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东南亚文学于20世纪初步入现代阶段，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战前为现代文学，战后为当代文学。东南亚的现代文学反映民族觉醒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进程，以反殖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为时代特征和创作主题。东南亚的当代文学反映战后的民族独立斗争和取得民族独立后的历史演变，以捍卫民族独立成果和国内新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为主要内容。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冷战时期可以看到西方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潮同时在起重大的作用。
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和西方两大思潮的传播推动了东南亚反帝、反殖和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1908年印度尼西亚成立了第一个民族组织“至善社”，揭开了现代民族运动的序幕，1914年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24年改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于1926年领导第一次民族大起义。1924年菲律宾成立了“菲律宾工人协会”，领导了1931年的起义。1925年越南成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印度支共产党前身），领导了1930——1931年的义静苏维埃运动。1930年在缅甸爆发塞耶山农民起义，同年“我缅人协会”成立，领导了1938年的“缅甸一三〇〇运动”。
东南亚的现代文学就是在民族斗争的风暴中诞生的，从一开始便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朝资产阶级的文学方向发展，一个朝无产阶级的文学方向发展。但二者仍属同一文学范畴，即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学，整个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东南亚现代文学。
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可分三种类型：一是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有马斯·马尔戈的诗集《香料诗篇》（1918）和小说《自由的激情》（1924）、司马温的小说《卡迪伦传》（1919）等。二是民族主义文学，代表人物是阿卜杜尔·慕依斯（详见本章第二节），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还有耶明的长诗《印度尼西亚啊，我的祖国》（1928）、鲁斯丹·埃芬迪的诗剧《贝巴沙丽》（1928）、萨努西·巴奈的诗集《流浪者之歌》（1931）等。三是资产阶级个人反封建文学，以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和要求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代表作家作品有马拉·鲁斯里的长篇小说《西蒂·努儿巴雅》（1922）、努尔·苏丹·伊斯坎达尔的长篇小说《错误的选择》（1928）等。1926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起义被镇压后，无产阶级反帝革命文学便被取缔了。30年代民族斗争在政治上转向低潮而在文化上则出现东西方文化大论战。在大论战中成立的“新作家派”大大提高了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创作水平，代表作家作品有达迪尔的小说《扬帆》（1936）、阿米尔·哈姆扎的诗集《寂寞之歌》（1937）、尔敏·巴奈的小说《枷锁》（1940）、萨努西·巴奈的现代剧《新人》（1940）等。
20—30年代期间，越南最有代表性的革命作家是阮公欢（详见本章第三节），他走过的创作道路颇有典型意义。新诗派的倡导者世旅的诗集《几行诗》（上1935、下1940）和一零的小说《决裂》（1935），对封建包办婚姻给年轻人带来的不幸进行了有力的谴责。武重凤的小说《红运》（1936），揭露了当时殖民主义者推行的所谓“年轻快乐”运动实质上是在鼓励享乐、贪财、纵欲。吴必素的小说《熄灯》（1939），则描写贫苦农民一家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官僚地主们贪婪腐朽的剥削本质。
这个时期，缅甸的代表作家是德钦哥都迈（详见本章第四节）。20年代末开始至30年代仰光大学青年师生本着“试探时代的爱好”的想法，开展一场“实验文学”运动，主张事无巨细，有感而发，文学应反映生活，代表人物有德班貌瓦、佐基、敏杜温等。诗歌的创作偏重于抒情，富有浪漫色彩，对韵律、遣词造句提倡最大限度的自由。散文、小说的创作则注重描写现实，提倡简洁生动的文风。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自由、民主思想。当时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还有：摩诃瑞和他反对神权迷信思想的小说《比由当冰》（1927）以及鼓励人们团结反帝的小说《咱们的母亲》（1935）、《叛逆者》（1938）等，德钦巴当和他根据哈代《苔丝》改写的描述农村姑娘玛沙乌遭受迫害的悲剧小说《班达玛沙乌》，吴登佩敏嘲讽善男信女愚昧狂热的小说《摩登和尚》（1937）等。而当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日益高涨的时候，缅甸的进步人士仿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模式于1937年成立“红龙书社”，出版进步书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了缅甸进步文学的发展。
20年代马来西亚的现代文学开始起步，第一部带有反封建倾向的作品是谢德·谢赫的小说《法丽达·哈努姆传》（1925），其他还有阿赫马德·达鲁的小说《她是莎尔玛？》（1928）、哈伦·阿米努拉锡的小说《吉隆坡的茉莉花》（1930）、伊萨·哈吉·穆罕默德的《大汉山王子》（1937）等。
20年代，在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加坡出现具有南洋特色的、反帝反封建的华语新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有李西浪的小说《蛮花惨果》（1925）、邱志伟的《长恨的玉钗》（1924）。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新加坡也出现了抗战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有张一倩的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吴天的剧作《伤兵医院》等。
进入20世纪以后，菲律宾本土的他加禄语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家。他加禄语剧作家中最有成就的首推塞韦里诺·雷耶斯，他的剧作有四十余部，如《没有受伤》、《死者的吻》、《菲律宾之魂》等，均含有反帝爱国的内容。其他剧作还有帕布罗太的《热爱祖国》、阿巴德的《金链》、雷米西奥的《自由》等。诗歌创作成就突出的诗人是赫苏斯，他于1920年发表的诗集《金色的叶》表达了人民对殖民主义的不满，1928年又发表长诗《东方之滨》，讴歌人民的革命起义。小说创作方面的知名作家有赫尔南德斯·佩纳、德·阿·罗萨里奥等，而最有名的是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洛佩·克·桑托斯，写有诗集《心灵》、《谦虚者伟大》和小说《尊敬》（1927）、《命运的奴隶》（1932）等。同一时期，菲律宾的英语文学在小说和诗歌方面也有所建树，其代表人物有作家佐依罗·迦朗，他的作品《忧伤之子》（1921）是菲律宾的第一部英语长篇小说。此外还有诗人胡斯托·胡连诺等也颇有名气。
泰国走的是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所以现代文学的成长有其独特性。1926年比里·帕侬荣等人组成秘密组织“民团”，1932年6月策动政变，迫使王室接受了君主立宪制，加速了泰国文学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变。泰国新文学奠基人是西巫拉帕（详见本章第五节）。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还有：多迈索和她的家庭小说《她的敌人》、《贵族》、《旧罪》等，揭露贵族家庭纨绔子弟的腐化堕落，针砭社会弊端；蒙昭·阿卡丹庚·拉披帕和他以国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人生戏剧》（1929），用自传体描写一个泰国人的经历，以泰国人的眼光观察西方世界；高·素朗卡娘和她的小说《妓女》（1937），描写一个被人拐骗的乡村少女沦落为妓女后贫病而死的悲剧。
1941年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席卷了整个东南亚。日本的入侵和占领，使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的长期统治顷刻瓦解。这一突变使东南亚人民看到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脆弱性，增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信心。而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也使东南亚人民更加认清了世界帝国主义者乃一丘之貉，要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自己的斗争。日本占领的三年多，是东南亚各国人民的一场浩劫，同时也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最后准备阶段。这个时期，由于日本野蛮的法西斯统治，东南亚各国文学的发展受到阻碍，有人称之为“黑暗时期”。只有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比较特殊，那里出现了所谓的“双刃文学”，即一“刃”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效劳，一“刃”为民族独立服务，鼓吹民族主义思想。到了后期，鼓吹民族主义的一“刃”越来越锋芒毕露。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南亚当代文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西方原殖民国家企图重返东南亚，恢复其殖民统治。但东南亚人民已经做好了抗击的准备，各国先后爆发了独立革命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时期是东南亚当代文学的开端，集中反映了东南亚各国先后取得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而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东南亚当代文学的重点也逐渐转移到这方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刚投降，印度尼西亚便于8月17日首先宣布独立。荷兰殖民者妄图卷土重来，于是爆发了捍卫民族独立的“八月革命”。以“八月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印度尼西亚当代文学蓬勃发展起来了，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青年诗人和作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现代派诗人凯里尔·安瓦尔和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详见本章第六节）。凯里尔被人称作“45年代派”的先锋，出版诗集《尘嚣》（1949）、《尖石、被剥夺者和绝望者》（1949）、《三人向命运怒吼》（1950）等，其代表诗作《我》最能表现当时印度尼西亚人民新我与旧我彻底决裂的决心，成为时代的号角，到处被人传诵：
