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革军委专门为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对这次整训工作的几点指示：
一、建立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确立共产党的领导。中革军委在红1军团、红3军团等部队中抽选大批干部到红5军团工作。他们分别是：萧劲光、刘伯坚、陈伯钧、张南生、张际春、何长工、程子华、唐天际、赖传珠、宋任穷、邝朱权、黄火青、左权、刘型、李翔吾、高自立、余化民、王紫凤、李山关、谢良、袁子钦、王采水、刘绍文、钱益民、黄子云、曹家庆、姜启化等。
二、建立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协助行政领导管理部队。
三、组织政治学习，进行阶级教育。
组织上任命的红5军团政治委员是萧劲光。原第26路军第73旅改编成红5军团第13军后，在龙岗圩整顿。为了把第13军树成红5军团的先进典型，把第14军、第15军带起来，毛主席调何长工同志任第13军政委，亲自嘱咐何长工同志，到第13军后，抓紧培养和解决董振堂入党问题，并让聂荣臻同志与何长工直接联系。
两个月来，董振堂感到南国的春天来得格外早，苏区的天是那样的晴朗，苏区的大地是那样的清新，苏区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尤其是苏区的军民，都是那样的心情舒畅。董振堂在尽情享受这获得新生后的喜悦和幸福的同时，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和空虚，深感要适应红军的工作还必须努力学习。于是，一天，他来找刘伯坚主任说：“能借几本革命的书给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应该多学些政治理论，你今后的担子还很重，起义的成功，这只是个良好的开端，要把一支旧军队改造成英勇善战、具有铁的纪律、所向无敌的红军部队还要下很大工夫。以后的路更艰苦，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刘伯坚深情地说。
“请刘主任放心，我跟共产党干革命，始终不渝了。”董振堂坚定地说。
“军委抽调了一批红军干部来红5军团工作，何长工同志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要好好地向他学习。”刘伯坚说。
“军事训练上的事我多担一些，政治上的事让何政委办。”董振堂谦逊地说。
“一个红军指挥员，既要懂军事打仗，又要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两者必须兼备。”刘伯坚说。
“我一定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指挥员。”董振堂满怀信心地说。
这一天，董振堂还向刘伯坚主任提出了入党的请求，刘伯坚主任鼓励董振堂说：“你的想法很好，但要在实践中去争取，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
刘伯坚十分欣赏董振堂的耿直性格，更看重其军事才能，认为董振堂是可塑之才，悉心雕琢，日后必成大器。因而，格外注重对他的培养，利用各种机会向他宣传革命思想，引导和教育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董振堂对中央和中革军委派往红5军团工作的每一位共产党员干部都非常尊重，处处以他们为榜样，与他们通力合作。何长工来到第13军当政委以后，无论是检查工作，还是开各种会议，他总是让何政委先讲，他讲话时，总是先征求何长工的意见。一有空闲时，他就向何长工请教红军如何打仗，井冈山的红旗为什么坚持不倒，等等。
他自己这样做，也时刻提醒各级干部都要这样做，时刻提醒起义过来的军事干部向老红军队伍中派来的政治干部学习，学习怎么爱兵、带兵。他经常讲：“红军干部给士兵打饭、端水、扛枪，关心士兵就像关心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红军打起仗来官兵一条心，团结起来力量大，所以才能打胜仗。”
一次，他把边章五师长找来问：“你的部队对红军派来的干部怎么样？关系如何？我们可要很好地向人家学习呀！学习人家怎么带兵，怎么打仗。”
正说着，门外来了一个人。“报告军长，刘主任派我给你送书来了。”是一个通信员抱着一些书来到第13军军部向董振堂敬礼说。
董振堂急忙接过来一看，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古田会议决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等书籍。董振堂酷爱读书。过去征战之余，往往抽空读一些《孙子兵法》之类的军事书籍，还有北伐时期刘伯坚送他的一些进步书籍，再就是他托人从北京买来的一些书籍。但像《共产党宣言》这一类的革命书籍却很少见。现在有了这些书籍，他如同久旱逢甘霖，便没日没夜，如饥似渴，反反复复地学习起来。
