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光闪闪打赣州
中央苏区的前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倡导的诱敌深入方针，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从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开始，诱敌深入方针遭到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转而强调更为激进的进攻路线。这种军事策略的转变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处理反“围剿”事务的机构主要是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远东局。政治书记处较少干预苏区内部事务，而远东局则积极参与指挥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直接干预红军的具体军事行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向斯大林提出要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他兴奋地说“在红军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夺取中心城市是合适的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诱敌深入方针显然已不合时宜，而积极的进攻战略则更具吸引力。此外，由于苏区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米夫还向斯大林汇报说：“苏区的内部状况，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困难、日益增长的‘剪刀差’，越来越突显出，有必要把苏维埃运动扩大到中心城市去。”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由刚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局书记的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攻打赣州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赣州古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而以当时红军的攻坚能力，技术装备等，是不适宜出击的。朱德也认为目前的形势仍是敌强我弱，和毛泽东观点一致。周恩来在听了众人的意见之后，也感到现在攻打赣州时机尚不成熟，遂致电上海的博古。可是这位坐镇上海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却仍然一味坚持。中共苏区中央局只得重新坐下来讨论怎么打赣州的问题。
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会久攻不克，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他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总而言之，硬打肯定要吃亏。可惜这一意见在最后的表决时，因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多数领导的不赞成而被否决。
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3军团并指挥红7军和红4军为主作战军，江西省军区和闽西军区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支作战军由陈毅负责指挥。该训令还指示红5军团仍在现地整顿训练，不参加此次作战。中旬，彭德怀率领第3军团和第4军分别由会昌、石城等地向赣州方向开进。2月13日、17日两次攻城未克。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毛泽东“养病”的东华山，持中革军委“暂停休养赴前线参加决策”的急电去请毛泽东。毛泽东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的红5军团。
3月1日，赣州前线的中革军委致电红5军团，该电指示红5军团即刻开赴前线，协同攻打赣州。红5军团经过整编，焕发出高涨的战斗热情，听到前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个时候，红3军团攻打赣州守敌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赣州守敌人多，城内工事完备而坚固，防御力量相当大。红3军团用爆城的方法，打算造成进攻的有利形势，但是连续三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5军团前往助战。
