现自己，而这种心理乃是长期在报社角落工作的人必然会受到袭击的热病似的东西，是长期被报社机构压抑的人所进行的自我反抗似的东西。战后，我动手写诗歌和小说，但没有打算成为诗人和作家，只是要以某种形式表现自己。”
井上靖战后的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从1946年到1948年三年间，他连续发表了二十余首诗歌。大约与此同时，他又动笔写起小说来，并且逐渐地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小说创作方面。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是《斗牛》，第二篇小说是《猎枪》。到1949年，《猎枪》在《文学界》10月号上发表，《斗牛》在《文学界》12月号上发表，引起文坛注意。第二年2月，芥川奖评选委员会一致决议授予《斗牛》第22届芥川奖。该评选委员会认为，从《斗牛》可以看出，这个作者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小说技巧，充分地具备了作家才能。
《斗牛》是井上靖的处女作（以前的是习作），也是他的成名作。这篇小说打开了他走上文坛的大门，同时也是他结束15年编辑生涯，踏上专业作家道路的开端。1951年5月，他正式退出每日新闻社，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从那时到1991年去世，40年间他写了大量的作品，主要是小说。他的小说可以分为报纸小说、历史小说、随笔小说三类。
所谓报纸小说是指在日报上一天一天连载下来的小说。井上靖的报纸小说主要是在日本三大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上连载的。战后日本曾经出现过一个报纸小说热潮。这个热潮始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逐渐进入全盛时代。随着报纸小说热潮的出现，也涌现出一批专写报纸小说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比较通俗易懂，又提出许多大家关心的问题，并且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所以往往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甚至有许多作品的名字或者人物的名字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名词。井上靖踏上专业作家道路时，正逢报纸小说迅速发展的时期。趁着这股热潮，他相继写了一系列报纸小说，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确立了他报纸小说代表作家的地位。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新手，立即获得报纸小说代表作家的地位，这是打破文坛常规的。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当然是由于他具有非凡的才能，但也不可忽视当时社会和文坛形势的影响。井上靖的报纸小说从主题来看有三类：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以人的生死为主题的，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主要作品有《明天来的人》（1954）、《涨潮》（1956）、《冰壁》（1957）、《崖》（1962）、《化石》（1966）、《夜声》（1967）和《榉树》（1970）等。
井上靖一面写报纸小说，一面又动手写历史小说。因为在他看来，历史是考察人类命运最好的场所。更何况他从小便对日本历史和中国历史感兴趣，尤其是对东西方交通的丝绸之路怀着浪漫的梦想。他对于历史小说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历史小说必须尊重史实；不过历史小说又不是历史而是小说，所以应当允许用文学的想象去填补历史的空隙。他的历史小说创作始于50年代初期，从题材来看可以分为两类：国际历史小说和日本历史小说。国际历史小说大部分是有关中国的，主要作品有《天平之甍》（1957）、《楼兰》（1958）、《敦煌》（1959）、《苍狼》（1960）、《杨贵妃传》（1965）、《孔子》（1989）等；此外，有关朝鲜的，有《风涛》（1963）；有关俄罗斯的，有《俄罗斯国醉梦谭》（1968）。日本历史小说主要有《淀殿日记》（1961）、《后白河院》（1965）、《额田女王》（1969）等。
井上靖在写报纸小说和历史小说的同时，还希望通过小说的形式表现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表现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感受。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类小说不但在他的创作中所占比重很大，而且也可能是他创作中艺术水平最高的部分。这类小说大多是短篇，从形式上看常常介乎小说和随笔之间，井上靖自己也说“分不清是小说还是随笔的形式”，所以我们姑且把它们叫做随笔小说。这些随笔小说往往是在作者心有所感的情况下提笔写成的，正因为如此更能使人从中窥见井上靖身为作家的某些秘密，更能使人从中了解井上靖身为作家的某些本质。属于随笔小说的主要篇名和集子名如下：《孤猿》（1956）、《芦苇》（1956）、《幼年生活》（1973）、《桃李记》（1974）、《记我的母亲》（1974）等。
由于在创作上的丰收，井上靖在日本文艺界获得了崇高地位，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得到过许多奖金。
中篇小说《斗牛》写的是《大阪新晚报》编辑部主任津上组织斗牛的故事。为了组织这场斗牛，津上全力以赴，费尽心机，忙得焦头烂额。然而事有不巧，举行斗牛大会的三天期间，前两天连续下雨，只有最后一天进行顺利，结果不仅没有赢利，反而损失100万元。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津上，它的主要思想也集中体现在津上身上。津上是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形象，或者说得更简单些，他是一个孤独者形象。从表面上看，津上是积极活动的，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斗牛充满热情。报社组织斗牛可谓不务正业，但是津上决心要搞，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搞，坚决彻底地搞。诸如把报纸办成“牛报”，组织牛队上街游行，利用广播、广告大作宣传，结果使准备工作费用超出预算三倍，他也不以为多；当老投机家冈部要求把斗牛揽过去，让报社干等赚钱时，津上虽然知道这对报社有利，可是却讨厌冈部那对盯着自己的小眼睛，心里不由得泛起一股类似决斗的昂扬情绪，毅然拒绝了他的要求等等。这些表现说明津上是积极的、热情的，有时甚至达到不顾一切的狂热地步。这是津上性格的一面，是性格的表面。但是，从另一面看，从根底上看，津上又是冷漠的、孤独的。他之所以要搞斗牛，并非仅仅出于一般事业家的热情，更重要是想要陶醉一下自己，因为他那双未曾陶醉过的眼睛，也想体验一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陶醉。然而，斗牛并不能使他陶醉，在周围那种被他掀起的斗牛狂热中，他却反应冷淡，怎么也陶醉不了。在斗牛赛第三天，当大家都沉浸在斗牛热潮之中，都在赌输赢的时候，只有他冷眼旁观，置身局外，没赌什么输赢。正如他的情人笑子所说的那样：人人都在赌输赢，唯独你没有赌输赢。这是津上性格的另一面，性格的里面。
以上两个方面，即表面上的积极热情和骨子里的冷漠孤独结合起来，构成了津上的特殊性格。俗话说，文如其人，对办报的人来说则是报如其人。津上所编辑的报纸充分体现了他的性格特征。正如小说里所说的那样：《大阪新晚报》是一家具有知识分子赌徒倾向的报纸，它虽受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但骨子里总有些冷漠和孤独的影子，而这正是该报编辑负责人津上自己的性格。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津上性格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津上的灵魂是孤独的。他为了逃避孤独，所以积极活动，可是这积极活动不能治疗他的孤独，结果他只好一面积极活动，一面仍然孤独。津上便是这样一个无法解救的孤独者。他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固然有个人气质等方面的原因，但同时也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事实上，像他这样的孤独者，在日本战后社会里，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里并不少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斗牛》正是通过津上的形象，反映了日本战败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他们对战后社会的混乱状态、对自己的才能无处施展、对自己的事业丧失信心以及对其他种种问题的失望情绪。