我
倘若我死期已到
我愿无人为我哀悼
即便是你
无须悲痛号啕
我是桀骜不驯的猛兽
为其群类遗弃而远走
即便子弹将我皮肉穿透
我仍要反抗怒吼
我将带着溃烂的创伤奋力奔跑。
奋力奔跑
直至疼痛全消失掉
我将更加不顾一切
我要再活一千个岁月
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还有伊德鲁斯的短篇小说集《从阿芙·玛丽亚通往罗马的另一条路》（1948），乌杜伊·达唐·宋达尼的诗剧《笛子》（1948）、长篇小说《丹贝拉》（1949）、剧作《饭店之花》（1948），阿赫迪亚·卡尔达·米哈扎的长篇小说《无神论者》（1949），莫赫达尔·鲁比斯的长篇小说《没有明天》（1950）和《路漫漫》（1952）等。1949年年底荷兰“移交主权”后，印度尼西亚出现了两种不同文艺路线的斗争：一方是以人民文化协会为代表的革命文艺路线，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方是主张“普遍性文学”和“泛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贯穿始终，直到1965年发生“九三〇事件”方告一段落。“九三〇事件”后，革命和进步的文学遭到沉重的打击而沉寂下来。其他作家则以搞“试验文学”为名，纷纷向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看齐，创作形形色色的现代派作品。小说方面，伊万·希马杜邦“反小说”的小说《祭奠》（1969）最有代表性，通过描写一位画家不合理性的荒诞生活表现当代社会的荒诞性与人格的异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还有达纳托“以图为题”和“以图为文”的短篇小说《琳特利克》（1968）、布杜·威查雅的荒诞派小说《电报》（1973）和《车站》（1974）、布迪·达尔马的《批评家阿迪南》（1974）等。1979年年底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在被监禁14年之后获释，他在被关押期间写成的布鲁岛四部曲——《人世间》、《万国之子》、《足迹》和《玻璃屋》在获释后于80年代先后公开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80年代一些作家把注意力转移到回归本土文化上，出现了“文学爪哇化”的现象。代表作品有阿赫玛·多哈里的《爪哇舞伎》三部曲（1981——1986）、阿尔斯文托的《花裙蜡染匠》（1985）、里努斯的《巴利延的自由》（1986）、芒温威查雅的《织巢莺》（1988）等。
1945年越南也爆发争取民族独立的“八月革命”。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进行全面抗战。“八月革命”成为越南当代文学的主要内容，当时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有秀肥和他的讽刺诗集《抗战的微笑》（1952）、阮庭诗和他的小说《冲击》（1952）、素友和他的诗集《越北》（1954）等。抗法战争结束后不久，又开始了抗美救国的战争。抗战题材仍然是越南当代文学的重点，书信集《南方来信》（1963）、特写《像他那样生活》（1965）、朱文的小说《海上风暴》（上下集，1969）、友梅的小说《领空》（共3卷，1971—1980）、潘四的小说《阿敏和我》（1972）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作品。1975年5月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取得胜利，南北重新统一了。1977年南北文联合并，1979年开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讨论使文艺界活跃起来了。1986年“革新开放”后，文艺界出现各种文艺辩论，如对杨秋香小说《幻想的那边》、阮辉涉小说《退休的将军》的讨论等，对文学的新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期间有不少新人的新作问世。
与越南关系密切的印度支那其他两个国家老挝和柬埔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开始出现当代文学作品。老挝文学一直比较滞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才有所发展，涌现出一批作家和作品。诗歌创作有西沙纳·西山的《爱老挝》、乌达玛·朱拉玛尼的《占芭花之歌》（1945），小说创作有占梯·敦沙万的《生活的道路》（1970）、坎连·奔舍那的《西奈》（1970）等。
在同一时期，柬埔寨也涌现出一批作家和作品。小说创作有韦波尔·努·冈的《冬青》、色特的《挚友》、林根的《孤女》等。1953年年底柬埔寨宣布独立，一批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代表作有《汽车司机孙姆》、《苦力》、《乡村教师》等。60年代苏恩·索林发表的小说最多，有《新太阳照在旧的土地上》（1961）、《警惕》（1967）、《何罪之有》（1967）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缅甸的当代文学也以反抗侵略者为主要题材，其中貌廷的小说《鄂巴》（1947）最具代表性。在世界进步文艺思潮的影响下，1946年缅甸作家提出创作新文学的口号，开展一场关于创作目的的大辩论。吴登佩敏、德贡达亚、八莫丁昂等都有不少佳作问世。1948年1月缅甸独立后，宣布成立文学宫，出版各类丛书，从1949年起设文学奖，1965年起组织各种专题文学讨论会，对缅甸当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有敏昂的《穹窿原野》（1948）和《作家》（1957）、加尼觉玛玛礼的《不是恨》（1955）、吴拉的《监牢与囚犯》（1957）和《战争、爱情与监狱》（1960）、吴登佩敏的《旭日冉冉》（1958）、那伽山貌基辛的《山区盛开平原花》（1964）、纳内的《缅甸北部》（1966、1967）、南达的《誓死保卫伊洛瓦底》（1969）等。60年代初期以奈温为首的军人集团夺取了政权，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高压政策，文坛一时沉寂，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难以出版。70年代后情况更加严重，甚至国家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几乎无书可评。但仍有少数作家写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例如妙丹丁的小说《刀山火海》（1973），描述了毒品对青少年的毒害；女作家德格多妙盛的《艺坛新秀》，描写艺人的生活和缅甸的传统音乐戏剧。在新崛起的作家中，最突出的是女作家摩摩茵雅，她是位多产作家，曾多次获奖，主要作品有小说《探索》（1974）、《花儿有开有谢》（1975）、《遐迩闻名的玫瑰花》（1983）、《鱼木嫩叶枯萎的时候》（1987）等。另外，缅甸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外国名著的翻译也受到重视。妙丹丁译的《战争与和平》（1972）、《飘》（1978）、《红楼梦》（1988）等获得了相关年度国家文学奖的翻译奖。西方各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也被一些作家尝试使用，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貌达耶·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50年代，在泰国出现“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运动。社尼·绍瓦蓬的《婉拉雅的爱》（1950）、《魔鬼》（1957），是产生于这一运动中的代表作。在同一时期，另一营垒的作家中最有成就的是克立·巴莫，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四朝代》（1953）深得好评。1958年沙立政变，凡具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都受到压制，只有色情、武打、消闲性作品充斥文坛。60年代被泰国文学评论家们称为“黑暗时期”。1973年年底泰国的他侬、巴博政府下台后，文坛出现了三年短暂繁荣，比较成功的作品有格莎娜·阿速信的《主根》（1974）、西法的《生活的十字路口》等。1976年10月他宁·盖威钦军人政权上台，又大肆进行镇压，文坛重趋沉闷，直到1978年江萨内阁上台后才渐渐复苏。这时文学的发展趋向多元化，影响较大的作品有维沙·坎塔的《献给美好的爱》、素瓦·哇拉迪罗的《红鸽子》、查·勾吉迪的《交尾狗》（1982）和《平常事》（1983）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作家中出现了“50年代派”，主张为社会而艺术，反映现实生活中人民的困苦和反殖斗争。代表作家作品有克里斯·玛斯的《种植园事件》（1950）、乌斯曼·阿旺的诗集《浪潮集》（1961）等。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作品多描写底层社会的贫困、帝国主义的盘剥和国家的建设。代表作家作品有萨马德·赛义德的长篇小说《莎莉娜》（1961）、卡拉·德百塔的剧作《洋房与茅屋》（1963）、夏嫩·阿赫玛德的小说《满途荆棘》（1966）、乌斯曼·阿旺的剧作《肯尼山的来客》（1968）等。
此时新加坡的不少马来语作品也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与革新精神，如哈伦·阿米努拉扬的历史小说《阿旺元帅》（1958）等。华语文学则强调自身的独特性，提倡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代表作品有丁家瑞等人集体创作的千行长诗《怒吼吧！新加坡》（1947）、岳野的剧作《风雨牛车水》（1948）和《风雨三条石》（1948）、姚紫的《秀子姑娘》（1949）、苗秀的《新加坡屋顶下》（1951）、《火浪》（1960）、李汝琳的《漩涡》（1962）等。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汉语、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均为官方语言，各种语言的文学都得到了发展。这时华语文学的特色是强调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多民族的和谐，代表作品有杜红的抒情诗《我住的地方》、洪保苏的诗《新加坡河，母亲的河》、田流的独幕剧集《三万元奖金》（1972）、苗秀的小说《残夜行》（1976）等。英语文学的较好作品有吴宝星的小说《长梦悠悠》（1972）、艾德温·谭布的诗集《上帝也会死》（1977）等。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文学也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新作。
