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五雷轰顶，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接到手谕，羞愧万分。至此，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
红5军团与第1、第3军团并肩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军民欢天喜地，共庆胜利。而蒋介石此时却更加仇恨红军，仇恨由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5军团，尤其是对董振堂怀着深深的恐惧和无比的愤恨。
红1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已拥有30多个县，地跨赣、闽、湘、粤四省，人口近300万，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红军主力也发展到10万人，地方武装也壮大到近5万人。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全面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虽然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但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而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决战。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员）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直接掌握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
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了毛泽东，又不采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的意见，还排斥和打击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萧劲光、宋任穷、刘伯坚等同志。
1933年4月，董振堂见高志中经过几年的培养渐渐成长起来了，就委任他去37团当副团长，这年，高志中才17岁。高志中由战士提升为干部，这对个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董振堂很理解高志中的心情，在繁忙之余，专门抽出时间找高志中谈话。
董振堂说：“让你当副团长，这是组织的决定。你下去之后，要注意这样几条：第一，要把兵带好，和士兵打成一片。第二，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高兴的事就干，不高兴的事就不干，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第三，在战争中要细心、小心，行军、驻防要观察好地形，了解敌情，千万别中敌人的埋伏。尤其你不是专门学校出来的，军事常识你知道得并不太多，要注意学习。第四，要与同志们搞好团结，这一点很重要。我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然后，董振堂又给高志中交代行军怎样过桥，宿营后先给战士烧洗脚水等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
高志中听了军团长的一席话，深受教益，内心深处真舍不得离开军团长。高志中就恳切地提出：“军团长，我还是留在您身边吧。”
“这怎么行，革命的需要嘛！”董振堂说着，把他用了多年的皮包和一双银筷子递给高志中，说：“枪你还带着，再送你这两样东西作纪念。”高志中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是，高志中还是强压着内心的感情不客气地要求说：“军团长，我下去指挥作战，需要一副望远镜……”
“好，给你！”说着，他又把一副望远镜给了高志中。最后嘱咐高志中：“你去了以后，要向政治委员同志好好学习，学习人家怎么爱兵，怎么带兵。要严格要求自己。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可能派你上去，要经得住考验。”这些谆谆教导，高志中牢牢记在了心中。
其实，高志中的成长只是董振堂培养教育军队干部和战士的一个缩影。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尤其是宁都起义之后，董振堂更加注重对指战员在思想、政治、军事、作风、组织等方面的培养，也确实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六、敌前练兵
1933年夏天，刘伯坚叫董振堂、李青云等同志写宁都起义的材料。由于当时战事繁重，忙于反敌人的“围剿”，无更多的时间去写。尽管这样，董振堂还是写了一篇《宁暴经过》的文章，于6月30日送给了刘伯坚。同时，他还写了一篇反映第26路军举行暴动的行动部署与情况的文章，附在《宁暴经过》之后。
下面即是董振堂亲笔写的《宁暴经过》原件的复印件，成文时间未写纪年，1933年是根据多种情况分析判断的。
这年6月，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红1方面军编制，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1军团的原第3军、第4军、第22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师、第2师、第3师。红3军团的原第5军、第7军、第21军分别改编为第4师、第5师、第6师。红5军团的原第13军、第15军分别改编为第13师、第15师，并另增补了第34师。第5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政治委员朱瑞。第13师师长李青云，政治委员宋任穷；第15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第34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曾日三。
这次改编不到3个月，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200余架飞机，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围剿’部署”。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踏入危境。
红5军团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资溪桥、浒湾、云盖山等战斗。枪林弹雨中，红军战士用胸膛开路，血肉铺地，冲啊，冲啊……只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却没有有效地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第5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董振堂看到战士作了这么多无谓的牺牲，十分痛心。直至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这种与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战术的打法，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
夜里，繁星满天，蛙声一片。董振堂睡不着觉，烦躁地走出土屋，来到田野上，望着满天的星斗，心潮起伏。他感到满天的星斗是红军战士的灵魂在闪光。同时，他又感到内疚，没有带好兵，没有打好仗，牺牲了许多好战友、好同志。