本来就为没能参加此次战役而心里痒痒的萧劲光、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人，接到电令后异常兴奋，立刻下到各部进行战斗动员。董振堂笑着说：“我们第13军每天都收到战士干部的请战决心书，有的战士做梦都在喊：‘杀呀，杀！’”因为是加入红军以来的首次战役，军团领导特别慎重。大家立即着手做出发准备，把门板上好，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董振堂亲自动手做每一件工作。收拾停当后，董振堂、何长工、刘伯坚在龙岗圩作了战前动员，当日即带领各部陆续出发。龙岗离赣州近300里，部队开始紧张的行军。
在部队开赴赣州途中，董振堂正骑着菊花青战马前进，忽然看见路边的破草棚里，有个战士蜷缩着身体躺在地上。他停住马问了一声，不见回答，便跳下马朝破草棚凑过去：“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躺在这里？”
那战士微微扬起头，有气无力地说：“第15军交通队的，病了。”
“什么病啊？”他关切地问。
“打皮寒。”
“啊，打皮寒？来，天不早了，骑我的马走！”说着叫警卫员把马牵过来，“这个同志病得走不动了，快扶他上马！”当那个战士得知是军长的马，心里有点犹豫了。
“快上马吧，同志！”他似乎猜透了那个战士的心思，一边摸着那战士的头，一边亲切地说。
“我不骑，我能走。”战士不好意思地回答。
“病了怎么能走呢？”董振堂亲手扶战士上马，“不要怕，我们是红军。红军和白军不一样，白军军官压迫士兵，红军官兵平等，是阶级兄弟。”
战士骑在菊花青战马上，董振堂背着枪大步地走在马旁，边走边与战士聊起天来。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汪洪清。”
“当兵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曾经在一家纱厂里做过工。”
一听汪洪清当过工人，董振堂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们穿的衣服是纱厂的工人织的，我们吃的粮食是农民种的，咱们红军是工农的子弟，要为他们打天下。”说着，他把话题一转，像母亲嘱咐孩子似的：“在革命队伍里要注意身体，不要喝冷水，晚上睡觉要盖好被子，站岗放哨时要多穿些衣服……”汪洪清听了军长的这些话，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到了宿营地，他叫警卫员给汪洪清弄来热汤面吃，然后又派担架把他送到第15军去。
在行军中，董振堂把马让给伤病员骑的这种事是常有的。他对伤病员关怀备至。
董振堂不仅仗打得好，经过党的教育和红军生活的实际体验，他更加懂得了爱战士就是爱革命。因此，他不仅从生活上关心每个战士，而且还特别注意从政治上、军事上爱护和培养每一个战士，像辛勤的园丁那样，为革命事业精心育才。他常对战士们说：“咱们对红军的问题不懂、不熟悉，就要认真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常给战士们讲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贫雇农，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他经常利用战斗间隙和行军的机会，苦口婆心地给战士们讲军事知识。这次打赣州的路上休息时，他用手指着眼前的一片开阔地问高志中：“这个地形叫什么地形？假如现在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守在这里，让你带上一个营打这伙敌人，你说火力点该怎么布置？”
高志中思索了一下说：“这叫波浪式地形。”接着，高志中把部署兵力的想法告诉了董军长。
“地形是对的，但对敌人的估计是错的。”董振堂用手指着西边的开阔地说：“这边一般讲不易接近，所以敌人不会把主要兵力摆在这里。”董振堂一边讲，一边把手指的方向从西边移到东北角上，“敌人的主要火器应该摆在这儿，因为东北角是起伏地形，易接近，很容易发生突然袭击的情况。”高志中听了军长的讲述，心里豁亮了，在场的官兵也都受了一次生动的军事教育。
红5军团一到赣州，董振堂率第13军立即与第3军团一道，着手准备第四次爆城。董振堂指挥一部分战士，用棺材装上炸药，在一天拂晓同时炸掉了城楼和右面的碉堡、左翼的侧防，炸药掀起的泥土、石块雨点般地倾泻下来，顿时埋葬了守敌李自林连。趁着烟雾的掩护，董振堂亲自带领战士攻入城去，但敌人阻击火力强大，只好又退出城外。这次爆城虽未攻进城去，但显示了红军的战斗威力，震慑了敌人。
时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的红3军团正在赣州城下苦战多日，战况已愈来愈不利于红军。7日凌晨，正当红军准备再度攻城之际，国民党军5个团从城内出击，城外国民党军亦在城西南从侧后配合，对红军实施夹击。此时，蒋介石派出增援赣州的陈诚、罗卓英两个师已经进城，再加上第3军团一个连长阵前叛变投敌，把红军的联络信号，部队集结位置及战斗部署等全部告诉了敌人。结果两个师的敌人攻出城外，包围了第3军团的第1师。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红军将士奋勇抵抗，双方在城下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由于攻城的红军已连续奋战一个月，十分疲劳，加之缺乏警惕，一时间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红1师政治委员黄克诚一边指挥部队就地组织反击，一边找机会准备突围。在此关键时刻，红5军团副总指挥董振堂率第13军赶到了，红5军团第15军的部分兵力也赶到赣州城外。董振堂见战场上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也来不及多想了，从马背上抽出大刀，大喊一声：“同志们，把大刀举起来，杀呀！”第13军指战员手持大刀跟着军长冲向敌人。赣州城下亮起了数千把大刀，一时，红缨飞舞，刀光闪闪，仿佛一片刀的海洋，所过之处敌人血肉横飞。敌军哪见过这种阵势，被杀的仓皇逃入城内。