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由于政府规定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故而两种语言的文学都得到较快的发展。作品大多以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基调。菲律宾语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有阿巴迪拉的诗集《我就是世界》（1955），赫尔南德斯的诗集《米粒》（1966）、小说《鳄鱼的眼泪》和《野鸟》（1969）等。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有哈维拉纳的小说《没有见到黎明》（1947）、华奎因的剧作《菲律宾艺术家的自画像》（1952）等。
东南亚现代当代文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逐渐走向成熟。如今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东南亚文学要解决的历史新课题是如何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既要继续吸收世界各先进文化文学的优点，又要坚持自己民族文化文学的特性，在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中不断提高自己民族新文学的质量和数量。
第二节 阿卜杜尔·慕依斯
阿卜杜尔·慕依斯（1886—1959）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尼西亚最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1886年生于苏门答腊岛的米南加保地区，早年从事民族新闻工作，20世纪20年代曾任伊斯兰联盟中央理事会理事，1930年加入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他对荷兰殖民政府一直持不合作态度，曾被管制多年失去人身自由，直到荷兰殖民政府垮台为止。
20世纪初，荷兰殖民政府实行所谓的“道义政策”，兴办现代学校，企图通过奴化教育培养出他们所需要的具有洋奴思想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与此同时，荷兰殖民政府还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把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划分为几个等级，像座金字塔，中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种族界线”。白人在“种族界线”之上，享受殖民特权，可以作威作福。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在“种族界线”之下，无权无势，任人欺压。如果原住民中有人想越过“种族界线”而挤进白人社会，那么他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阿卜杜尔·慕依斯当时面对的殖民地社会现实，他切身感受到民族压迫的深重，迫切需要找到改变民族命运的途径。
阿卜杜尔·慕依斯是早期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在文化上主张以本民族文化（主要是伊斯兰文化）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极力反对荷兰殖民统治者的种族歧视和殖民奴化教育政策。他意识到文学是民族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可以揭露敌人，唤起民族的觉醒，于是开始涉足文学。他的文学生涯是从介绍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开始的，20年代他翻译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等名著。当民族运动走向高潮时，他开始写小说，直接反映他所看到的殖民地社会的丑恶现实和尖锐的民族矛盾。1928年发表的《错误的教育》是他当时最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战前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的极品。下面先将小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一下。
小说主人公汉纳非是苏门答腊素罗封建贵族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小他母亲就把他寄养在一个荷兰人的家庭，上的是荷兰学校，让他受到最充分的洋人教育。在殖民奴化教育的熏陶下，汉纳非彻底洋奴化了，当上素罗副州长的书记官。一位美丽的土生白人姑娘柯丽与汉纳非从小一起长大，两人发生了恋情。柯丽从雅加达度假回来，汉纳非向她正式求婚。柯丽虽然深爱汉纳非，但一位白人姑娘与土著人结婚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她一时犹豫不决，便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父亲。父亲晓以利害，告诉她白人与土著人之间有一条“种族界线”，谁敢破坏这条界线，必遭灭顶之灾。柯丽不敢接受汉纳非的求婚，偷偷跑回雅加达。汉纳非遭此打击后，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后，母亲逼他按传统习俗娶他的表妹拉比娅为妻。汉纳非起初拼命反对，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因为他从小的一切费用都由舅舅提供，他觉得自己已“典当”给舅舅家了。婚后生了一子，但两人生活极不幸福，因为一个是彻底洋化的丈夫，瞧不起土著人，一个是典型的东方妻子，贤惠温良，逆来顺受。汉纳非把自己爱情上的不幸和满腔怨恨全发泄在拉比娅身上，经常打骂和侮辱她。有一天，正当汉纳非又向拉比娅施暴时，突然来了一只疯狗咬了他一口，汉纳非必须立刻被送往雅加达就医。在那里他又遇上了柯丽，这时柯丽的父亲已经去世，她只身一人无亲无故。两人的爱情复燃，如今两人结合的唯一障碍是汉纳非的家庭。为了能娶柯丽和实现当洋人的梦，汉纳非不惜抛弃自己的妻儿和母亲，与家乡断绝一切关系，加入了荷兰籍并设法调到雅加达工作。汉纳非以为从今往后他可以平步青云了，然而殖民地的社会现实却非常残酷。柯丽的朋友本来同意让他们俩在其父亲的庄园里举行婚礼，可是当那朋友的父亲得知汉纳非是一个土著人时便断然拒绝了。他们俩处处遭到白人的白眼和抵制，婚礼只好在凄风冷雨中悄悄地举行。婚后的生活更加不幸，不但白人社会不能容纳他们，土著人社会也把他们视为异端。柯丽作为白人所承受的伤害和痛苦更大，她失去了所有的白人朋友，一个人整日孤独地闷在家里。由于太无聊，有时她也让一些兜售货物的妇女进来聊天，其中有一人是拉皮条的。于是街坊有些风言风语并传到了汉纳非的耳里。汉纳非不由分说，一口咬定柯丽对他不忠。柯丽忍无可忍，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到三宝垅一家孤儿院去当护理。柯丽走后，汉纳非遭到各方的谴责而更加孤立。他意识到自己错怪了柯丽，便决心要把柯丽接回来。可是当他到达三宝垅时，柯丽已经染上霍乱，他只来得及见柯丽最后一面。汉纳非遭此打击后万念俱灰，他带着绝望的心情回到素罗他母亲那里，但被拒于门外，拉比娅也带儿子回娘家去了。最后汉纳非服毒自杀，临死前他要求母亲教育好他的儿子夏费，不要让他的儿子步自己的后尘。母亲和拉比娅从错误的教育中接受了惨痛的教训，决心让夏费从小念《古兰经》，上宗教课，先接受本民族文化的充分熏陶，然后才去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掌握现代知识。夏费也发誓，将来他去荷兰学成之后一定返回自己的家乡，为本族人的进步效力。
阿卜杜尔·慕依斯在《错误的教育》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洋奴形象，把汉纳非的灵魂和心理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汉纳非是殖民奴化教育的产物，他比白人更加看不起本族人，常跟荷兰人埋怨说：“米南加保确实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只可惜住的是米南加保人。”他恨不得把米南加保变成白人的家乡。他处处模仿白人的言谈举止，妄图通过入荷兰籍而钻进白人社会。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命运总是作弄他，最后只好以死了此一生。作者自己也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他把汉纳非的悲剧归咎于“错误的教育”。所以作者以为只要给汉纳非的儿子夏费以“正确的教育”，悲剧就不会重演了。这是作者的局限性，他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作者不是没有看到，造成汉纳非和柯丽悲剧的罪魁祸首是殖民统治者的种族歧视和奴化教育的政策，然而他只把矛头对准“错误的教育”，其中也许有其难言之隐，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绝不允许作者公开反对殖民主义的。
尽管存在明显的不足，《错误的教育》还是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的民族矛盾。这部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所有同期作家的作品，走在时代的前面。
2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作家大都热衷于写个人反封建的小说，以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和要求个性解放为主题，完全不敢涉及反殖民主义。阿卜杜尔·慕依斯的《错误的教育》也涉及个人反封建的问题，汉纳非与拉比娅的悲剧就是封建包办婚姻造成的。但作者写这部小说的重点不在这个问题上，他只是稍带一笔而已。后来阿卜杜尔·慕依斯又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美满姻缘》（1933），专门针对封建的等级观念和强迫婚姻进行有力的鞭挞。小说描写一对不同出身青年的爱情，因门不当户不对而遭到男方贵族家庭的破坏，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二人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取得美满的结果。这部小说显然大大不如《错误的教育》，仿佛只是为了补上个人反封建的一课，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反封建态度比其他作家更为坚定和鲜明。
