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解释说：“不错，你是党员，但你刚刚入党，即使全部交党费，党也不会全部要你的。你还是留下一部分给家人吧。”
两人就这样争来劝去，也没个结果。后来何长工把这事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见到董振堂说：“你那些钱都交出来怎么能行呢！要留下一些给家属用，自己也需要留些零用嘛！”董振堂对毛主席的关怀十分感激，但还是坚持要交出来，并恳切地说：“我现在是红军战士了，又入了党，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要献给党，还留着这些钱干什么呢？请党收下我的一片心吧！”
组织上为了不伤害董振堂的一片赤诚之心，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董振堂只同意留下大概300块银元，其他2000多元都交了党费。而这留下的银元董又原封不动的让警卫员高志中保存，他自己一个也未动。遇到生病的干部战士，他就让小高拿出一点，给予补养身体。
董振堂交了银元回到龙岗，仿佛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见了士兵总喜欢多说几句知心的话，有时还哼哼叽叽唱几句南腔北调的歌，走路时稳健中带着几分轻松和愉快……
从董振堂与刘伯坚的第二次历史性握手以来，在红军这个大熔炉里，在刘伯坚的帮助和支持下，董振堂迅速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红军优秀军事将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屡立战功。
二、知彼知己取漳州
赣州战役一结束，红5军团主力在董振堂、萧劲光的率领下奉命于4月14日赶到龙岩。
一天，部队正在经过一段山高路滑的地段，在一座小山坡的路口，董振堂发现有个战士一瘸一拐艰难地向前走着，他立即赶上去，从这个战士身上取下步枪背在自己身上。
进入闽西根据地，这里的景象令人陶醉。禾苗青青，杨柳依依，一片片稻田里蝶飞蜂舞，男男女女正在紧张地耕作，他们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计，张望这支红军队伍，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北方战士听不懂闽西话，但从他们的表情举止中可以看出，这里的群众对红军是一片情深哪！
董振堂和战士们望着闽西的乡亲们，也都会心地笑了。
在龙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董振堂率第13军留守龙岩，萧劲光率第5军团余部同第1军团一道进攻漳州。
出发前，董振堂焦急地找到政委萧劲光说：“政委，这咋把我给留下了呢？我要随军参战！”紧接着又说：“我找毛主席去！”
萧劲光怕他性急，只好跟着他同去总部驻地。
两人先找到聂荣臻，聂听说来意后，十分为难：“此事可是毛主席定的，总部不能更改，你只有找主席直接反映去。”
三人又一同来到主席的住处，聂荣臻说：“主席，董振堂、萧劲光两同志有事找你！”
毛泽东正在灯下看书，立即合上书本：“坐，请坐，没有凳子就委屈几位坐到床上吧！”
董振堂没有坐，他站着说道：“主席，上次赣州战役没有打好，惭愧呀！这次就让我随你们到前线杀敌去！”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赣州一役吃亏，跟董将军、红5军团毫无关系嘛，如果没有你们及时赶到，后果还不堪设想呢！你们打得很好嘛。”主席点燃一根烟，又沉重地讲道：“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硬是要把鸡蛋往石头上撞哟，却不顾敌强我弱这一根本事实。即使占领了赣州，我看也守不了多久嘛。拿在手里有什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避实就虚，每战必胜。打仗，勇敢固然重要，但还要有谋呀。董将军，我留你在龙岩，就是为了防止粤敌抄我们的后路，也只有你董将军才能担此重任呀！”听完主席的一番话，董振堂茅塞顿开，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明白了，主席，你把我摆在龙岩，是对我的充分信任，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
就这样，董振堂与第13军政委何长工率部驻守在龙岩，由于此地刚刚被红军打下，属于新区，情况十分复杂。当地的土豪劣绅逃进土围子，不少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躲进了深山，加上当地猖獗的匪患，董振堂既要指挥部队剿匪，又要带领部队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和筹粮筹款，因此工作十分繁忙。
一天中午，刚开完会回来的他解下腰间的手枪，忽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擦它啦，于是取出那支他十分钟爱的勃朗宁，先取下弹夹，然后再拆开并小心翼翼的擦拭着，等一切都做完了，董振堂将弹夹推了进去，却不小心碰上了扳机，“砰”的一声枪走火了。枪声惊动了门口的哨兵，很快司令部也打来电话，董振堂平静地拿起电话，如实向值班参谋说道：“没事，是我擦枪时走火了。”然后董振堂将被包打好，来到政委何长工的门前：“何政委，刚才我擦枪时走火了，我现在坐禁闭去。”