《斗牛》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深度，而且在艺术表现方面很有特色。
特色之一是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首先，小说集中笔墨，运用多种手法，尤其是心理描写的手法，从各个方面表现了主人公津上那不易捉摸的性格特征，成功地刻画了一个现代孤独者的形象。这样的艺术形象在日本当代文学中是第一次出现。其次，小说对于一些次要人物，特别是冈部和三浦这两个一老一少投机商人的形象，虽然花费笔墨不多，却也写得入木三分，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在写这两个人物时，小说充分发挥了细节描写的作用，并且处处加以对比，从而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特色之二是生动有趣，故事性强。日本有很多小说（尤其是所谓纯文学）不大注意故事情节，轻视趣味性。井上靖却不这样，他的小说往往写得生动有趣，故事性比较强，《斗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篇小说的结构相当巧妙，意想不到的事件层出不穷，能够把读者牢牢地吸引住，直到故事的结束。不过，对于《斗牛》以及井上靖其他作品的这些特点，即所谓大众文学性，日本评论界有褒有贬，见解不一。关于这个问题，佐藤春夫的看法很有参考价值，他指出：井上一方面是美学学生，同时也是报社社员。他的作品的特异性首先便在这里。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美学式的考虑和报社式的时代感觉起着很大作用。因之，酿成了他的比较高级的大众文学性。直截了当地说，井上文学乃是深思熟虑的手工艺者的工艺品。井上完成得很出色，这是他的本领。
第五节 大江健三郎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出生在日本四国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41年进大濑国民学校读书，1947年升入大濑中学。1950年离开家乡，考入爱媛县立内子高中，第二年转入松山东高中。1954年来到东京，进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1956年正式成为该校法文系学生。他从农村到地方城市，再从地方城市到首都东京，这是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许多知识青年所走的共同道路。
在东大法文系读书期间，大江健三郎深受著名教授、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渡边一夫的影响，热心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等人的作品。与此同时，他着手从事文学创作。1957年先后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两者都以大学生到医院去勤工俭学所遇到的不愉快事件为题材，表现知识青年劳而无获的“徒劳”意识。因为在作者看来，当时的日本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军对日本的占领等，则是构成“墙壁”的内涵。这种意向可以从他195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饲育》（获芥川奖）、《人羊》和中篇小说《拔芽击仔》里得到证实。
大江健三郎于1959年3月从东大毕业，随即踏上专业作家的道路。在1959年至1963年的创作中，“性”意识和“政治”意识占有中心的地位。他之所以特别重视“性”，据说是受到美国作家诺曼·梅拉的启示。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里，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的性生活展示日本战后闭塞的社会现状，探求通向未来的道路，但结果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尽管这部作品受到应有的批评，可是作者本人却置之不理，声称“我现在仍然深爱这部长篇小说”。其后发表的中篇《性的人》（1963），可以看做是《我们的时代》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作者“政治”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天皇制的批判，而体现这种意识的小说则有1961年相继发表的短篇《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第二部》，两者都以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刺事件为题材，谴责政治暴徒的行为，因而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严重威胁。
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年，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他的长子于6月出生，但这个婴儿因头盖骨异常而濒临死亡状态，经抢救后勉强活命，成为残疾儿；二是他于8月前往广岛进行原子弹爆炸后果调查，深受刺激，大有感触。前者是个人的不幸，后者是人类的不幸，而他则必须同时承受这两种不幸。所以，他把这两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围绕残疾儿问题，他在1964年发表短篇《空中怪物阿归》和长篇《个人的体验》。有趣的是，这两部小说却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空中怪物阿归》里，主人公没有救活婴儿，自己也自杀身亡。在《个人的体验》里，主人公下定决心要拯救婴儿，并坚忍地活下去。这也许可以说是作者头脑里两种思想矛盾和斗争的形象表现吧。围绕核威胁问题，他于1965年出版随笔集《广岛札记》，其中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自己亲眼目睹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惨状，并且决心“以广岛和这些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一下自己内心的硬度”，即以广岛人为榜样，和残疾儿一起顽强地活着。之后，大江健三郎又在一系列小说和随笔中反复探讨残疾儿问题和核威胁问题，如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讲演集《核时代的想象力》（1970）、随笔《冲绳札记》（1970）和《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人类》（1971）、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73）、短篇小说系列《新人啊，醒来吧》（1983）等。
大江健三郎对于日本现实社会是不满意的，但又没有发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实际楷模，于是便在自己的头脑里描绘乌托邦——理想国的形象。早在1966年，他就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自己关于乌托邦的设想。其后，他经常不断地在自己的小说、随笔和谈话里提起这个话题，进一步充实乌托邦的内容。《同时代的游戏》（1979）是他所写的一部有代表性的长篇乌托邦小说。全书由六封信组成。其中最令人感到兴味的恐怕是第四封信“武功赫赫的50天战争”。通过这场普通村民与正规军队的战争，刻画了敢于不屈不挠与强权作斗争的英雄形象，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心目中的乌托邦往往存在于森林和山谷之间，这表明他的“乌托邦”意识是和“森林”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笔下，“森林”有时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常常是抽象的、非实际的存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的灵魂》、《同时代的游戏》和长篇小说《M/T与森林的奇异故事》（1986）等都是“森林”意识的体现，而短篇小说系列《倾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和长篇小说《燃烧的绿树》（1995）等围绕“树木”展开故事的作品则可以视为“森林”意识的延续和发展。另外，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空翻》（1999）和被称为“后期工作三部曲”的三部小说《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别了，我的书》（2005）等。