恰在此时，后方传来李青云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真是祸不单行，这给已年近40的董振堂沉重一击。多年以来，李青云一直在他身边，他很喜欢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视他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正当董振堂在前线浴血奋战，为牺牲的战友哀思未尽的时候，又传来了原第5军团政委、后调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劲光，因黎川战斗和浒湾战斗失利而被捕的消息，令董振堂十分吃惊，也百思不得其解。自古胜败乃兵家常事，萧劲光和董振堂共同战斗一年零八个月时间，董振堂深知萧劲光是个正直的好同志。
深秋的夜晚已有些凉意，董振堂想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真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第二天，董振堂和刘伯坚骑着马专程去探望萧劲光，当他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政委现在被关在保卫局一间土屋里时，心里很难过，他紧紧握住萧劲光的手，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却什么也没说出来。但萧劲光说话依然很有精神，他非常坚定地说：“我是无罪的。”并且告诉董振堂和刘伯坚说，毛泽东主席和他的妻子贺子珍、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还有聂荣臻都来看望过了。说到这里，萧劲光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好像是在告诉战友们：党和人民是了解和信任他的，战友是了解和信任他的。董振堂在这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1934年1月6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公审大会，萧劲光据理争辩：“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1个军3个师，我只有70人的教导队，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没有任何人让我死守黎川。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在决定处罚萧劲光的时候，有的人甚至主张杀掉他，但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萧劲光应该撤退，做得对。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王稼祥的支持。尽管这样，萧劲光仍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
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肃反扩大化，各军团都成立了保卫局，与政治部成了平行机构，不断以“AB”团、“反革命”的罪名抓人、监禁、审查。红5军团是起义部队，更是处在刀尖火口上。干部战士人心惶惶，刘伯坚不顾个人安危，顶着风浪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稳定了部队，使第5军团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激情。
对于近期几次战斗的失利，董振堂忧心忡忡，他在反复分析和思考失利的原因，想从中吸取教训，可想了好长时间也没理出个头绪来。
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阅读了《红色战场汇刊》上刊登的朱德总司令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这篇文章，他反复读了好几遍，忽然醒悟，觉得这几次战斗的失利，就在于对敌情和地形条件的研究不够，没有制定相应的措施。他决心从中吸取教训，以唯物辩证的观点研究和应用战术，避免主观武断而造成战斗上的失利。
这期间，董振堂率领的第5军团主要是打土豪，征集资财，整训部队，开展敌前练兵，为反“围剿”作准备。
董振堂协助朱瑞和刘伯坚，在各连队普遍建起了列宁室，每个列宁室都建立了军事沙盘作业，军政问答专栏和学习生活园地，同时还挤出经费，添置了一批文娱器材，广大官兵工作和操练之余都去列宁室活动，有的学军事，有的学政治，有的吹拉弹唱，使部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战斗中牺牲的干部比较多，为了培养基层军事干部，董振堂开办了教导队，抽调优秀青年战士，举办短训班。他亲自去班上讲课，讲军事、讲战术、讲政治、讲形势、也讲政策。鼓励青年战士学好军事本领，英勇杀敌，保卫苏维埃。
董振堂还和朱瑞、刘伯坚在第5军团开展竞赛活动。内容包括政治学习、军事训练、遵守纪律、群众工作、文化娱乐等各个方面。董振堂在开展活动中讲道：“开展革命竞赛，一是努力学习政治，使人人都懂得全国的大事；二是学好军事技术和战术，练好杀敌本领；三是搞好群众工作，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还要求连队自编节目，开展歌咏比赛，这样，既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也活跃了军营生活。《红色中华》曾载文称赞说：“我们的工农红军第5军团，将在这一热烈的革命竞赛运动中，锻炼成为真正的政治坚定的完全有战斗力的铁的队伍了。”
董振堂非常注重群众工作和军民关系。第5军团每到一地，都是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向群众学习，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帮助群众进行生产劳动，受到苏区人民的称赞。董振堂派第5军团代表到就近的宁都各区去参观学习，考察地方工作的经验和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代表们态度谦虚，作风优良，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
为了把第5军团建设好，董振堂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除了向书本学、向领导学、向人民群众学、向地方学之外，尤其注重向红1、红3军团学习，不仅派出干部去学习，而且还亲自带队去参观考察，从兄弟军团的经验中汲取营养。
这一年，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日子——8月1日作为红军建军节。8月1日这天，红1方面军在前线召开运动大会，纪念这一光辉的节日，并授予第1军团第2师第5团“模范红5团”称号，随后又在红5团召开现场会，交流部队建设的经验。董振堂亲自带领第5军团的干部参加，认真听取和学习了红5团的经验。他带领的第5军团干部参观学习的十分仔细认真，什么细节的地方都看到问到了。他为能找到这样活灵活显的学习榜样而由衷地高兴。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回红5军团进行了传达，广泛宣传红5团的经验，并要求第5军团的官兵们深入学习红5团的经验。
为了更好地推广红5团的经验，董振堂撰写了《模范的红五团》一文，发表在9月3日的《红星》报上。他从红5团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武器保管、行军组织、驻防警戒以及内务卫生、伙食改善等10个方面，详尽地介绍了红5团的经验，最后，他号召第5军团的广大指战员要认真学习红5团的经验，为保卫苏维埃，保卫中央苏区而英勇战斗！
1933年12月，李德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1方面军司令部，人员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第1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各军团的作战。”实际上就是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