何长工一听忙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老董你等等。你是军长，这里情况很复杂，没你怎么行，我看就不要执行了！”
“不行！枪支走火坐禁闭，这是红军的纪律，谁也不能例外，既然我是军长，就要带头执行纪律。”董振堂说完扭头就要走。
话说的确实在理，何长工找不到什么好理由再劝下去，便索性说道：“好好好，如果你一定要去，那我也陪你去。”
董振堂回过头来，很认真地说道：“政委，你替我想想好不好！我董振堂若不带头执行纪律，那以后还怎么去管理部队呀？你这样与我一同去了，部队又让谁管呢？”
何长工无可奈何，只好让他去了。
副总指挥坐禁闭的消息很快传遍部队，使广大指战员受到深刻的教育，以前一些纪律涣散的老兵，也开始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了。很快，红5军团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红军劲旅。
1932年4月19日，红1方面军主力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红5军团奉命火速前往增援。到了漳州，董振堂很快作出了战斗部署。可是，他刚刚下达了命令，作战科长便向他汇报说：“敌人的左翼，有逃跑的迹象。”
“不可能！”董振堂十分果断地说：“敌人不可能从这里逃跑，逃跑就会死路一条。”
他为什么能够立即作出这样大胆的判断呢？
原来，他在战前早已做了周密的调查。他察看了周围的地形，找几个熟悉情况的农民向他们详细了解当地的地形和守敌情况，向部队的一些同志了解敌军的一些情况，还请教萧劲光、何长工：这里的敌人有什么作战特点？是善守还是善攻？敌军的指挥员是谁？是哪个军校毕业的等等。他还对侦察员得来的情况进行反复、认真的研究，对每一个细节疑点，都问得很详细，考虑得很周全。等多方面的情况都弄明白了，他才下最后决心，作出果断的判断。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呀！
为了应付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把战争的主动权稳操在手里，他下达命令后，便急匆匆赶到前沿阵地去了。
突然一颗炮弹在离他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飞扬的尘土落了他一身。警卫员担心出危险，就急忙拉他下去。他却把手一甩说：“我不怕，一将不动，军心稳定。指挥员要是一遇事就慌了，还怎么指挥打仗！”他冒着硝烟沉着指挥，当发现堵截敌人退路的部队有些吃紧时，就立即又调1个团开上去，死死堵住敌人的退路。守敌张贞见大势已去，再坚守下去无异于坐以待毙，旋即下令炸毁漳州城内的弹药库，随后率残部向绍安方向逃窜。
4月20日，红军进占漳州。漳州战役，红军计歼敌第49师大部，俘敌1647人，缴获步枪2131支，机关枪9挺，炮6门，子弹13万多发，炸弹242枚，并筹得百万以上的军费。此外，红军还第一次缴获2架飞机，还有大量布匹、粮食和盐等。这些战利品，极大地缓解了当时中央根据地和红军财政、物资紧缺的困难。漳州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闽西根据地，对支援闽南游击战争和东江地区的斗争均有重要作用，并在政治上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在漳州城里，董振堂再次见到了毛泽东、聂荣臻。聂荣臻和董振堂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董振堂虚心好学，向聂荣臻请教赣州、漳州战役的看法。
聂荣臻说：“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我有所领略，但认识还不深刻。绍仲兄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体会比我要深些。”
董振堂说：“说哪里的话，我还是二十八天的‘匠人’。特别是对红军的游击战术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理解不够。有时，我觉得打仗很盲目。”
聂荣臻说：“依我看嘛，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重要的一条是‘知彼知己’，毛泽东同志很注重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甚至民俗风情都要找人请教，或者到现场调查。打赣州就吃了不了解敌情的亏，守敌有14000多人，却错误地估计为七八千人。赣州易守难攻，漳州易攻难守，加之敌情分析正确，我军行动迅速，战机把握准确，所以取得了胜利。”
董振堂琢磨了一会儿，说：“这两次战役我们红5军团都参加了，我感到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很丰富，很宝贵，也许我用毕生精力也学不到多少。”
聂荣臻说：“毛泽东同志为人很谦虚，也很讲民主，凡是大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征求我们这些带兵人的意见，集思广益，然后才作出决定。”
晚上，董振堂和第5军团的官兵同第1军团的官兵一道看了一场电影，这在红军还是第一次。