总而言之，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始终密切关注现实的作家。个人生活的不幸（残疾儿等）和人类社会的不幸（核威胁等）的交织，使他对现实生活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格外敏感；但这些并没有把他吓倒，他仍然是满怀希望和信心的，而这一点大约正是他的思想和文学中极为可贵的东西吧。他问：当出现巨大的恐怖时，正常人应当如何对待呢？必须满怀希望创造根据以对抗恐怖；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要树立对抗它的希望。
由于在创作上硕果累累并且充满创新精神，他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川端康成之后日本第二位获此殊荣者。
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起初在1967年1月号至7月号的《群像》杂志上连载，并在同年9月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小说的主人公是根所家的两兄弟。他们决定离开东京，回到位于四国的山村老家，开始新的生活。这个山村是万延元年即1860年发生农民起义的中心地，而这次农民起义又与他们家族有密切关系。两兄弟想要投身于历史中，以便重新审视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鹰四，极力要使自己同100年前领导农民起义的曾叔祖父和20年前死于朝鲜人手下的S兄重合起来，与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农村青年共同斗争，恢复农村的活力。但是，鹰四所策划和领导的骚动终于失败，鹰四自杀身亡。鹰四死后，蜜三郎似乎决心改变自己暧昧的生活态度，确定再生之路。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有意将蜜三郎和鹰四两兄弟对立起来加以描写。蜜三郎常常冥思苦想，而鹰四则喜欢采取行动；蜜三郎对生活的态度是消极应付，而鹰四对生活的态度则是积极斗争。在1960年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中，蜜三郎不仅没有参加游行，甚至没有看过游行；但鹰四却是游行的积极参加者。当回到山村老家后，蜜三郎仍然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似乎无根可扎；但鹰四却很快和村里青年打成一片，重新扎下了根。在鹰四组织起青年足球队并抢劫超级市场时，蜜三郎下定决心绝对不让自己卷进去，买煤油非付钱不可。对于S兄被朝鲜人打死的问题，蜜三郎认为S兄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但鹰四却认为S兄是青年领袖和战斗英雄，死时场面极为壮烈。对于万延元年的农民起义问题，蜜三郎以为其中充满残忍的暴力，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鹰四却把它描绘得有声有色，引得青年听众放声大笑。尽管后来由于鹰四所策划和领导的骚动遭到失败，再加上鹰四对于自己当年与妹妹发生乱伦关系并推卸责任因而迫使妹妹自杀的卑怯行为无限悔恨，终于自杀而亡，可是蜜三郎却觉得鹰四会被家族亡灵接受，而自己则在家族亡灵面前变得软弱无力。由是可知，作者对鹰四给予了更多的肯定。
这部小说含有广博的、丰富的内容，是作者多种创作意识（如性、政治、残疾儿、核威胁、乌托邦、森林等意识）的综合表现，其中森林意识占有突出地位。作者出生于“森林和山谷”，长大后不得不离开“森林和山谷”，所以只好在想象里和作品里唤起对“森林和山谷”的回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便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说的主要故事是在“森林和山谷”这个舞台上展开的。小说开头写道，蜜三郎夫妇由于生下一个残疾儿，受到沉重打击，如果继续在东京生活下去，将会面临人格破坏和精神崩溃的危险，为了躲避危险才决定和鹰四一起回到故乡的“森林和山谷”中去。到小说结尾处，他们经过一段“森林和山谷”生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定的目的，所以最后一段写道：“我、妻子和胎儿穿过森林出发了。我们大概不会再回到洼地上来了吧。鹰四的回忆已然化为‘亡灵’为山谷人们所共有，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守卫他的坟墓。离开洼地以后，我的工作是尽力让妻子从保育院接回的儿子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等待另一个婴儿出生，同时戴上头盔喊叫斯瓦希里语，不分昼夜地击打英文打字机，过着满是汗水和污泥的非洲生活，无暇顾及自己心中所出现的问题……”可见“森林和山谷”是拥有一定魔力的。从社会背景上看，作者在1967年将这样一部小说付梓，可能与当时流行的“反现代论”有着某种联系。所谓“反现代论”，是指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开始对于未来感到担忧，害怕日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也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害怕日本将会被更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于是人们对“现代化”表示怀疑，提出“何谓现代”的问题，提出实行“反对现代和回归土著”的可能性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带有“反对现代和回归土著”的色彩。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非但具有独特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
其一是错综复杂的结构。为了充分展示小说贯通古今的思路，作者特意安排了三个不同时间层次的事件，使之互相交织在一起，共同在一个舞台和平面上展开，显得颇为错综复杂。三个不同时间层次的事件，即100年前曾叔祖父率领附近农民起义的历史，20年前S兄在与朝鲜人部落发生冲突过程中死于非命的往事，当今以鹰四为领导的山村青年组成足球队，抢劫超级市场，对超级市场“天皇”的斗争。在鹰四的心目中，曾叔祖父和S兄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而他自己则是英雄的后继者。正是这一点，将三个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其二是现实和想象的结合。在作者的笔下，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以至有时令人很难区分其中哪些是现实的成分，哪些是想象的成分，多少是现实的成分，多少是想象的成分。例如：森林和山谷是小说故事的舞台，作者以生动的笔调描绘了阴森可怕的森林、白雪覆盖的山谷等景色。这些描写可能是以作者故乡附近的实景为依据的，但显然也加进了若干想象的成分，以便更充分地表现作者的思想。又如：小说多次描述蜜三郎的梦境和幻觉，以便更深入地揭示他的内心世界。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使这部小说显得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其三是鲜明的哲理性。由于深受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也大多具有鲜明的哲理性质，注重采用文学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哲学观点，通过他所体验的徒劳、墙壁、性、政治、残疾儿、核威胁、乌托邦和森林等意识来探讨现代人存在的可能、意义和价值。《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不例外。它不属于历史小说，也不属于传奇小说，而应划入哲理小说的范畴。如小说第三章对于森林的描写，写到森林的神秘和可怕，近年来森林力量的不断壮大，根所一家过去与森林的关系和现在与森林的关系等，都具有哲理的性质，含有深刻的寓意。
第六节 李光洙