据时任红1师特务连连长的刘少卿回忆：这支队伍每人都是步枪、驳壳枪、大刀三大件，全都不打枪，十分骁勇，手起刀落，脚下人头满地乱滚。
红5军团第一次出征上阵，便打出了威风，董振堂他们没让毛泽东难堪。苏区的军民无不拍手称快，把第5军团的大刀片传“神”了。从此，“1军团的冲锋，3军团的包抄，5军团的大刀，”便成为红军使敌人望而生畏的三大法宝。
第5军团第13军在赣州城外解围的同时，黄中岳、左权率第15军也在潭口、储谭、大湖口一线沿河阻击增援的国民党军。有了红5军团的及时增援，战线基本稳定下来。是役，第13军第37师政委欧阳健等10余名师团干部英勇牺牲。3月7日，接军委命令，全军撤出赣州。
攻打赣州之后，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里，部队正从前线往下撤离，董振堂带着小高正往前赶路，在毛毛细雨中发现几个担架队员抬着一个伤员，正在泥泞路上步履蹒跚地行进。董振堂急忙赶上前去，一看几个担架队员和伤员的衣服都湿透了。就关切地问道：
“伤员是哪个部队的？”
“第13军的。”担架队员一边抹脸上的雨水一边回答道。
“小高，快把我那条毛毯拿来，给伤员盖上！”董振堂急切地对小高吩咐道。
小高知道，军长就这两条俄国毛毯像个样，前不久刚送给了朱德总司令一条，只剩下这一条了，便站在那里，不情愿去取。
“快去拿呀，怎么还没动呢？”董军长催促着小高。
小高这才低着头，慢吞吞地说：“只有这一条毛毯了，给了伤员你盖什么呀？”董振堂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用命令式的口气说：“快，拿来给伤员盖上，我们就是滚烂草也不能让伤员冻着。”
一条毛毯盖在伤员身上，却暖了千万战士的心。真是多少温暖多少情啊！
部队撤到宜黄一带的一天晚上，董振堂把高志中叫到办公室里。他一边洗脚一边问高志中：“你说说部队驻下防以后，连长应该干些什么？”
对这个问题，小高不知道听他问过多少人，说过多少遍了，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第一安排警戒，第二了解左右邻部队的情况，第三要部队抓紧吃饭、休息，第四清理人员和武器弹药……”
“关键性的东西你忘了。”董振堂听完后对小高说：“要传达口令，选好紧急集合地点，不然万一发生了紧急情况怎么办？还要把一天的行军情况，战士的士气，有没有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都要向上级报告。晚上部队要点名，进行讲评。”
经过宁都起义，龙岗整编和赣州战役，董振堂更加提高了对党的认识，他紧紧跟着共产党，一心一意干革命，他时时处处向共产党员学习，一日三省吾身，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的表现都完全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
第5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对董振堂的过去是比较了解的，虽然过去他是旧军队的将领，但他品格端正，为人正派，体恤士兵疾苦，尤其是起义后的一系列表现，更是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坦诚和应该具备的风格，这让刘伯坚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从内心里同意董振堂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想多方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一次，他问原第26路军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袁汉澄：“董振堂同志作战勇敢，生活俭朴，思想上积极向上，要求入党十分迫切，组织上想发展他入党，你的意见如何？”袁汉澄说：“他作战勇敢，待人宽厚，爱兵不爱钱，其他方面表现也好，我完全同意批准他入党。”
1932年4月，由何长工同志介绍，董振堂被批准入党了！他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很严肃地想了好长时间的结果，早在西北军中认识刘伯坚的时候，他就觉得共产党像磁石一样地有吸引力，现在，他终于被这种磁力吸引，能在共产党的队伍中，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去工作，去战斗了！
当天，他激动地找到第13军政委何长工，说：“何政委，我已是共产党员了，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存在军需官那里，我想把它拿出来，交给组织。”何长工笑着说：“共产党要消灭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包括土地、工厂、矿山、铁路……而生活资料还是允许个人私有的嘛！你辛辛苦苦搞了半辈子嘛，这点积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你家里还有老人、妻子、孩子呀！”
董振堂则坚持要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他说道：“革命啦，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