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平越听越入神，董振堂又接着说：“到达宿营地后，部队在村外休息，司务长进村号房子，连长要带领各排长勘察周围地形布置警戒，选定紧急集合点，夜间发生敌情时，部队如何行动，都要事先作出明确规定。另外，还要检查一下各班的宿营，是不是完全住下了，这些都做完了，才能回到连部。”
董振堂想了想，继续说道：“部队宿营后，只要情况允许，一定不要忘记督促各班烧水给战士洗脚，用热水洗脚能解除疲劳，使战士很好地恢复体力。”
紧接着，董振堂给王幼平讲打起仗来如何指挥，上级的作战意图如何贯彻，敌情、我情、地形、天气等如何分析判断，机动灵活，干部要冲锋在前等等。
董振堂身为第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但他和连队干部促膝谈心，没有一点官腔官架子，这使王幼平倍感温暖，心里也一下子亮堂了，增强了当好连长的信心和勇气。
春节刚过后的一天，董振堂到瑞金叶坪的红军总部去开会。休息时，朱总司令叫他去寝室谈心。董振堂这才惊奇地发现，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朱总司令，住处竟是这样简陋：外间只有一张旧桌子，两把旧椅子和两只竹制书箱，墙上挂着斗笠、草鞋，还有那根闻名井冈山的黄杨木扁担；里面的房间也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一张旧竹席，一褥一被折叠整齐，简单朴素。一看这些，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和军阀部队的高级将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董振堂想，红军常常打胜仗，一仗下来，缴获甚多，往往银元都要几十个人挑，衣服布匹更是随手可得。红军真是官兵一致，官兵平等，这也许是红军能打胜仗的一个原因吧。
江西的初春虽然比北方暖和，但时下夜间也还是比较寒冷的，朱总司令只有这条薄棉被怎么能行呢？董振堂回到龙岗军部以后，立即卷起自己盖了的那条紫红底带白色图案的俄国军毯，赶回瑞金送给朱总司令。起初，朱德连连推辞。董振堂真诚地说：“这条毛毯是我用干净的钱买的，可不是发的洋财，如不嫌旧的话就请您一定收下。”朱德感动地接了过来。朱总司令非常珍惜这条毛毯，因为它不仅体现了董振堂对朱总司令的崇敬和友谊，而且也饱含着董振堂对党、对革命的一片诚心。
2月的江西瑞金春意已经很浓，万木吐翠，春风融融，万物复苏，莺飞草长。在董振堂将军的鼻息里，有一股浓浓的南国芳香的气息。这一月，红5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训令，打破建制在全军团进行混编。由于思想工作做得细，部队官兵情绪很好，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混编任务。
第13军驻在九堡北面十几里的一个村庄里。一天，董振堂带着部队到九堡来看戏，苏进和许多战士都看到，他穿一身灰布军装，帽上缀着红五星，脚上穿着草鞋，满面笑容，给人一种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喜悦之感。
董振堂越是尊重政委何长工，何长工越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第13军广大官兵。董振堂觉得何长工为人正派，有学问，打仗有经验，所以不管到什么场合都请何长工给官兵讲政治、讲学习、讲经验、讲打仗。每次回到军部，又总是请何长工同志讲红军的情况，虚心向红军学习，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
时间长了，何长工觉得，董振堂虽然出身于旧军人，但本质纯正，品德高洁，缄默少言，很有上进心。因此，两人关系融洽，相处得很好。何长工对董振堂说：“宁都起义，不但震惊了中国，而且震惊了世界。一个兵团起义当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尤其是在革命形势低落，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就更有意义。”何长工还讲：“蒋介石不能幻想立刻消灭我们，我们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他。但蒋介石不关心人民的死活，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打内战，不抵抗日本，是不行的，是一定要失败的。中国历来农民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没有一个具有先进思想作指导的政治领导集体。我们红军有共产党的领导，用农村包围城市，经过长期的斗争，就一定能够胜利。”这些道理，如同久旱逢甘霖，使董振堂郁闷已久的心灵深处的那块土壤有了春的萌动，有了播种的渴望。犹如在黑暗中徘徊已久之时打开了一扇窗户，一下子亮堂起来了。过去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的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从这一段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他感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说的、做的，想将来做的，都想到了天下劳苦大众的心坎上，样样都是有道理的。所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定会走向胜利。而蒋介石干的那些事，就连手下一些军官的心都没有得到，民心就更谈不上了，所以注定是要失败的。