李光洙（1892—1950）号春园，是朝鲜（韩国）著名的现代作家、诗人、评论家，出生于平安北道定州郡益城村一个贫苦家庭。他对朝鲜现代文学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人之一，但由于先后两次发表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者和玷辱自己民族的文章而遭到抨击，所以对他的评价一直有争议。
李光洙小时在私塾读过汉学，后因生活拮据中途辍学。10岁时父母双亡，兄妹三人成了孤儿，自谋生路。1903年到平安北道定州郡东学道道主朴先生家当书记员。1905年去汉城就读于光武学校。同年8月，他赴日留学，后因学费不足而多次辍学，断断续续在大成中学、明治学校中学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专业学习。1907年他在崔南善主办的刊物《少年》发表处女作《流浪》，1909年又在明治学校同学办的学会刊物上发表日文短篇小说《爱是什么》。1913年他决定赴欧留学，可是当他抵达西伯利亚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被迫折返朝鲜。此后他边工作边写作，作品都发表在崔南善创办的《青春》杂志上。1915年他在《每日申报》上发表的连载小说《无情》被誉为韩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
1918年李光洙因个人婚姻问题来到北京。1919年又东渡日本参加赴日朝鲜留学生组织的“二八独立运动”，并起草《独立宣言》。过后他带着散发《独立宣言》的任务来到上海，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报纸主编。后因经费困难，报纸难以维持，他为了摆脱事业和家庭烦恼于1920年3月回到朝鲜平安道宣川。在那里他被日本警察逮捕，但不久便获释。1922年他和其他同人一起创办《白潮》杂志，并发起成立修养同友会，在《开辟》杂志5月号上发表题为《民族改造论》的文章。文章观点极为错误，不但辱没自己的民族尊严，还诬蔑知名人士，因而招致众怒，《开辟》杂志也被捣毁。
1923年，他以“丫生”的笔名在《东亚日报》先后发表短篇小说《嘉实》和长篇连载小说《先导者》，后者遭日本总督府的干预而被迫中断连载。1924年至1932年，他在《东亚日报》连续发表《再生》、《麻衣太子》、《端宗衰史》、《革命家的妻子》、《土》等作品。由于小说内容较深刻，文笔流畅生动，深受读者喜爱，他在社会和文坛上的地位得以恢复。
1933年他受聘担任《朝鲜日报》社副社长，次年辞职。大概出于对自己过错的忏悔和对当时殖民地社会政治的厌倦，他决定隐居，过读书和敬佛的生活。然而现实还是逃避不了，1937年因修养同友会事败露，他被捕入狱。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日本总督府迫于压力才于1940年8月全部释放被捕人员。在狱中他仍笔耕不止，其间中篇小说《无明》（佛教用语，意“愚痴”）发表在1939年的《文章》杂志上。
李光洙的最大悲剧在于他到晚年还没能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又发表《加川校长》等数篇美化日本的文章，其中有的还被日本总督府授予大奖。这再次引起公愤，遭到民众唾弃，被斥为民族叛徒，他也不得不于1944年再次携家小到京畿道扬州郡隐居。1948年他写下《我的自白》一文，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过进行反省。同年，他被刚成立不久的韩国政府以背叛民族罪逮捕入狱，后来因病得到保释。1950年7月12日去世，时年58岁。
李光洙是位多产作家，采用多种体裁进行创作，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随笔、游记、论说文、传记、戏剧、时调、童话等。其著作在题材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多种多样，有僧侣、道士、职员、工人、农民、商人以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流浪汉等。1963年韩国出版了《李光洙全集》，共20卷。
李光洙在23岁写的长篇小说《无情》是他的第一部成名之作。其实，这部作品在好些方面都还不够成熟，但它在主题思想、形式技巧、语言风格等方面对旧小说传统无疑有重大的突破。小说表现了早期知识分子刚觉醒的民族意识，通过主人公炳旭的言行举止表达了作者伤时忧国的心情和改变民族落后面貌、跟上时代步伐的决心。而在语言文体上，作者更是大胆地摈弃以文言为主、白话为辅的“文主言从”的旧传统，改用了言文一致的口语体，成为白话文与新文学运动之先声。因此小说一发表便震动了朝鲜文坛，引起世人的瞩目。
李光洙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33年的长篇小说《有情》。这部以歌颂爱情为主题的小说，表现了一代女性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叛逆精神。作者把自己的全部同情都倾注在小说女主人公南贞妊身上。南贞妊是流亡中国的爱国志士南相灏的独生女。南相灏后来被捕入狱，不久病逝。临死前他把妻子和女儿托付给自己的好友崔皙。崔皙带着贞妊和她的母亲从中国回到朝鲜。第二年崔皙也被捕入狱，三年刑满释放后，贞妊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丢下贞妊一人，当时才12岁。崔皙也有一个女儿叫顺妊，与贞妊同岁，两人在同一班学习。南贞妊长得水灵秀美，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而顺妊刚好相反，不仅面貌丑陋，而且头脑愚钝，学习成绩总排在末尾。于是两人经常发生矛盾，崔皙的妻子偏袒女儿，虐待贞妊。崔皙对此颇为不满，无形中对贞妊更加关怀，处处保护她；而贞妊也把崔皙看做是自己的慈父，怀有深厚的感情。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贞妊对崔皙的感情逐渐发生变化，从称呼崔皙为爸爸改称为“哥”。在她的内心深处，过去的父女情已逐渐演变为男女爱情。她把自己的感受写在日记里。高中毕业后，学校派她留学日本。每年暑假她都要回汉城看望崔皙“哥”。有一年，贞妊在日本得了肺结核住进医院。崔皙一接到电报便立即专程赶到日本看望，并为她输了自己的血。崔皙回来一进家门就遭到妻子的臭骂，原来妻子看了贞妊留在家里的日记。妻子硬说丈夫与贞妊已有不正当关系，这次去日本是为了给贞妊打胎。妻子的吵闹使得崔皙有口难辩，无地自容，只好辞去中学校长职务，决定离家出走。临出走前他又去看望贞妊，想给她以最后的安慰。贞妊向他剖白心迹，提出“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的要求，但遭到崔皙的拒绝。崔皙只身一人离开日本，经汉城（今首尔）和中国一些省市来到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几年后，贞妊从日本回汉城，打听到崔皙隐居在贝加尔湖畔，便拖着发高烧的病身，历尽千辛万苦赶到崔皙的小黑屋。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近崔皙。但就在几分钟前，崔皙在病魔的折磨下已经停止了呼吸。贞妊悲痛万分，眼泪都哭干了。她决定永远守在“哥”的身旁，从此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
《有情》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其意义已超出一般的男恩女怨故事。在封建殖民地社会里，一个少女敢于面对世俗偏见，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确实体现了一种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小说作者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而刻意于人物内心情感的揭示，采用书信、日记等形式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把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斗争和盘托出。贞妊对崔皙的感情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起初，她对崔皙的感情带有浓厚的感恩成分。她在日记中写道：“噢，母亲离开人世已经十五年了，这十五年，我这个孤儿是在C先生爱的怀抱中长大的啊。这个恩德我该怎么报答呢？把我的身体和心都给他也不够啊……”后来她逐渐感觉到自己对崔皙的爱在发生变化，于是写道：“我不能把C先生叫爸爸，而要叫‘他’。不，我不能叫‘他’，而要叫‘哥’。老天爷呀，妹妹爱哥也要受惩罚吗？如果这也要受惩罚的话那我只有认了。”但是贞妊还不敢向崔皙直接吐露真情，她只好把炽热的爱情深深埋在心底，忍受着单恋的煎熬。经过长期的感情磨难，在关键时刻贞妊终于勇敢地向崔皙表白心迹；但崔皙却没有勇气接受贞妊的诚挚爱情，远远地躲到贝加尔湖畔。而贞妊一旦认定了自己的爱情，便义无反顾地执着追求，并以殉情者的悲壮向世人昭示爱情的神圣。作者在小说的结尾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南贞妊与崔皙的爱情结局是凄惨的，但比起崔皙和他妻子只有婚姻而没有爱情的生活来，又不知要幸福多少。这是作者对自由爱情追求者的肯定和颂扬，也是作者向读者传达的时代呼声。正因为这样，小说一发表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后来被收入《韩国文学全集》的第一卷。