此后，阿卜杜尔·慕依斯遭到殖民政府的迫害，再也没有新作品问世，一直到独立后的50年代，才有两部以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先后与读者见面。1950年他发表历史传记小说《苏拉巴蒂》，描写17世纪至18世纪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苏拉巴蒂抗荷斗争的英雄事迹，讲述他如何从一个奴隶变成领导抗荷斗争的爪哇王的整个过程。故事充满传奇色彩，其中仍然贯穿着阿卜杜尔·慕依斯的民族主义思想。接着他又于1953年发表其续集《苏拉巴蒂之子罗勃特》，描写苏拉巴蒂与荷兰姑娘所生的儿子罗勃特在战场上与父亲相遇，两人终于因为代表不同的民族立场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无法走到一起，苏拉巴蒂建立的王国最后还是毁在罗勃特的手里。
第三节 阮公欢
阮公欢（1903—1977）是越南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出生于一个重儒学的官僚家庭。父亲阮道康曾中秀才，为官清廉，对法国殖民者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常与家人谈论潘佩珠等抗法领袖的斗争事迹，对阮公欢的思想影响颇深。阮公欢自幼就接受文学艺术的熏陶，10岁进学校读书。早年他曾亲眼见到洋人用手杖殴打越南妇女，因此他对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反感。19岁时他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
阮公欢从17岁起开始写作，20岁时，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红颜身世》面世。他在教书之余从事创作，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久便成了一位人们所熟悉的作家。由于在作品中揭露和抨击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对官府从不阿谀奉承，他经常受到反动当局的百般刁难与迫害。他被迫离开河内，辗转于城乡之间，过着漂泊不定的清贫生活。在此期间，他得以深入接触社会的现实生活，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体验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大众的苦难，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初，他发表了几部长篇小说：《古井无波》（1933）、《丽容》（1934）、《金枝玉叶》（1935）等。1934年后，他在《礼拜六小说》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长、短篇小说，受到读者的欢迎。特别是193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男角四卞》深受欢迎。阮公欢以幽默诙谐的笔触，生动细腻地描述了当时社会的艺人充满苦难的生活，针砭了社会弊端，抨击了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男角四卞》的出版，引起社会的轰动，当时北中南三圻18家有影响的报纸都相继发表了评论文章加以肯定。《男角四卞》的出版使当时正在展开的“艺术为艺术”和“艺术为人生”的争论进入高潮，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
1936年至1939年间越南工农群众斗争风起云涌，迫使法国殖民主义统治者在出版制度方面有所松动，为越南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这时阮公欢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给他的文学创作以积极的影响。1935年至1939年，他发表了《两个可怜虫》（1937）、《有鬼的银币》（1937）、《我友之妾》（1939）等80多篇短篇小说和《男主人》（1935）、《女教师阿明》（1935）、《女主人》（1936）等一些长篇小说。有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就连续发表了20多篇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他仅用16天就写出了一部与时代精神非常合拍的名作《最后的道路》。
《最后的道路》是一部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长篇小说，也是作者的代表作。它描述一位勤劳善良的穷苦农民阮文坡遭议员兼地主高利贷者范赖迫害而家破人亡的故事。阮文坡一家三口只有八分薄地和一副价值30元（相当于现今300盾越币）的小货担。他身强力壮又能吃苦耐劳，妻子到外面做点小买卖贴补家用，生活勉强过得去。可是在罪恶的殖民主义制度下，那些张牙舞爪的地主、官吏是不会让阿坡这样的农民过上安稳日子的。范赖靠剥削起家，拥有土地400亩。他还想霸占阿坡的八分地，便进行挑拨离间，让阿坡与张诗结下冤仇，然后怂恿他们去打官司。为了打赢官司，张、阮两家各自向范赖借债以贿赂县官，而范赖早与县官串通一气，结果官司不见分晓，而他们两家都落得债台高筑。阿坡夫妇忍痛卖掉货担，将所得30元拿去还债，而范赖心怀叵测，拒不收钱。此时，又逢政府催交人头税，里长借机狠敲竹杠，阿坡两个哥哥早已离乡背井流落外地，现在却要阿坡代交人头税，这样30元钱就分文不剩全用来交税了。这时，祸不单行，偏偏又遇灾荒。水灾过后，安道乡霍乱流行，阿坡妻儿不幸染病，相继死亡。收割季节到了，范赖前来算账，扬言若阿坡一天之内不还清债款，就把八分地连同地里的稻子一起没收。残酷的现实促使阿坡觉醒，他终于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他与另外两个也将被没收土地的农民联合起来，决心抢在范赖夺地前收回三家地里的稻子。范赖闻讯带着官兵前来抢收阿坡家还未来得及收割的稻子。这时的阿坡义愤填膺举起扁担朝范赖头上狠狠打去。但因寡不敌众，阿坡被狗腿子们捆住，连抬带拖押往县府，乡亲们跟在后面哀叹落泪。他紧握双拳对乡亲们说道：“我狠狠揍了那老东西，即便下地狱，我也心甘情愿了。”作者通过阮文坡一家的悲惨遭遇，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越南老百姓在封建压迫和殖民统治下贫困破产的情景，同时在结尾部分有力地表现了当时农民自发的反抗精神。在艺术手法上，作者出色地刻画了阮文坡和范赖这两个正反面人物的典型形象，语言生动精练，结构严密，环环紧扣，矛盾冲突达到高峰时，故事也随之结束。《最后的道路》于1938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引起社会巨大反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赞扬文章。“友爱会”等一些工人组织纷纷要求将小说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但法国当局却把它列为禁书，并威胁收藏此书的人将受到法律制裁，作者也因此受到密探的监视。在“八月革命”成功后，该书才有机会与读者再次见面，并多次再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45年“八月革命”成功，新政权成立不久，阮公欢主办《卫国军》报，并兼任一所中级军人文化学校的校长以及由各中小学联合主办的《军人学校》刊物的主编。1948年他加入越南劳动党，在越北山区军委政治局机关工作。抗法战争结束时，他荣获“战胜”勋章。回到河内后，他任越南文学艺术联合会常务委员，1957年任越南作家协会第一届主席及多届常委。这一时期虽然他的工作很忙，但他仍能抓紧时间进行创作，先后发表的作品有《逃出牢笼》（1947）、《越南艄婆》（1948）、《农民和地主》（1955）等。
抗美救国战争开始时，阮公欢虽已年近六旬，仍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用笔作武器与敌人展开斗争。就是在战争最紧张的年代里，他也写出不少作品，如《天亮前后》（1957）、《混耕混居》（1961）、《垃圾堆》（第1卷，1963）等。当抗美救国战争结束和越南南方刚解放时，他立即奔赴西贡（今胡志明市）和许多新解放区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了一些反映新解放区情况的文学作品。
1977年阮公欢因病逝世。为了表彰他的创作活动，越南政府给他颁发了一枚一级劳动勋章。阮公欢的全部创作生涯可以“八月革命”为界。“八月革命”之前主要是写短篇讽刺小说，内容主要描写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揭露腐朽的封建殖民地社会的罪恶。他的笔锋触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既有对上层社会、剥削阶级和殖民统治者的揭露和谴责，也有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和关怀。阮公欢善于刻画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典型人物形象，有贪婪成性的官僚地主，有表面道貌岸然而实际上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还有那些终日当牛做马和任人欺凌的人力车夫、男仆女佣、妓女、乞丐等小人物。他刻画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所以有人把他在“八月革命”前所写的作品誉为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八月革命”后，他主要写长篇小说，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进一步提高。他对劳动人民有了新的认识，不像以前的作品对他们只是寄予同情，只看到某种程度的觉悟和自发的反抗意识，而是肯定了劳动人民的力量，看到了他们从自发到自觉的成长过程，最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全面胜利。例如在《天亮前后》，特别是《混耕混居》中，可以看到作者对劳动群众在斗争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这些作品里，农民、爱国的知识分子等已经有了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尽管斗争十分艰苦，对革命却充满必胜的信心。另外，对敌人的揭露也更加深刻和彻底了。
阮公欢在“八月革命”前的作品中，对殖民统治者的揭露批判还有所顾忌，往往采用含沙射影的方式来进行抨击。在“八月革命”后的作品中，他就毫不留情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殖民统治者，无情地揭露他们的罪行。如《天亮前后》、《混耕混居》等作品，对反面人物及其丑态的刻画就非常尖锐，让那些老奸巨猾的殖民官吏、虚伪的牧师、陪审员、医生等的丑恶面貌个个露出原形。他这时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力度，在艺术手法上也很有特色，善于运用讽刺的笔法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阮公欢的作品具有幽默诙谐的独特风格，在越南文坛上享有很高声誉。人们称他为越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拓荒者”、“讽刺文学的艺术大师”。他自幼就对阮劝、陈济昌等著名诗人十分推崇，非常喜爱他们笔触犀利、幽默讽刺的艺术诗篇，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作品的讽刺手法是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加以深化，从而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阮公欢在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给人们留下了二百多篇短篇小说，三十多部长篇小说，不少作品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译本。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他对民族讽刺文学传统的研究很有成就，在越南《文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有关阮劝、秀昌、阮善继、伞沱等诗人的研究论文。同时，他的作品也对后来的作家如苏怀、裴显、阮凯、朱文等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他在越南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为越南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四节 德钦哥都迈