董振堂在整编学习中，进步提高很快。为了更快地学到更多的革命道理，适应工作需要，他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随时携带在身边，一有时间就反复学习。这样，他很快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和压迫，他还写了很多学习心得体会。他明白了这些道理后，又随时随地向自己的部队宣传。每次开会，他总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性。当他发现有一个排长偷吃了房东的鸡蛋，一个战士到商店买东西少给了钱发生了争吵又动手打人这几件事情后，在开会的时候，他对干部战士这样说：“咱们现在的情况变了，是红军了。一定要学习红军遵守纪律、爱护士兵、联系群众、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好作风。老百姓为什么拥护红军？为什么红军一到，老百姓都来，而国民党军一到，老百姓就躲？因为老百姓是水，红军是鱼，鱼离开水就活不成！有的干部偷吃老百姓的东西，有的战士买东西少给钱，还动手打人，这就会招致老百姓的反对，就会脱离群众。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爱护老百姓。这对我们第13军今后的打仗、生存，是件大事，也是苏区能否存在的大事。”在他的模范行动和谆谆教导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逐渐成了干部战士的自觉行动。
何长工刚来第13军时，公开场合讲话多，后来，何长工有意让董振堂多讲。董振堂讲话前，总是先和政委商量，商量好以后，再到全体官兵会上去讲。董振堂在讲到官兵关系时说：“我们现在是红军了，红军部队的官兵关系，不光是上下级关系，还是同阶级的兄弟关系。红军是个大家庭，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武装革命集团。干部无论如何不能打骂战士。打骂是国民党的做法，是压迫阶级对被压迫阶级的做法。因此，应该废除打骂。士兵有权发言，有权监督军官，有权监督伙食。要组织伙食委员会。采购东西要由士兵轮流派人，两个人或三个人一组，不能一个人单独买。司务长不能贪污，要保证所有的伙食费全部让战士吃到肚子里去……”
讲到军民关系的时候，他又说：“我们一定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我们的父母、兄妹也都是老百姓，我们是从老百姓家里走出来的，不要摆军队的架子，不能欺压老百姓，要态度和蔼，要特别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董振堂非常重视战士的政治教育和文娱活动，他号召广大干部和战士：“要学政治，要上好政治课，要懂得全国的大事。要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要自编自演新戏和新剧，学唱革命歌曲，开展歌咏比赛。这样连队就有了生气，战士就心情舒畅，军营生活就不那么枯燥了！”
何长工在第13军讲话很讲究方式方法。他从来不直接讲你们在旧军队有哪些不良习气，官长如何压迫士兵之类的话，而是介绍他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改造王佐部队的经验。他讲道：“我们红军里也有军阀残余习气，因为红军队伍的骨干多数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不可避免地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存在的问题在三湾改编时就提出来了，要改变，可是后来还有。一直到了古田会议，红军才逐步健全了各种政治制度，但军阀残余还是有的。我们反对军阀残余，反对官兵对立，更反对打骂士兵、罚站，把士兵不当人。我们第13军的官兵是有能力、有本事的，只是在反动军队里得不到施展。现在我们改编为红军了，通过学习和整训，我希望我们第13军在多方面都能做模范！”
中国有句俗话说，听话听音，敲锣听声。何长工这么转弯抹角地讲以前的事，但第13军的官兵心里明得像镜子一样，都清楚何政委是不想伤害第13军将士的面子。就这样，第13军的官兵们对何长工更加尊重了。老红军的传统和经验在第13军学习贯彻得最好最快，改造得很快，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第14军、第15军经常派人到第13军学习座谈，互相交流经验，董振堂总是实事求是地把第13军的做法介绍给他们。
董振堂并不以第13军取得的成绩为满足，他经常组织带领第13军各级干部，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央革命军事政治学校和第1、第3军团参观，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都曾对他们讲过话，阐述了红军同白军、共产党同国民党、苏维埃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的根本区别，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真正解放的道理。这些讲话，对于提高董振堂和第13军广大干部的政治觉悟起了巨大的作用。每次参观学习回来之后，他就照着老红军部队的样子做，老红军队伍怎么管理军事政治，他就怎么管理，老红军部队中有些什么组织，他就督促自己的部队建立什么组织。他最感兴趣的是建立士兵委员会。一次，他问警卫队的马金福队长：“你们的士兵委员会成立起来了没有？”