第七节 李箕永
李箕永（1895—1984）是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开创者之一。他出生于忠清南道牙山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母，后又备尝亡国和失学的痛苦。18岁那年，他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离开故乡，到南方流浪。这期间，他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中间，亲身体验到亡国奴的悲惨命运。这种饱含辛酸的生活对他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促使他决心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
1919年，朝鲜爆发“三一”反日民族起义，这给在黑暗中摸索的李箕永带来了新的希望。社会上出现的一股争取祖国解放的热潮，使很早就有志于文学的李箕永产生了一种遏制不住的写作冲动。他开始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看法。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自己那时虽没想到要成为一个作家，但却迫切希望把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表现出来。
李箕永在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以后，就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朝鲜实学派朴趾源等人的创作，古代英雄豪杰的传记，以及具有启蒙思想内容的“新小说”等，都曾从思想上给他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并在艺术上成为他创作的借鉴。但是在东渡日本以前，他对社会黑暗和罪恶产生的原因认识并不透彻。1922年4月，他怀着探索真理、拯救祖国的迫切愿望，到日本去半工半读。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马列主义书籍、俄罗斯优秀文学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读过高尔基的作品之后，开始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1923年9月1日，东京发生大地震。日本统治阶级别有用心地把这场地震引起的火灾说成是“不逞鲜人”放火所致，对无辜的旅日朝鲜人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目睹祖国同胞惨遭杀戮，他忍无可忍，于同年9月30日愤然回国。
1924年春，由于具有强烈民主主义倾向的处女作《哥哥的密信》发表，他登上了朝鲜文坛。《哥哥的密信》作为杂志《开辟》的入选作，一发表就显露了他的艺术才华。作品通过一对中学生兄妹日常生活的矛盾冲突，以富于戏剧性的结构，辛辣地批判了“哥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在“卡普”以前，李箕永属于“新倾向派”作家。他的创作题材相当广泛，有描写贫苦农民生活的《民村》，有描绘贫苦知识分子和贫农妇女走上革命道路的《贫穷的人们》和《童养媳》，还有描述青年男女因生活道路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彩虹》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贫穷的人们》（1925）和《民村》（1925）。作者根据自己既熟悉农民又了解知识分子这一特点，在这两篇作品中结合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以20年代的朝鲜农村为背景，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和反抗精神，塑造了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
1927年朝鲜的革命文学团体“卡普”改组。李箕永在“卡普”新纲领的指引下，在抗日武装斗争的鼓舞下，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写作了《小人跋扈的时代》、《埋葬反动的评论家》等评论文章，批判当时资产阶级自然主义作家抹杀文学阶级性的谬论，并反击他们对“卡普”作家的攻击。在小说创作方面，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有很大提高，例如小说《元甫》（1928）就提出了工农联盟的主题。前期创作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这时也已发展成为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自觉战士，如1930年发表的《造纸厂村》中的书生就是一个典型。
在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其殖民统治，朝鲜民族解放运动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时李箕永继续写革命知识分子，作品有：反映教师扎根边远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的《朴承镐》（1933），描述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动向的《寂寞》（1936），反映“三一”起义前后农村面貌的中篇小说《鼠火》（1933），还发表了著名长篇小说《故乡》（1933）。
1931年和1934年，日本当局对朝鲜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大搜捕，李箕永两度被捕，并被拘禁了一年多。1936年1月出狱后，他仍然坚持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立场进行创作。他的长篇小说《人间修业》（1936），通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以讽刺手法暴露了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另一部作品《春》（1934），借助朝鲜封建社会末期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朝鲜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日本帝国主义败亡前夕，李箕永避居山村，从事农业劳动，直到朝鲜解放。
朝鲜解放后，李箕永积极参加创建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的工作，并很快发表了短篇小说《开辟》，表现土改后农民的新生活。1948年春至1949年，李箕永创作了解放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土地》（第一部）。这部小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反映解放前后朝鲜农民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成功地塑造了翻身农民郭巴威的形象。郭巴威从自己在解放前后、土改前后生活的对比中，亲身体验到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全力投身于建设和保卫新政权、新生活的斗争。他是一个淳朴、热情、刚毅和顽强的劳动者，作品通过对他忘我劳动的描写，高度赞扬了他为建设祖国所作的贡献。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李箕永除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时事评论外，在战争和战后时期，还写了不少反映朝鲜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如《复仇的记录》、《江岸村》等。1952年夏天开始，他着手写三部曲《图们江》。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长篇小说，分别于1954年、1956年和1961年完成第一、二、三部。它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国义兵斗争，写到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直至朝鲜人民迎接解放。