德钦哥都迈（1875—1964）是缅甸现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原名吴龙。从小在寺庙中读书，19岁时因父亲去世要赡养母亲而辍学。起初在仰光当排字工人，后来担任校对，并开始写作，其后又担任过报社编辑等职。1920年仰光大学学生罢课，巴罕国民学院宣告成立，他辞去了太阳报社编辑的职务，忍受着生活的清贫，出任学院的缅文与历史教授。他断然拒绝了殖民当局出巨款要他赋诗歌颂英王的要求。1923年国民学院停办后，又任大光杂志社编辑。1934年参加“我缅人协会”，任名誉主席，改名德钦哥都迈。1948年缅甸独立后，因年事已高，写作减少，继续从事世界和平与国内和平运动。1950年获缅甸政府“文学艺术卓越者”荣誉称号。曾任缅甸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缅甸国内和平委员会主席。1964年7月23日病逝。
德钦哥都迈的创作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他19岁当排字工人步入社会时起至1911年。他从小在寺院读书，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10岁时目睹缅甸末代国王被英人劫持，一颗爱国主义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他的心田里。他以瑞当塞耶龙的笔名先后写了四十余部取材于佛本生故事的剧本，如《老虎觐拜大金塔》等。后来又改用貌达玛弟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描写大自然景物、抒发个人情感的“季节诗”，还写过《诗论》等。总的说来，他这一阶段的创作现实意义尚不明显。
第二阶段，是从1911年他进入太阳报社任编辑开始，到1948年缅甸获得独立为止。这个时期，他的创作与当时风起云涌的缅甸人民的独立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诗人不但热情地歌颂人民的斗争，而且不断以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来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鼓舞人民的斗志。这时他的创作已趋成熟，并进入极盛时期。主要作品有《洋大人注》（1914）、《嘱咐》（三卷，1916、1919、1921）、《孔雀注》（1919）、《猴子注》（1922）、《猴子注详释》（1923）、《狗注》（1924）、《罢课注》（1927）、《鲲鹏注》（1930）、《孔雀注详释》（1931）、《狗注详释》（1935—1936）、《德钦注》（1934）和一些单篇的诗歌、文章。
第三阶段是从独立后至诗人逝世。这一时期诗人仅有《烈士陵园》（1948）、《梦幻注》（1950）等长篇著作。另外还有一些单篇的四折长诗，如《和平呼吁书》（1950）、《访华长诗》（1952）等。
德钦哥都迈生活在充满民族矛盾的年代，目睹祖国的种种遭遇，担忧民族的命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诗文相间的“注”和“注详释”。是诗人开创的独特文体。他作品中之佼佼者都是间杂于“注”或“注详释”的长篇作品或单独写成的成百首四折长诗。所以有人这样评论：吴龙用他的四折诗记载了缅甸的近代史实。
1913年至1914年，缅甸民族独立运动处于低潮，西方文化在缅甸泛滥。为了嘲弄那些崇英媚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冠以“密斯脱”的人，诗人选择了当时缅甸流行的小说《卖玫瑰茄菜的貌迈》中的主角——一个诡计多端的骗子“貌迈”这个名字，前面冠以“密斯脱”，以“密斯脱貌迈”作为自己的笔名。他写了《洋大人注》无情地嘲讽了假洋鬼子，歌颂了自己民族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上缅甸的村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为此诗人专门写了一首题为《上缅甸的婚礼》的诗，加以热情的歌颂。诗人联想自己民族过去的兴盛，对比今日之缅甸，心中无限感慨。他写道：
阿瓦朝时威名扬，无畏无虑不知忧。
繁荣昌盛民殷富，声威光华照四周。
全扫净昏沉黑暗，名声震南瞻部洲。
如今王朝成往事，怎不令人愁难收。
1919年，他发表了讽刺揭露英国官僚统治、激发缅甸人民爱国热忱的长篇《孔雀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帝国主义曾许诺战后将给予各殖民地自治，但后来又自食其言，引起了缅甸人民的极大愤慨。1919年8月17日缅甸佛教青年会为了反击出卖民族利益的上层分子，在仰光柔美里大厅举行大会，支持赴英的请愿代表。诗人被群众高昂的政治热情感动，他在《记1919年柔美里会堂全国大会》一诗中写道：
柔美里会堂，共同的意向。
群众齐麇集，世间共赞赏。
不分城与乡，不分各团党。
无人来作梗，心地均善良。
僧俗人势众，无比的吉祥。
决心要英帝，公平对我邦。
开此民主会，全缅斗志昂。
为达此目标，大家发奋强。
1920年缅甸佛教青年会进一步扩大联合，组成了各团体总会，但在组织上未能把各团体力量真正统一起来，在政治见解上仍各持己见，宗派主义严重，相互攻击。英帝国主义则与从前一样，丝毫没有妥协让步。在1922年发表的《猴子注》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当时的忧虑和惶惑，然而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却丝毫没有减弱。现实生活进一步教育了他，他于1924年写成了《狗注》，把那些不顾民族利益的败类比喻为狗。他写道：
底拉温达高僧著，“修行”诗篇比喻真。
遇到腥臭一群狗，相互撕咬难解分。
各地都在闹分裂，令人惆怅真焦心。
此种情景难相对，来到上缅度光阴。
孔雀日神光辉在，为国繁荣正操心。
身居孔雀宝山地，老师挥笔奋力拼。
1930年沙耶瓦底的农民在塞耶山领导下举行抗英起义，英帝国主义加以血腥镇压。至此，诗人彻底抛弃了对英帝国主义的幻想，于1930年写成了《鲲鹏注》。“我缅人协会”成立后，诗人毅然站到这一行列之中。从此他的诗文更加清晰、明朗，战斗性更强了。在《德钦注》一诗中，诗人把“我缅人协会”看做缅甸民族的希望，目睹工农群众接受德钦主义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深受鼓舞，用响亮的诗句鼓励人们坚持斗争：
傀儡领袖威势狂，联合政权太上皇，
面对全缅之民众，如剿盗匪与群氓。
“我缅人会”德钦党，灾难重重倍凄惶。
任你折磨多压迫，咬牙强忍性刚强，
宁愿粉身心碎骨，难解不平气宇昂。
诗人一直关怀着缅甸青年一代的成长，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经常说：我们的独立在你们青年、学生手中。在1936年仰光大学学生罢课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学生领袖，成为“我缅人协会”的新生力量。诗人以兴奋的心情写了《德钦大学》四折长诗，号召人们继续斗争：
政事乱纷纷，小人实可恨。
富者多蛮横，食我肉肥嫩。
往事成过去，如今一股劲。
屹立世界间，缅甸国威震。
我缅人国土，祖产应承认。
缅人居缅地，他人莫靠近。
缅甸独立前夕，昂山等民族领袖被帝国主义谋害，诗人无比哀痛和愤恨。1948年发表了有名的《烈士陵园》，诗中最后写道：
本该是：全民空巷普庆胜利，
举国上下协力进取，
不幸幡旗折，
七位烈士洒鲜血！
对着烈士碑陵，
先生我静思默念顶礼拜谒！
可悲的是事业未遂，
歹徒作恶得势。
恨悠悠临近胜利，
为师忧心似焚！
幢幢宫阙尚未建成，
巅峰宝座尚未攀登，
胜利的花朵猝然凋零！
呜呼！昂山们捐躯全民痛心！
缅甸独立不久爆发了内战，诗人焦虑地认为“独立国家的内战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他不顾年迈体弱，四处奔波，呼吁各界人士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消除隔阂，重新携手团结。1952年发表的《和平呼吁书》一诗，表达了诗人的殷切心愿：
四年已过近五载，未见安定灾难多。
决心讲明真道理，莫蹈大鹏覆车辙。
反抗外国侵略者，迫在眉睫不能拖。
俗说每逢紧要时，同族团结可依托，
大家积极行动起，同心同德莫畏缩。
吾师所述系真情，此举方能灭灾魔。
上引若干首诗的片段虽然只占他诗作中的极小部分，但多少已经可以看出他创作的内容和特色了。在他的诗作中，爱国主义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诗人以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把缅甸文学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德钦哥都迈是一位博闻强记、精谙历史以及佛教经典的学者。他在文学上有较高的造诣，不仅能将各种社会现象和丰富的思想感情融汇于诗文之中，而且还经常引用一些典故，使读者从中得到不少教益。他的作品形象生动新颖，具有独创性。例如他给作品取的名字就很醒目：把美丽、温柔、高贵的孔雀比喻为自己的祖国，把狡黠的猴子比喻为帝国主义，把贪婪的狗比喻为背弃人民利益和争权夺利的政客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作品几乎都用口语体书写，显得非常自然生动，富有感染力。德钦哥都迈以他的诗作不断启发缅甸人民的民族意识，激励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反帝的斗争精神。他是缅甸独立运动的一名旗手，在缅甸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享有很高的声誉。缅甸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佐基在他所著《德钦哥都迈评传》中给了他这样的评价：“老先生就是用这种学识使人民从睡梦中醒来，让醒来的人坐起来，让坐起来的人站起来，让站起来的人加入到战斗的行列中来。老先生就是用他的学识，让人们由沉默转为怒吼，由胆怯变为勇敢，使人们了解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祖国，并自觉地为自己的祖国献身。”
第五节 西巫拉帕
西巫拉帕（1905—1974）是泰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原名古腊·柿巴立。中学时已初展文学才华。中学毕业后入曼谷法政大学深造，获法学学士学位。他担任过多种报刊主笔、总编，并出任过泰国报业协会主席。西巫拉帕也是一位为国家独立、民主、自由而战斗不息的战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反对政府的对日政策而被捕。1947年获释后赴澳大利亚考察工运，在澳停留两年。1949年回国，任泰国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不久再度被捕，1957年泰国大赦时出狱。同年访苏，参加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1958年率泰国文化代表团访华期间，因泰国发生政变而滞留中国，直至逝世。