12月下旬，学兵连党支部召开了最后一次支部会。第13军政委邝朱权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支部书记李青云报告了宁都起义的经过。然后，一致讨论通过了董振堂同志的入党问题，报上级党组织审批。这次会议之后，学兵连解散，学兵连的党员留下分配工作，其他人全部分配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董振堂仍在小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学习，刘振亚进来站了一会他都没有发现。
“军长，这么晚了，你还在学习呀！可要当心身体！”刘振亚唯恐惊扰了军长的思维，便轻轻地说了一句。
这时，董振堂才抬起头，握手、让座、倒水。然后说：“不抓紧时间学习不行呀。咱们从国民党军队改编成红军，一切都变了，新的东西太多，一切都得从新开始，白天工作忙，只好晚上多学一会。”
刘振亚信服地点点头。他怕影响军长学习，谈了几句就走了。董振堂又挑灯夜战，窗户上映出他那高大的身影。
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把那些书看了好几遍，不懂的就去请教何长工同志，而且比较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革命的理论像是一股股清泉，洗去了他头脑里的尘埃，滋润了他干枯的心田；又像是一把把钥匙，打开了他思想的闸门。他把这些革命书籍当做带好部队的法宝，尤其是《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了改造和建设这支军队的强大思想武器，董振堂率先拿起了这些武器。
整编时，党对红5军团改造的政策是愿走的送走，愿留的留下，有的送红军学校学习。当时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只要兵不要官，许多起义过来的营、连以上干部被打发回家。对此，人们议论纷纷，董振堂对这种做法自然也不理解，但他还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一天，他开会回来，吃过晚饭以后，叫高志中把黄先之（警卫队副队长）找来。高志中说：“这么晚了，军长休息吧！”
“不行，咱们军要动员一些人回家，得找他们谈谈。”
“都有谁？”高志中对这件事感到很突然，便脱口问了一句。
董振堂说：“叫谁去，谁就走。这是组织的决定，我们要坚决执行。”接着，他把一个写着20余人的名单给了高志中。
高志中满脸的疑惑，不解地问道：“这些人都和军长不错，怎么叫他们去呀？”
“叫他们去，是党的会议决定的，要坚决执行。不是常听何政委讲吗，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纪律，不能讲私情啊！”
听董振堂这么一说，高志中内心更加担心了，他生怕也让他回家，内心表现出忐忑不安的情绪。董振堂从小高脸上的表情变化看出了他的心思，就笑了笑，说：“你放心，你是个小孩子，你没看红军里小孩子很多，都没叫回家？只要你今后好好听党代表的话，学习红军的好思想、好作风，是不会叫你走的。你要当个真正的红军战士才行。”
说完，高志中照着名单找人。这天晚上，他找来了其中的3个人，他们正是起义前夕惶惑心忧的那3名军官。董振堂让他们坐下，先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然后才说：“你们都有些什么想法，想不想回家呀？”
有人说想，也有人说不想。可是，当军长把让他们回家的事说出来以后，三个人都哭了，跪着哀求道：“军长，看在我们跟你多年的份上，还是留下我们跟着你当红军吧！”
董振堂一看他们跪下了，就连忙说：“这是干什么，快，快起来！”
“不！军长不答应我们，我们今天就不起来！”
军长很耐心地给他们讲了许多道理，最后劝他们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应该服从，现在回去也好，红军也是为农民谋幸福的嘛！”
黄先之说：“起义前，不是你动员我们参加红军的吗？如今，红军又不收留我们了。我们是愿意当红军，愿意革命的呀。”
董振堂感到有一把刀子割着心上的肉，同时他也在怀疑自己的这种感情是否正常，是革命的同志式的感情，还是旧军队中江湖义气兄弟哥们那一套？他沉默了好大一会，才说：“红军是为穷苦大众谋幸福的。红军纪律严明，组织的决定是应该要服从的。你们虽然不能继续当红军，但回到家乡，可以和亲人团聚，也可以做一些有利于抗日的革命工作。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要是做一些有利于国家的事，也是很好的呀。”
说着，让小高拿出60块大洋，他亲手给每人给了20块。并说：“这点钱你们带回去可以做点小生意，千万不要为那些地主、军阀们干事。”