60年代以后，年届古稀的李箕永，除继续完成《土地》第二部（1960）外，还准备写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土地》第三部。正如他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如果完成这个计划，他将通过小说《图们江》、《故乡》和《土地》，反映自1900年起至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半个多世纪内朝鲜人民斗争的一个侧面。
长篇小说《故乡》是李箕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解放前朝鲜进步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以1930年前后的元德村为背景，表现了该村农民在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带领下，为反抗地主的残酷剥削而发起的抗租斗争，同时穿插描写了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中，工人们为支援农民抗租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工和义务捐助。小说比较全面地描绘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朝鲜的社会现实，从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残酷压迫和掠夺，显示了朝鲜人民逐步觉醒的过程。
李箕永在中译本序言中写道：“元德村农民们反抗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故乡》的基本梗概。”也就是说《故乡》所反映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则由于当时苛酷的审查制度，未能直接揭露，被迫隐诸纸背。不过作者还是把殖民统治当成重要的历史背景作了必要的交代，如最初的两节，就描写了挎洋刀、穿洋服、说日语的日本警察走进二地主安承学的家，通过他们的对话，交代金喜俊的行踪。这就很自然地提起了作品反映的时代和事件的背景，点出当时存在的民族和阶级的对立关系。另外，作品对纺织公司的日本经理所作的一些描写，也不失为画龙点睛之笔。
《故乡》作为朝鲜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初尝试，其突出标志之一是把刻画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形象作为重要任务，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个新型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金喜俊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从日本回到故乡后，便决心同家乡的穷苦农民一道干一番事业。尽管他前进中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却能始终与贫苦农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忘掉因早婚带来的个人不幸，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他所从事的是异常艰巨的思想启蒙工作，虽然辛勤奔走一年，可是成效甚微。在困难面前，他没有却步不前，而是自我反省，得出自己“需要好好锻炼”的结论。在前进道路上，他一度产生了彷徨心理，“常常感到寂寞……感到孤独和空虚”，甚至想离乡远去。但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刻，他仍能尽力克服自己身上的“小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决心“高举着火炬冲破黑暗，开辟人间新的道路”。小说所描述的金喜俊的成长道路，坎坷不平，步履艰辛，真实可信。当时的朝鲜农村，广大劳苦农民身受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生活中没有自由，没有欢乐，遇上荒时暴月，连大麦饭、菜团子都吃不上，只好去排队买喂猪的酒糟充饥。更不知有多少人离乡背井，逃荒要饭，或者被逼上吊。即使用血汗浇出一个丰收年景，待到新谷登场，在地主、高利贷者的操纵下，粮价惨跌，除交租、还债之外，还是一无所有。农民由于受压迫太深，生活太苦，精神空虚，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有时发生矛盾，互不团结。在这样的境况下，要把农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目标下开展斗争，实非易事。在没有先进组织领导的情况下，金喜俊只好在斗争中摸索前进。在头一年里，他试图从办农乐队做起，把农友们初步团结起来。青年农民们觉得他不尚空谈，讲的话有道理，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他学习，逐渐摆脱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认识到必须团结一致的重大意义。在群众有了一定觉悟的基础上，金喜俊勇敢地带领他们，以大水灾为契机，密切与工人罢工配合，不失时机地开展减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通过斗争的洗礼，人们深切地体验到工农团结的力量，一个新来的青年女工就曾悟出这样的道理：“工人的贫穷并不亚于农民，农民的劳苦也并不亚于工人。劳苦和贫穷，这是工农的共同命运。”斗争实践终于使他们认识到工农联盟的必然性及其强大威力，并决心并肩进行新的斗争。
二地主安承学是作者在《故乡》中着力刻画的反动势力的代表，他卖身投靠日本殖民统治者，又是在外地主的全权代理人，在乡间跟广大贫苦农民直接为敌。他倚势凌人，为虎作伥，靠地租剥削和发放高利贷日子越过越富。他生活腐化，灵魂肮脏，无耻之极，甚至在子女面前炫耀自己的丑恶行径。安承学作为与金喜俊对立的形象，刻画得比较成功。
《故乡》的艺术成就也是很显著的。在作家笔下，一幅幅朝鲜农村的风俗画清晰地映入眼帘，具体生动而又细致入微，令人久久不忘。小说的人物形象，个个性格鲜明，呼之欲出，使人感到分外真切。当然作品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小说把二地主安承学当做主要攻击目标，且把农民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归之为他的女儿自献“家丑”，使他丢尽颜面而被迫低头就范。这个情节的安排是经不住推敲的。在金喜俊的形象塑造中，只突出他个人的活动，而很少看到群众的作用。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在他身上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
第八节 韩雪野
韩雪野（1900—1976）是朝鲜现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咸镜南道咸州郡的一个封建家庭。其父由于从事抗日活动，曾被日本宪兵监禁。日本侵略者对朝鲜人民的暴行，在少年时代的韩雪野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1916年他来到汉城第一高等普通学校读中学，1918年转入咸兴高等普通学校。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1919年春爆发的“三一”起义运动，被拘禁3个月。狱中革命志士为实现革命理想而英勇奋斗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给他以极大的教育，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寻求救国之路，1921年他去日本留学，研究社会科学和文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1924年回国后当中学教员，先后发表短篇小说《在那天晚上》（1924）、《饥饿》（1924）、《憧憬》（1925）等。1925年他与李箕永等一起，共同创建“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1927年，他又与李箕永等一起改组“卡普”，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新纲领。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文学评论。在著名的《无产阶级艺术宣言》、《阶级对立和阶级文学》中鲜明阐述了文学艺术“要成为为人生和社会以及阶级服务的武器”的主张，与纯文学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短篇小说《过渡期》（1929）、《摔跤》（1929）是他实践“卡普”新纲领的产物。《过渡期》取材于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建设大化工厂所引发的事件，反映了朝鲜农村破产和阶级分化的情况；《摔跤》则进一步描写这些农民在工厂里成为有觉悟的工人，他们联合起来，有组织地进行反抗斗争。这两个短篇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主人公善（《过渡期》）和明镐（《摔跤》）是朝鲜现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工人形象。从此，他的创作便以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为主要内容。