西巫拉帕1924年开始写作，处女作是小说《情刃戮心》。1929年，与志同道合者办《君子》杂志，成立了泰国第一个新文学团体“君子社”，主张改革进步，反对陈规陋习，抨击时政权贵，要求民主自由。他是位多产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降服》、《人类的恶魔》、《男子汉》、《共存的世界》，小说集《向往》（以上皆为1928年）、《爱与恨》（1930）、《生活的战争》（1932）、《罪孽》（1934）、《画中情思》（1937）、《后会有期》（1950）、《向前看》（第一部，1955；第二部，1957）等。
他早期作品的主题大都以反对封建等级观念、主张婚姻恋爱自由、向往民主平等为主题，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向封建伦理提出了挑战，所以在当时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男子汉》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描写一个木匠的儿子玛诺，他有男子汉的广大胸怀，不惜牺牲自己以成人之美。他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当了法官。小说中的反面典型是贵族子弟吉里，他虽然出身名门，却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作者通过他所塑造的不同典型人物让读者了解贵族不一定是好人，而平民也不一定就平庸，主要在于自己的行为举止。作者通过笔下的典型人物表达他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的主张。他借兰潘的口说道：“我们是普通人，没有来世，我们只有今生，命运有什么权利欺凌我们的爱情？！”作者对泰国的现实生活表示不满，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他在作品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我最恨以特权谋私利。”“卑污者在社会上有名望，而正直的人却不分昼夜地工作，生活得像奴隶，合理吗？”他还写道：“再有三四个月，（玛诺）他就要动身去英国——一个具有高度艺术、科学、文明的国度——一个会给他以荣誉和地位的国家了。”这表达了作者当时比较天真的社会理想和平等自由的政治主张。
《生活的战争》和《画中情思》是作者创作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作品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泰国社会的现实，有着较深的思想内涵。这两部小说的成功给作者带来了声誉，奠定了他在泰国文坛上的地位。
《生活的战争》是以俄国1845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穷人》为蓝本经过再创作而写成的一部小说。因为它真实地描绘了当时泰国社会中中层人物的现实生活，所以被认为是泰国最早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叙述一对患难与共的情人最后不得不分手的故事。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男主人公拉宾坚贞的爱情和他对穷人与弱者的同情。女主人公波芬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死后，她无依无靠，生活潦倒，和拉宾萍水相逢，成为一对热恋的情人。后来，波芬经不起贫困生活的折磨，到一家电影公司当了演员，终于与拉宾分手，嫁给电影公司的导演。波芬对拉宾说，她17岁时曾和一位地位相称的青年相爱，家庭的败落使她失去了爱情，她发誓从此对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忠诚，她结婚只是需要的选择，并不是出于爱情。拉宾悲痛欲绝，饮恨而去。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个问题，即不同阶级地位的人很难有真正的爱情，同时也揭露了社会的污浊和伪善。这部小说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写作手法，在当时的泰国文坛都是别开生面的。小说优雅动人的语言以及贯穿其中的人生哲理吸引了无数青年读者。
《画中情思》写一个青年诺帕朋和王族贵妇人吉拉娣之间的爱情悲剧。小说以日本为背景，一位叫诺帕朋的留日学生与吉拉娣邂逅，对她一见钟情，狂热地追求她。然而，当时的吉拉娣已经是一个中年的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父亲的朋友昭坤，比她大20岁。她对昭坤只有感谢之情，“就像孩子感谢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而昭坤对她的感情，“很可能像大人爱孩子”一样，两人之间根本没有真正的爱情。诺帕朋的出现使她那干涸的心田萌发出爱情的花蕾。但她冷静地看到：自己已开始衰老，没有什么前途，而诺帕朋却是风华正茂的未来银行家。她知道两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她冷静地把两人的关系限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由于年龄与地位的差异，年轻的诺帕朋对贵妇人吉拉娣的恋情终于慢慢冷却下来了。6年后，诺帕朋学成回国，昭坤早已去世，横隔在他们之间的障碍已不复存在。吉拉娣仍深深地爱着诺帕朋，当她知道诺帕朋就要和巴莉结婚时，她非常震惊。但她还是为他们俩祝福，从枕头下掏出一幅画作为结婚礼物送给诺帕朋。那幅画是吉拉娣自己画的，是他们两人在日本互相表白爱情之地——山鹰的风景画，画中还画了两个人。她说：“画得不好，但里面有我的生命，有我的心。”“你的爱情在那里萌发，也在那里消逝；但另一个人的爱情却在行将崩溃的躯体内熊熊燃烧。”吉拉娣经不起严重肺病的折磨和内心的痛苦终于含恨离开人间。她临终时感伤地给诺帕朋写下一句遗言：“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但是我感到满足，因为我有了我爱的人。”作者以深刻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两个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潜流，暗示当时两个不同阶级的不同心态。吉拉娣代表在政治上受到冲击而失去权势的贵族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凄凉、悲怆和没落的情绪。而诺帕朋则相反，他代表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对社会变革和未来充满希望，显得朝气蓬勃。
从《画中情思》到《后会有期》的创作，前后间隔了13年，可以发现《后会有期》的思想性较前者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说《画中情思》所描写的仍不离儿女私情和个人前途的话，那么《后会有期》就要广阔和深刻得多了。它表现了青年的觉悟和对人生的新探索。小说的主人公哥麦留学澳大利亚，他原是一个纨绔子弟，没有什么理想。后来遇上了一位具有进步思想和远大抱负的澳大利亚姑娘南希。在她的启发和开导下，哥麦转变成一个正直的大学生。他敢于面对现实，正视人生，对祖国人民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对社会上种种不平现象感到痛恨。后来，他甚至觉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国家民族的出路问题。《后会有期》概括地表现了西巫拉帕本人新的理想与愿望。
《向前看》是西巫拉帕成熟的代表作（原计划写三部曲，只完成了两部，第二部也仅写了十九章，未能全部完成）。主人公詹他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小说第一部《童年》主要写他的凄惨身世和他在瓦查林（他的贵族同学）公馆和贵族学校的种种遭遇以及他的几个知心朋友的生活。瓦查林公馆可以说是当时泰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再现了1932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前后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小说的第二部《青年》着重描写维新政变后泰国政局的动荡。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看出了时代的症结，他深刻而又细腻地描绘了维新政变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他写人民的苦难，理想的破灭，民主自由成了泡影。后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泰国的侵略，更迫使主人公詹他和尼塔、阿成等人去认真思考问题之所在，去进一步探索真理并为之而斗争。《向前看》展示了泰国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社会政治的变革以及各阶层的人们不同的遭遇和命运，着重描写詹他从一个农村苦孩子成为一个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自觉战士的成长过程。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典型人物形象：有鼓舞教育詹他一代人奋斗的乌泰老师，有和詹他并肩战斗的以尼塔、阿成为代表的觉醒了的青年一代，有代表泰国未来希望的工人形象，还有经不住剥削阶级思想腐蚀而成为可怜的牺牲品的媚巴朗等。作者通过这些典型人物的各种表现，生动地描述了泰国现代历史的演变，揭露了腐朽势力的没落，歌颂了新生力量的崛起。《向前看》是泰国现代文学中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对泰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巫拉帕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在这些短篇中也提出了严肃的社会问题，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塑造了许多有觉悟、为真理而斗争的青年典型。1949—1951年间写的《那种人》、《回音》、《从邯郸来的慈善家》、《离群的羊》、《劳驾，劳驾》等，都是优秀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除创作小说外，西巫拉帕还翻译过不少进步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等，同时还写过大量的政论文章、报告文学和散文等。