打下漳州之后，部队开始休整，并进行作战总结。这种时段对警卫员来说是最轻松的。一天晚上，董振堂叫过小高，让他把油灯点起来。小高心想：军长是不是又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呀？因为小高清楚，红军经费非常紧张，一般晚上是不点灯不开会的。偶尔有缴获的蜡烛，也只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开会或供军队首长们研究问题时用。首长们晚上工作或学习一般都用油灯照明。在暗淡的油灯下，董振堂和蔼地问起小高来：“小高，你看这次打漳州时我们应该总结些什么呀？”
小高平时只管自己分内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这么高层次的问题还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所以，一时张口结舌，答不上来。
这时，董振堂拿出一份《漳州战役作战总结》来对高志中说：“你在这里看一看，不要拿到外面去，看完以后不要在外面去讲。但你看过后要记住，打仗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最后再做什么。应该总结哪些经验，吸取哪些教训。”
高志中在微弱的光亮下认真看完了那份总结。看完后，董军长又问道：“你看过以后学到了什么呀？”高志中把看后的想法都一一说了出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份总结吗？”董振堂带着几分关切问道。
“不知道。”小高摇摇头，眨巴着一双热切的眼睛，显然想问个究竟。
“因为过去你看不到这些东西。让你看看，是想让你好好学习，能尽快成长为一名过得硬的红军战士！”
小高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重重地点点头，“唉”了一声。
这一长一少，首长警卫，上级下级，此时此刻似乎更像是一对忘年交的好友！
赣州战役失利后，中革军委于3月12日决定部队重新混编为第1、第3、第5军团，第5军团被分为三部分插到3个军团：黄中岳的第15军到第1军团，赵博生的第14军到第3军团，只有董振堂的第13军留在第5军团。另外，第3军编入第5军团。红5军团的第14军划归红3军团，但实际未归建，一直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
在分编动员的干部会议上，董振堂发言说：“我们红5军团，刚参加红军不久，以前我们是一支旧军阀部队，染有不少恶习，军阀制度的残余还未消除。同时，我们对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战争，革命的群众工作，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均了解甚少，因此，分编后，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向老大哥的第1、第3军团干部和战士学习。学习他们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地方群众工作经验，学习他们过硬的铁的纪律和过硬的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增强我们的革命意志和坚定性。我们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并且搞好团结。”
分编工作使得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产生了“共产党终究信不过咱”的想法，加之在混编过程中，季振同对一些人事提出自己的要求，非但没有一项得到同意，反而遭到某些领导人的揶揄，季振同深感怨怒。而原第26路军的官兵得知混编的消息后，极度震惊和不满，有些人情绪激烈，不分场合大呼小叫。
就在此时，1932年4月初，冯玉祥派胡景陶到瑞金策反季振同，季没有答应，次日送走胡后，季就把冯玉祥的信转交给第5军团政委萧劲光。几天后季振同向萧劲光提出离开苏区，到苏联学习考察的请求，萧劲光发电请示了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学习的要求。4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局接到季、黄密谋反叛的密报，告密者是王超。4月19日，漳州战役前一天，第1军团侦察排在漳州荷花庄抓获一疑犯，从他身上搜出张贞签发的秘密通报，经审讯，此人名叫刘佐华，据称是冯玉祥派来和季振同再次接洽的代表。下午，经第1军团保卫局严讯，刘供认季、黄的“叛乱计划”“同谋名单”。中央接报后决定秘密逮捕季、黄等人，先批准季振同离开苏区去厦门，在半路上实施逮捕。
季振同走后，董振堂于5月接任第5军团总指挥，仍兼任第13军军长。随后，红5军团撤往永安一带休整。
第15军军长黄中岳在漳州被捕，等待出国的季振同也被逮捕，这使董振堂十分震惊，整个第5军团受到极大震动，特别是一些师团干部惶惶不安。这天晚上，董振堂来到刘伯坚住处，看到灯还亮着，就推门进去。
略事寒暄后，刘伯坚说：“怎么，对季振同、黄中岳的事想不通是吗？”
“刘主任，你认为他们真的要谋反吗？”董振堂不解地问了一句。
“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刘伯坚解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