1930年后，他先后在左翼报刊《朝鲜之光》、《朝鲜日报》工作，积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文艺的斗争。1934年他与二百多名“卡普”作家一起被日本警察逮捕。在狱中，得知一些变节分子宣布解散“卡普”时，他十分气愤，积极与狱中同志共商恢复“卡普”大计。获释后，从1936年至1943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并写了四部长篇小说：《黄昏》（1936）、《青春期》（1937）、《草香》（1938）和《塔》（1941）。《青春期》歌颂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镇压下，始终保持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塔》则以1919年为背景，从一个少年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朝鲜复杂多变的历史时代。
朝鲜解放后，韩雪野担任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并继续创作活动，写了一些短篇小说。1950年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他发表中篇小说《狼》，描写几十年前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秀吉被杀害的悲惨事件，揭露美国传教士的伪善与凶狠。1952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同江》（第一部）通过敌占城市青年工人和少年的对敌斗争，反映朝鲜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抗力量。此外他还写有其他一些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以及儿童文学作品等。
韩雪野是一个多产作家，他广泛而深入地描写了当代朝鲜社会生活，他的创作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黄昏》是韩雪野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前期的代表作，也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工人斗争的代表作品。
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殖民地化的朝鲜经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影响。朝鲜资产阶级为了转嫁危机，便效法日本资产阶级提出“产业合理化”运动。他们更新机器，裁减工人，把无数工人赶出工厂。同时，资本家又用减少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等手段加紧对工人的剥削与压榨。工人生活状况更加悲惨，受到的政治压迫也更为严重。于是，他们团结起来，对资本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黄昏》便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的一个缩影。
《黄昏》围绕工人领袖俊植对买办资本家安重书准备实行“产业合理化”的斗争开展情节，正面反映了30年代朝鲜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揭露了买办资产阶级的阴险、凶狠与残暴，歌颂了工人阶级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显示了他们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俊植是作家精心塑造的工人先进分子的典型形象，他出身贫苦农民，受过教育，在汉城读书时，曾因带头组织罢课反对蛮横的日本教师而被开除。进工厂后，在党的教育启发下，他由幼稚逐渐成熟。在几次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之后，他认识到了团结就是力量。在上级的指导下，他肩负成立秘密小组的任务，使这个小组成为广大工人的主心骨，而他从工人中也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他不断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与认识能力。所以他虽然中学没有毕业，但在朋友与工人心目中学问却很大。他目光敏锐，英勇果敢，和小组的同志一道分析斗争形势，搜集敌人情报，积极发动群众，揭露资本家实行“产业合理化”的阴谋。他不仅敢于斗争，还善于斗争，讲究方式与策略，能广泛团结广大群众一道为争取工人的生存而与资本家展开殊死搏斗。对同志，他关心备至；对尚未觉醒的工人，他耐心启发，谆谆引导。丽顺就是在他帮助下最后坚定地走上革命之路的。对工人中可能出现的叛徒，他十分警惕，但又尽最大努力去教育、去争取，终于将对他一直不满、嫉恨、意志消退的老工人东弼拉回到工人队伍中来。这表明他胸襟宽阔。“为了那一天，为了美好的事业”，俊植英勇地斗争着，走在工人队伍的最前列。
《黄昏》还展现出两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同道路与归宿。丽顺和俊植一样来自农村，家庭困苦使她只能寄人篱下，遭人白眼。对生活她曾经抱有许多美好的幻想，但严酷的现实将幻想击得粉碎。她好不容易在工厂谋到一个职务，却差点落入色狼社长安重书的魔掌。她倾心相恋的京才，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能力、不敢抗争的人。当京才的父亲和京才的未婚妻联合起来威胁、利诱、侮辱，逼她与京才断绝关系时，她终于看清了她和京才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便毅然斩断了情丝。为了摆脱安重书的纠缠，又果断地辞去了办公室的舒适工作。在俊植的帮助下，她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受到工人的欢迎与爱戴。她代表了30年代工人阶级新女性的典型形象。京才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他自视甚高却优柔寡断。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也同情工人的苦难，憎恶寄生生活，但他永远不可能脱离原有的阶级立场。在爱情上他也是一个懦夫，既不敢去爱他所爱的丽顺，又不敢与他不爱的显玉决裂，始终处于矛盾、苦恼之中。他的性格充分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最终只能和资产阶级一道步入“黄昏的世界”。他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
安重书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买办资产阶级典型。他贪得无厌、卑劣无耻又诡计多端。他作为日本资本家的买办和走卒，靠虚伪、诈骗和贿赂发了财。当曾经有恩于他的老友金载堂在经济危机中濒于破产时，他便乘人之危夺取了工厂的实权。为了渡过经济危机，他与日本财阀相勾结，实行“产业合理化”计划。他不择手段，对工人进行欺骗、拉拢、威胁、利用，无所不用其极。当工人识破他的阴谋，提出谈判条件并准备罢工时，他立即勾结警察，妄图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充分暴露了他狰狞的面目。
《黄昏》写了两个对立阶级的尖锐矛盾，正面展示了30年代工人阶级的斗争风貌。在纯艺术盛行的黑暗年代，《黄昏》的出现对朝鲜无产阶级文学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九节 纳楚克道尔基