西巫拉帕走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旅程。他的前期作品充满了反封建的精神，后期作品则具有更大的社会现实意义。他自己曾说过，作家的职责就是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之符合人民的要求，这样才能够写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作品。毫无疑问，西巫拉帕在泰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整个创作活动对泰国新文学的产生、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正如泰国文学作品研究社在1979年11月出版《向前看》的第二部时所说的：“在泰国的文坛上，西巫拉帕的作品好比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他的作品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西巫拉帕在佛历25世纪最后10年（1947—1957）的作品，好像光辉灿烂的朝阳，给泰国文坛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第六节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25—2006）是印度尼西亚当代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经历了捍卫民族独立的“八月革命”、“移交主权”后两种文艺路线对抗时期和“九三〇事件”后军人专政时期。坎坷的人生道路，峥嵘的狱中岁月，把他磨炼成坚强的战士，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他创作的小说不但数量最大，质量也最高，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普拉姆迪亚堪称印度尼西亚当代文学的第一大文豪。
普拉姆迪亚生于中爪哇的一个小城镇布洛拉。父亲在殖民统治下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母亲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两人对孩子管教甚严。父母对他心灵的成长和日后的创作都有很深的影响，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不时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普拉姆迪亚是在“八月革命”爆发后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1945年8月底，当听到独立宣言的广播时，他立刻响应号召，去雅加达投笔从戎，参加人民保安队（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前身），任芝甘北前线的战地新闻军官。他参加了著名的克拉旺—勿加西的战役并开始从事创作。不久，荷兰殖民侵略者向“共和区”发动第一次“警察行动”，普拉姆迪亚被捕入狱，直到1949年“移交主权”的前夕才获释。狱中两年多的折磨不但没能挫伤他的意志，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用文艺作为武器继续进行战斗。
出狱后，他对“移交主权”后的社会黑暗现实甚感失望和不满，感到非常苦闷和彷徨。1953年他应邀赴荷兰进行文化考察，对荷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大失所望。1956年他应邀到中国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回国后思想开始转变，更加接近进步的文艺组织。50年代末加入左翼的人民文化协会，任属下的人民文协的文学协会中央理事会副理事长。从此他积极参加两种文艺道路的斗争，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努力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路线。
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普拉姆迪亚再度被捕，在布鲁岛集中营里被关押到1979年年底才获释。关押期间他仍坚持创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不少大部头的优秀作品，使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被人誉为“在一代人中可能只出现一个的作家”。
普拉姆迪亚的整个创作活动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八月革命”时期；二是参加人民文协时期；三是“九三〇事件”后的“新秩序”时期。
第一阶段的创作和主要作品：
“八月革命”时期是普拉姆迪亚创作十分旺盛的时期。他在这个时期写的长短篇小说主要反映“八月革命”的起落，描写革命烈火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从独立战士到时代渣滓，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时代画面。
1947年被捕前，普拉姆迪亚发表了两部作品。一部是短篇小说《往何处去》，描写一个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而失去双腿的青年战士，因残复员后好像被社会遗忘了，他个人的美好理想全部破灭了。他应往何处去？作者要求社会予以回答。另一部是长篇小说《勿加西河畔》，描写“八月革命”初期热血青年如何响应祖国的号召参加著名的克拉旺—勿加西战役。《勿加西河畔》据说是一部更大的长篇小说的一个部分，1947年发表的《克兰基和勿加西陷落》为其另一部分。作者被捕时，小说全稿被荷兰特务机关没收，后来下落不明。1957年再版的《勿加西河畔》实际上是上述两个部分的合并，不是全书，因此故事情节没有充分展开，人物形象也尚未塑造完毕，仿佛是个半成品。被捕后，普拉姆迪亚的创作进入旺季，狱中的两年多给他以充裕的时间去进行思考和创作，小说像泉水似的一部接一部地涌现出来。获图书编译局1950年最佳小说奖的《追捕》便是狱中之作。小说以日本占领末期保卫乡土义勇军的暴动为背景，描写印度尼西亚独立前夕的政治风云和人民渴望独立的激昂情绪。那次暴动由于叛徒的出卖而失败，领导暴动的小队长哈尔托遭日本宪兵追捕。正当哈尔托被抓住时，传来日本投降和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的消息。叛徒醒悟了，前来请罪。群众要求把他处死，但哈尔托还是宽恕了他，也许因为考虑到独立战争即将爆发，需要团结所有力量一致对外。
普拉姆迪亚在狱中的代表作是《游击队之家》（1950）。这部长篇小说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民族主义思想和“泛人道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小说的主人公萨阿曼是城市游击队员，他为了民族独立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性”而去杀人。他先后杀死了五十多个敌人，还跟他的弟弟一起亲手杀死当荷兰雇佣兵的父亲。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但为了民族独立，他没有别的选择。被捕后，他反而感到心中坦然，如释重负，因为只有死才能摆脱精神矛盾的痛苦，赎回失去的“人性”。所以当宣判他死刑时，他拒绝上诉请求赦免，甚至为他所感化的监狱长要放他逃跑时，他也予以拒绝，因为那意味着他逃跑后必须继续杀人。小说从萨阿曼被捕后展开情节，描写他的家庭在三天三夜里遭到毁灭的经过。事情都发生在以他的家为中心、方圆不出40公里的地方。人物都集中在这一家庭里。他的两个弟弟正在不远的地方浴血战斗，其中一个阵亡。他的母亲想他想疯了，到处奔跑寻找，最后死在他的坟头上。他的妹妹为了营救他而上当受骗，被敌人奸污……作者通过这个游击队之家的悲惨遭遇向我们展示上述的矛盾和冲突。这部小说所要着重表现的是战争的残酷性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民族独立所付出的重大牺牲。作者在序言中说：“有多少家庭毁于战争呀？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包括由民族革命引起的战争在内。”但作者终究还是认为这是争取民族独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还是站在民族独立的一边，把民族独立置于“泛人道主义”之上。
普拉姆迪亚在狱中写的最长的小说是《被摧残的人们》（1951），分上下集，描写狱中各色各样的囚犯以及作者在狱中的生活经历。小说结构比较松散，缺乏典型概括和明确的主题思想，但从中也可以领略到当时社会的人生百态和殖民地监狱的黑暗。
普拉姆迪亚在狱中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部分已收进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革命随笔》（1950）、《黎明》（1950）和《布洛拉的故事》（1952）。他的短篇小说主题和人物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童年的回忆，写童年时代家乡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此类作品多集中在《布洛拉的故事》里，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尼西亚劳苦大众在殖民统治下过的苦难日子。另一方面是作者在“八月革命”烽火中的经历，写他的狱中见闻，讲述各种囚徒的经历。此类作品多集中在另两部短篇小说集里，内容比较庞杂，偏重于反映战争所带来的毁灭和人性的被扭曲。作者的同情始终是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小人物一边。
1949年年底“移交主权”后普拉姆迪亚获释，但他出狱后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百业萧条，贪污成风，为独立斗争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劳动人民不但没有享受到独立的果实，生活反而更加贫困。普拉姆迪亚对这样的现实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对前途感到茫然和彷徨。1950年他写的短篇小说《一片漆黑》、《她认命了》和中篇小说《不是夜市》集中地反映了他当时对时局的失望和愤懑心情。这个时期他的作品更多地描写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暴露和鞭挞社会的丑恶现象，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这时期最主要的作品是中篇小说《镶金牙的美人米达》（1953）和《贪污》（又译《诱惑与堕落》，1954）。
《镶金牙的美人米达》描写一个天真无邪的美丽少女米达如何被黑暗社会一步步推入火坑：先是被迫嫁给已有三妻四妾的大地主，在怀孕三个月时，潜逃到雅加达；后是加入街头卖唱的行乞队伍，不但身心受摧残，爱情也被人毁了。她看透了人间的虚伪和自私，最后自己也成了玩世不恭的女人。
《贪污》是普拉姆迪亚这个时期写的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通过一个贪污官员的自白，向人们揭示一个人在歪风邪气的包围中，如何一步一步地陷入贪污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希尔本是一位廉洁奉公的科长，因清贫自守而显得寒酸，被人们瞧不起。他的同事则因贪污而生活阔绰，成为社会上的体面人物。希尔心理不平衡，终于抵挡不住诱惑，从小贪污开始，逐步走上犯罪的道路。他贪污越大，财富越多，其社会地位就越高。后来他终于堕落成为大贪污犯，抛弃了与自己共患难多年的妻儿，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他的贪污罪行最终还是暴露了，一场春梦化为乌有。这部小说写得很成功，不但能做到一层一层地揭露贪污犯罪的演变过程，而且能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去剖析其心理矛盾和斗争，把一个贪污犯的丑恶嘴脸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发人深省。