“没有。”
“你回去和党代表商量一下，尽快把士兵委员会成立起来。成立起来以后，你再告诉我一下。”
经过一段时间整编，起义部队渐渐地朝着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靠齐，面对队伍翻天覆地的变化，季振同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曾对赵博生、董振堂等感慨地说道：“红军当中有能人啊！党中央给咱们部队派来的政工同志真有一套。肖政委那么年轻，却文韬武略，刘主任更不要说啦！毛主席博学多才，简直是诸葛亮的化身。”董振堂接过话来讲道：“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那时候醒悟过来，不是条正道啊。我这几日参观了红1、红3军团的几支兄弟部队，说实话，论装备，比我们差远了，论单兵军事素质，也要比我们的士兵低一些。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却屡屡打败老蒋的正规军。我们刚过来时，第81旅不也是被红军一个突袭，打掉了大半个旅呀。这里面有原因啊，兄弟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水平比我们要高，他们的打法也有一套，光这两点，就够我们借鉴和学习啊！”
不久，季振同郑重地向政委萧劲光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他快言快语地说道：“进了共产党的门，我就是共产党的人……”萧劲光为他有如此进步感到高兴，但又有点为难。说实话，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可回绝了他，像他这般火爆性子，能否正确看待？如果他因此情绪一落千丈，或者拂袖而去，对刚刚开始改造的部队来说，无疑是不利的。萧劲光耐心地向季振同解释道：“总指挥，我很高兴你在思想上有这样的进步，不过，作为高级将领，你的入党要求必须经过中央审批。我会将你的要求向上级组织汇报的。”
很快，经中革军委批准，由朱德、周恩来做介绍人，季振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军团领导人为成功改造这支部队付出了极大努力。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军官，成为这次整训的中坚力量。经过一段艰苦的思想工作，部队稳定下来，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部队除政治课外，还有军事课，结合红军的战略战术，着重训练部队的山地运动战、游击战等。此外，还组织了军人俱乐部，教唱红军歌曲，开展文体活动。按照红军的生活制度要求部队，使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宁都起义的胜利，红5军团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起义选择的时机，正是蒋介石背叛革命，攫取国民政权，屠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共产党在白区的一切工作转入地下，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它是在我党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举行的。这是继我党领导的南昌、广州、平江、百色等起义之后，规模最大，兵力最多，代价最小，而且是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起义。它给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以沉重一击，极大地动摇了“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它对苏区军民和全国革命产生了巨大鼓舞，使人们坚定了国民党必败，红军必胜的信心。它使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骤增至近6万人，将大量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带到了苏区，仅8部完整的电台就比当时苏区红军全部的电台还多。此外，大量的专业医疗、医护人才进入苏区，提高了中央红军的战地医疗水平，为苏区的卫生医疗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它为中共开展兵运工作，将整军整师成建制的起义部队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积累了成功经验。
1931年冬天，何基沣从北京陆大毕业后，即写信给董振堂和边章五，告诉他们，他到南京领到毕业证书以后即到江西去找他们。何基沣到南京不久，就接到了董振堂和边章五的来信。信中邀请何基沣马上到江西去，并说已派专人在九江接何基沣，嘱咐何万勿迟误。何基沣当时与孙连仲约好一起去江西，但何基沣因故迟延了几天时间。一天早晨，何基沣忽然得到孙连仲驻南京办事处的通知，说孙因前方有要事，已于昨晚走了。何很惊讶孙的失约，及至看了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宁都暴动，董振堂、边章五都参加了工农红军。何很懊悔自己错过了参加革命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