“军长，就让我们死在你面前吧！”说着，3个人都拔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正在这时，刘伯坚带着警卫员走了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刘伯坚问。
几位军官哭诉了刚才的经过，请求刘主任留下他们。
刘伯坚扶起他们：“都起来吧，有话慢慢说。”
董振堂说：“叫他们离部队，是上面的指令，我只好……”
刘伯坚说：“绍仲，留下吧。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我看他们想当红军是真心的。再说了，我们革命就是要消灭人与人的不平等。可是，有些人把革命本身分出许多等级来，这就像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不准别人革命一样。这个事儿，我已经向军委反映了，‘要兵不要官’，是个别人提出的错误口号，我们不理睬它！”
就这样，董振堂在刘伯坚协助下，在做“要兵不要官”的工作时，既重感情，更坚持原则。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耐心地与这部分军官交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同时，又积极向上级党组织推荐和担保，保留了不少优秀的军事干部，这里面有：徐达月、邓友毅、孙步霞、杨统升、李连祥等。这些同志都迅速成长为红军中、高级指挥人员，在以后艰苦的革命战争中，大部分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部队整编过程中，困难重重，问题成堆。从旧军队过来的官兵，一时难以改掉多年来形成的坏习惯。所以，董振堂特别注意对广大官兵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他经常抽出时间深入部队，了解是否有打骂士兵的情况，有没有违反纪律的现象。
一天早上，董振堂到连队检查，远远看见连长在操场上打了一个士兵两拳，他当即告诉营长说：“收操以后让那个连长到我那里去一下。”
收操以后，营部通讯员送那连长到了军部。那个连长自知违犯了军长一再强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害怕，一进门，腿就打哆嗦。董振堂见那连长吓成这样，便和和气气地让了座，然后轻轻说道：“你别怕，咱们慢慢谈。早上出操时，你为啥打那个战士？”
连长回答：“那个战士做操不按要求来，随随便便的。”
“你知道吗，那个战士是哪里人？”
“本地人。”
“当兵多长时间了？”
“3个月了。”
“怎么来的？”
“起义以前抓来的。”
“他家里都有什么人？”
“不知道。”
董振堂耐心地说道：“你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家里有什么人，有什么心事，又是抓来的兵，才当了3个月，没经过训练，什么都还不会，你怎么能打他呢？再说了，咱们现在是红军了，不能再打人骂人。打士兵、骂士兵是违犯军纪的，咱们不是一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
连长坐在旁边，一连声地说：“是是是，以后再也不打人了。”
董振堂见连长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态度很诚恳，便简洁地说：“以后改了，不再打人就行了。再见你打人可不行！”那连长连连点头，走了。
有一次，他来到警卫队，问马金福队长：“你给老百姓打扫过几次院子呀？给老百姓挑过几次水？”
马金福回答说：“我们队6个人，每天有1人分工负责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
董军长马上说：“这样干叫派差，不是自觉自愿的，这样不好。今后还是教育每个干部、战士，自觉地为老百姓做好事，特别是干部要带头去做。”
就这样，董振堂不但耐心地做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还帮助他们提高军政素质。
1932年2月上旬，王幼平被分配到第37师特务连当连长，这位刚满20岁的年轻人思想上有顾虑，怕当不好这个连长，压力很大，愁眉苦脸的。
3月7日，董振堂专程来到这个连，和连长王幼平单独交谈了1个多小时，耐心地开导王幼平。董振堂说：“组织上提拔你当连长，就是要你好好干，这样愁眉苦脸的，对战士影响不好。要当好一个红军干部，首先要爱护士兵，他们有困难你要帮助，他们生病了你要好好照顾。遇事首先为战士着想，比如部队拂晓4点出发，那你在3点40分通知各班起床，要把表拿在手上，一分也不要提前，让战士多睡一分钟也好，使战士保持旺盛的精力……”
这些正是一个新任连长应该知道的。王幼平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军长，聚精会神地聆听着：部队行军时连长的位置应在哪里，没有敌情时在哪，有敌情时在哪，部队乘船渡河怎么办，涉水渡河怎么办……董振堂讲得十分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