第二阶段的创作和主要作品：
1957年普拉姆迪亚发表的文章《吊桥与总统方案》宣告了他结束自己的彷徨和徘徊，决心走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加入人民文化协会之后，他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立足点和新的奋斗目标，更自觉地深入到劳动人民中间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斗争。这个时期他创作的作品更富有人民性与战斗性，摆脱了暴露文学的局限性，迈向更广阔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普拉姆迪亚尝试改变他的创作方向，《南万丹发生的故事》和《铁锤大叔》是他第一次尝试直接描写工农斗争的中篇小说。前者以20世纪50年代初的叛乱为背景，描写贫苦农民和恶霸地主的生死斗争，在军民的通力合作下，通匪的恶霸地主终于被揭露出来而就范。后者以1926年的第一次民族起义为背景，描写一位修鞋工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参加起义的经过，在弹尽粮绝之后他仍拒不投降，最后壮烈牺牲。
这个时期普拉姆迪亚最有分量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渔村少女》，从1962年开始在《东星报》连载，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中断。据作者说，《渔村少女》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该三部曲在1962年均已完稿，可惜后两部在“九三〇事件”发生时被毁了。《渔村少女》从深层的社会文化角度揭露和批判封建传统观念对现代人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牢固影响。小说讲一穷苦渔家的美丽少女成为爪哇贵族夫人后的可悲经历。她虽然已嫁给县太爷而成为“贵妇人”，但她的卑贱出身仍无法摆脱贵族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她在贵族家庭里的地位甚至还不如有点沾亲带故的下人。她在生下孩子三个月后便被县太爷休掉，并永远不准回来看孩子。这表明世纪之交民族觉醒前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的封建势力还十分强大，对人民的精神奴役还十分严重。据作者说，三部曲之二是描写父辈所进行的早期民族斗争，三部曲之三是描写作者这一代人所进行的独立斗争。可惜后两部未能与读者见面。
第三阶段的创作和主要作品：
1965年发生“九三〇事件”，普拉姆迪亚被捕，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其实他并没有停止创作，在布鲁岛集中营里十多年的苦役中，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据说他前后创作的小说不下十部。其中最杰出的是被命名为布鲁岛四部曲的长篇小说《人世间》（1980）、《万国之子》（1980）、《足迹》（1985）和《玻璃屋》（1988）。四部曲的头两部在他获释后的第二年先后正式出版，轰动了国内外文坛。有评论家说，普拉姆迪亚以这部小说一举结束了印度尼西亚文坛死气沉沉的局面，认为这部小说将进入世界文学之林并且不会比那些荣获诺贝尔奖的巨著逊色。这四部曲小说之所以有石破天惊之功主要在于它卓绝的艺术成就。小说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和感人的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印度尼西亚于20世纪前后出现的民族觉醒的历史必然过程。当时的文艺界和好些著名学者建议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人世间》主要讲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萌发阶段。作者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时说：“故事本身是描写一个受压迫的妇女，她正是由于受压迫而坚强起来。”还说：“我只不过希望土著人被人踩在脚下时不至于被踩碎，被踩扁，不至于被踩成薄片。越是受压迫，就越要起来反抗。”这些话道出了作者在小说中所力求表现的主题思想。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898年泗水附近一家荷兰人的大农场。主人公之一是荷兰农场主梅莱玛的土著侍妾温托索罗姨娘，她生一男一女，儿子罗伯特向着白人父亲，女儿安娜丽斯向着土著母亲。这个家庭可以说是当时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的一个缩影。另一个主人公叫明克，是土著贵族出生的新型知识分子。他和安娜丽斯相爱并得到温托索罗姨娘的赞同而结婚。但他们的婚事遭到白人的反对和破坏，最后白人利用殖民地法律硬把这一对新婚夫妻拆散。安娜丽斯被强行遣送回荷兰，由她的同父异母的白人哥哥监管。整个故事情节紧紧围绕着温托索罗姨娘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明克同安娜丽斯的爱情婚姻悲剧而展开，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尖锐的民族矛盾，描述了印度尼西亚民族是怎样被荷兰殖民统治者踩在脚下以及怎样越受到压迫越要起来反抗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就是从这种压迫和反抗中被激发出来的。
《万国之子》把描写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历史画卷进一步向前铺展，呈现出更加广阔和纷繁的生活斗争画面。小说仍以泗水温托索罗姨娘的家庭为中心，但通过扩大主人公明克与外界的接触，特别是与东方被压迫民族和国内被压迫农民的接触，把体现在明克身上的民族觉醒过程置于更加广阔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背景之下，从而烘托出象征民族觉醒的明克不仅是本国之子，也是万国之子这个主题。在这部小说里，可以看到描写的重点已从温托索罗姨娘转移到明克身上。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首先就产生在受西方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中间，而明克正是他们的代表和典型。小说以安娜丽斯的死为开端，象征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从此明克开始走出个人的小天地，积极探索民族复兴的出路。他对中国清末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特别感兴趣，与中国革命志士许阿仕的交往使他明白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受到很大的启迪。后来他又直接接触到农民反对殖民统治者的夺地斗争，看到白人糖厂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他进一步认清了荷兰殖民统治的本质，为他日后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小说最后以白人继子毛里茨依仗殖民地法律霸占温托索罗姨娘多年苦心经营的农场而告终，从此明克彻底离开农场，走上新的征途。《足迹》就是描写明克如何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成为印度尼西亚现代民族运动的先驱者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已经从商业中心的泗水转移到政治中心的巴打威亚（今雅加达）。这一转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运动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明克从自身的痛苦经历中，开始认识到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去争取民族民主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小说通过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步步深入地描述明克为唤起和组织民众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的斗争日益受到印度尼西亚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响应，但同时也遭到荷兰殖民统治者越来越残酷的迫害。小说最后以明克被流放而告终，但他的斗争远未结束。
《玻璃屋》是四部曲的终曲，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出版。小说描写明克在民族运动初兴时期所走过的战斗历程。明克通过创办民族报刊和创建第一个民族政党在整个印度尼西亚掀起民族斗争的浪潮，荷兰殖民统治者惊恐万状，他们千方百计企图把刚刚兴起的民族运动扼杀于摇篮里，把整个殖民地变成“玻璃屋”，使土著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严密的监视下。明克就是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不屈不挠地进行民族斗争的，而荷兰殖民统治者则从里到外，从暗到明，采取软硬兼施的卑鄙手段对他进行政治迫害，企图把他从社会上孤立起来，最后置他于死地。作者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来安排故事情节，形象地再现了这一重要时期的历史面貌。
在“新秩序”时期，普拉姆迪亚以上四部曲的出版经历了非常艰难和曲折的过程，就是出版了也立刻被列为禁书。他还有一部以西方早期的殖民入侵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逆潮》也一直不能出版，要到1995年才和读者见面。这部长篇小说生动地反映了印度尼西亚从16世纪西方殖民入侵开始到20世纪出现民族觉醒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可以说没有其他作家的作品在反映这一段历史本质的广度上和深度上能与此相媲美。评论家认为，普拉姆迪亚销声匿迹近15年后所发表的作品，证明了他仍不失为印度尼西亚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小说家。
思考题
1.请简述现当代东南亚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时代内容和特点。
2.如何评价《错误的教育》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之积极和消极意义？
3.请简述阮公欢走过的创作道路和他对越南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4.德钦哥都迈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5.请简述西巫拉帕的小说创作及其在泰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
6.请简述普拉姆迪亚不同时期小说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