达希道尔津·纳楚克道尔基（1906—1937）是蒙古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生于中央省巴彦德尔格勒县，自幼聪颖好学，从8岁起在父亲的朋友家读书，写得一手好字。1921年，他年仅15岁便出任蒙古军事委员会秘书，以后又兼任政府秘书。1922年他参加蒙古人民党，并以代表身份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蒙古革命青年团中央少先队工作局成立后，他出任局长，组织少先队的各项活动，制定队章，并写了《少先队夏令营》一诗。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向群众宣传新思想。1923年上演的歌剧《乌申达尔的故事》，歌词都出自他的笔下，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青山翠谷》。1924年旧历新年时，青年们又编了新节目在各地巡回演出。他是这些节目的主要编写者。
1925年纳楚克道尔基赴国外学习，开始在苏联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读书，一年后转往德国，先在柏林，后到莱比锡攻读新闻。结合这一段经历，他写了《从乌兰巴托到柏林》、《到远方去学习》两首诗，表达了身在异国的游子的思乡之情，以及学成报国的心愿。1929年春，他学成回国，开始在蒙古科学院的前身科学研究所语言室工作，后转到历史研究室。在历史学方面，他搜集、整理、出版了一些书籍和资料，还从俄语、德语翻译了几本有关蒙古的书籍。他的主要文学作品是在从国外归来到1937年去世这一阶段内写的。
1932年，当局以莫须有罪名将他关押半年。在狱中他写了10首诗，有的表达他对妻子的怀念，有的抒发他不能工作、不能同朋友会面的寂寞苦闷之情，有的说出了他蒙受不白之冤、渴望早见天日的强烈要求。“左”倾路线不可能摧毁诗人的报国之心和创作激情，获释后，他以更高的热情投身到生活的洪流中。他常为研究所的墙报写诗，也为报纸撰稿，有些小诗是不署名的。由于他生前没有出过作品集，有些作品散失是难以避免的，所以他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作品，至今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
纳楚克道尔基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收集他作品最全的1961年版的《达·纳楚克道尔基选集》中，有诗102首，散文和短篇小说30篇，还有剧作5部。
他的诗歌题材相当广泛，涉及生活许多方面。除上文提到的内容以外，还有吟咏蒙古自然风光和表现牧人日常生活的诗，反对封建迷信和崇尚科学及现代医术的诗，歌颂青年纯真的感情和追求美好爱情的诗等。他的诗写得灵巧活泼，富有生活气息。一些小诗虽系即兴之作，却显示出诗人的丰富灵感和独特视角。如《爱情》、《奇》、《两个作家》、《两个青年男女》等诗妙趣横生，让人回味不已。
他的散文作品同样多姿多彩，有的作品集中反映社会政治矛盾，有的重在展示草原上的民风民情，还有的是从现实生活中引发出来的思索。他的散文作品有三篇很有特色，即《旧时代的儿子》（1930）、《喇嘛大人的眼泪》（1930）和《正月泪》（1932）。《旧时代的儿子》是一篇颇为特殊的散文，蒙古现代文学中没有类似的作品。文章的篇名直译是“旧孩子”。作者用凝练的笔触，勾勒出一个旧社会愚昧落后的青年牧人的形象。《喇嘛师傅的眼泪》是用诙谐幽默的笔调写成的，讽刺道貌岸然的洛登喇嘛经不起淫荡女人的诱惑，最后落得可悲而又可笑的下场。《正月泪》（又译作《白月与黑泪》）是现实主义作品，叙述主人公策兰玛姑娘的遭遇。
纳楚克道尔基继承、发扬蒙古民间文学艺术传统，创作了长诗《我的祖国》和歌剧剧本《三座山》，为蒙古读者和观众提供了艺术精品，也极大地推动了蒙古现代文学的发展。《我的祖国》（1933）是一首蒙古颂歌。从形式上看，它是蒙古赞词的新发展；而在内容上，则是诗人炽热爱国感情的抒发和对祖国兴旺发达的期待。这种形式是大众熟悉的，容易为大众所接受。通篇洋溢着自豪之情，气势磅礴，铿锵有力，激动人心，令人振奋。诗一开篇，诗人便列举大自然赐予蒙古的那些风貌独特的江河湖泊、山峦丛林和戈壁沙滩，而这一切正是生养诗人的热土。
哈迪、杭盖山脉的那些严峻的山脊，
还有那点缀北方的绵绵翠绿的群山，
玛浓、沙日戈那些起伏的大戈壁，
和那些南方著名的浩荡的瀚海啊——
这儿就是生长我的祖国，
美丽的蒙古地方！
克尔伦、敖嫩、图拉那些莹澈的河水，
被人传颂为“圣药”的那些小溪和温泉，
还有浮波斯古勒、敖波斯和泊丽，那些碧绿的湖泊，
和那些饲养人畜的环绕的清水啊——
这儿就是生长我的祖国，
美丽的蒙古地方！
是的，蒙古大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牵动着诗人的心。杭盖地区水草丰美，固然可爱，干旱的戈壁环境奇异，同样令人神往。
从远古的时代起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乡，
也曾有过统一和繁荣的时光，
我们深深地热爱这历代居住的土地，
今天，新蒙古的红旗到处飘扬——
这儿就是生长我的祖国，
美丽的蒙古地方！
养育着我们民族的可爱的故乡啊，
假如贪婪的仇敌竟敢向你侵犯——
我们就给它致命的打击，
在这美丽的土地上建设强大的祖国，
使她在这新世纪呈现更雄伟的奇迹！
在最后两段中，诗人一面追溯历史，以民族祖先披荆斩棘的大无畏精神来激励大众；一面面对现实，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表达人民保卫家园的决心。《我的祖国》是蒙古读者最熟悉、最喜爱的一首诗，也是蒙古现代文学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它的问世，使爱国主义成为蒙古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
《三座山》（1934）是一部四场歌剧，叙述一对相爱的青年，遭到黑暗势力残酷迫害，双双殉情的悲惨故事。它紧紧围绕爱情以及善与恶的斗争展开情节。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三座山的地方。青年猎人云登告别心爱的姑娘南丝尔玛外出去置办婚礼用品。即使是短暂的分离，两人也是依依不舍。看着云登消失在大路尽头，南丝尔玛失魂落魄，不能自持。打猎归来的巴尔刚恰巧路过此地，把南丝尔玛掳掠回府。南丝尔玛翘首盼望云登前来搭救。云登终于出现，两人见面倾吐思念之情。这时巴尔刚突然来到，将云登击昏，又把南丝尔玛抢走。巴尔刚逼迫南丝尔玛和他结婚，南丝尔玛坚决不从，设法逃走。云登前来接应，但被巴尔刚及其仆从刺死。南丝尔玛痛不欲生，拔出插在云登胸口的匕首，刺向自己的心脏。此剧虽无曲折情节，人物不多，线索单一，但却真实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热烈执着、坚贞不渝的爱情。他们生生死死不分离，为幸福和自由而献身的高尚品格深深地感染了读者。作者写此剧时，还注意从民歌《云登哥哥》和传说《苦难的三座山》中吸取营养，使该剧语汇更加丰富，比喻愈显生动。
纳楚克道尔基是蒙古成立后，最早拿起笔为振兴民族精神、创造美好未来而写作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艺术风格独特，特别是一些草原山水诗和散文写得相当潇洒，善于把大自然的美丽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气氛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他的作品一般篇幅不长，但用词凝练、优美。他对蒙古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作品对其他作家产生了较大影响，譬如，1943年策·达木丁苏伦就曾在他写的《三座山》基础之上，进行了部分修改，以善良战胜强暴、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结局。
思考题
1.请简述现当代日本、朝鲜、蒙古文学发展的概况及特点。
2.请简述小林多喜二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贡献。
3.请简述《雪国》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4.请分析《斗牛》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特色。
5.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看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意识。
6.对李光洙的评价为何一直存在争议？
7.请分析李箕永对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贡献。
8.《黄昏》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9.请简述纳楚克道尔基对蒙古新文学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