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蒋介石集中20多个师分三路向苏区扑来。博古、李德等人错上加错，仍命令中央红军在各城、镇、村及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处处设防，并主动攻击敌人。团村一役，仅红5军团第13师就减员过半，第15师师长吴高群牺牲。接下来，红5军团又被调到南樟、横村一带进行防御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第5军团遭受了巨大损失。其他军团在各地的作战也都没有打好。时任1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十分焦急，他找到李德，提出必须终止这种不切实际的军事指导方针，否则红军将有被葬送的危险。李德听了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对于李德的讥讽，刘伯承沉住气没与他理论。几天后，刘伯承随同李德到总参谋部去，李德嫌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了道，竟一脚将饭锅踢翻了。刘伯承忍无可忍，愤怒地用俄语向李德说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李德恼羞成怒，告到博古那里，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要求撤掉刘伯承的职务。
不久，刘伯承被贬到红5军团任参谋长。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到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
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报告，朱德作红军建设报告，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董振堂为175名执行委员之一。
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又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4月上旬，敌人集中11个整师，沿抚河东、西两岸向广昌发起进攻，拉开了广昌保卫战的序幕。李德在这里摆出了当时红军的最强阵容，第5军团和第1、第3军团一字排开，与近10万敌军抗衡，死守广昌。博古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拒敌于国门之外”和“决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战斗口号。广大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血肉之躯，硬是与敌7个精锐师加1个炮兵旅浴血奋战。18天后，广昌失守，英勇的红军将士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近5093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1934年8月5日，敌北路军集中9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第5军团与第3军团主力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5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敌精锐第89师一上来便发起数次强攻，均被红军击退。此后的几天时间，英勇的第5军团全体指战员凭借步机枪、手榴弹、大刀，将敌第89师打得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了战斗。第三天，敌人又换上新的部队重新组织进攻。担负正面防御的第3、第5军团相互协同，一直坚持到8月28日，因伤亡严重（共伤亡2300余人），不得不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之后，红5军团奉命在兴国高兴圩一带，苦苦抵抗着国民党军6个师的轮番攻击。此时，恰遇被贬的原总参谋长刘伯承赴红5军团军团部上任，受到军团长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不久前任命）的热情欢迎。
当天下午，在军团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庙里，召开了全军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董振堂讲道：“现在请刘总参谋长给我们作军事报告。”
刘伯承站了起来，台下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好！我很荣幸能加入到你们这个英雄的集体当中来……”
刘伯承讲完话以后，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这不仅仅是对这位原红军总参谋长的尊敬，更是因为他的一番讲话，说到广大干部的心里去了。刘伯承被贬，这对刘本人是一种委曲，然而，对红5军团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迎来了一位享誉全军的军事家助阵，真是求之不得的幸事呀！
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捕后，1932年8月3日接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审判。审判结果：对季、黄等9人执行处决。按照程序，判决须经中央政府批准，经过毛泽东、项英的努力，8月10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议：因宁都兵暴的功绩，季、黄等人减刑免死，季、黄减刑为监禁10年。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解除后顾之忧，将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处决于瑞金九堡大山中。
七、撤离苏区
深秋的赣南，夜晚已是凉风习习，微寒袭人。
就在红军将要长征的前夕，第5军团保卫局忽然收到一些反映红5军团和董振堂同志的材料。这些材料，有些是从战场上敌人丢弃的废物中找出来的，有的则是从其他渠道来的。材料各异，但内容却大体上是一样的，主要是说董振堂已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要组织部队“反水”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局的同志显得精神紧张，惶惶不安。
此时此刻，红5军团的指战员也已经拣到了这种传单，他们看后惶恐不安，不知所措。董振堂此时实际上也已经知道了传单的内容。他感到十分委曲，也十分忧虑。
董振堂正翻滚着无限的思绪，身后传来了刘伯坚的呼声：“绍仲！”
董振堂回头看去，刘伯坚正在政治部所在的农家土院墙外的桂花树下。看来他也睡不着，董振堂朝他走了过去。
“绍仲，心里不舒服吧？”刘伯坚问。
“刘主任，请党相信，无论怎么艰苦的条件，无论怎样残酷的战争，无论怎样险恶的形势，我董振堂都是一名共产党的红军战士，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来。”董振堂发誓似的，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能掏出来，昭示天下。
“军团长，你放心。你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你的军事家的指挥才能和胆略，你的爱护士兵如同兄弟的情怀，我都很佩服。你虽然入党两年多了，但有些党内的事你还不大清楚，有人排斥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结果仗越打越糟，目前这沉闷的局面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关于那份传单的事，我相信会弄清楚的。我已经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和解释，党会妥善处理的。”刘伯坚诚恳地说。
董振堂听了刘伯坚的话，已是热泪盈眶。
周恩来知道这件事以后，即派第5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在5军团调查。临行前，周恩来副主席对他嘱咐道：董振堂和第5军团的同志们反蒋是很坚决的，他们举行了中国革命史上少见的宁都兵暴，在革命斗争中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党，不少人在艰苦的战争中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信赖他们，尊敬他们，要坚定地以增强革命团结为前提，去开展第5军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欧阳毅领导保卫局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认真加以分析，终于从中看出了破绽。分析的结果大家都认为是敌人毒辣的反间计。军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由保卫局把所有材料都交给董振堂。董振堂边看边气愤地说：“国民党反动派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妄想借刀杀人，真够狠毒的！”看完以后，董振堂的眼睛都红了、湿了。他连声说道：“共产党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我的一生，在宁都起义时就交给党了。我热爱共产党，相信共产党。”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肃反扩大化的日子里，许多好同志被错杀，董振堂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渡过了这次险滩，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敌人的反间计没有使共产党内部产生矛盾，反而更加坚定了董振堂和宁都起义过来的全体官兵坚决跟敌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在这关键时刻，刘伯坚又被调离第5军团，任新成立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董振堂和刘伯坚认识8年来，他们之间不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重要的是刘伯坚是董振堂参加革命的启蒙人和引路人。今天，刘伯坚要调走了，依依不舍的心情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党组织的决定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也是无法挽留的。送走了刘伯坚，董振堂感到内心空荡荡的。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中央红军除留下一部分由项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等率领，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掩护突围外，主力红军第1、第3、第5军团和新组建的第8、第9军团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8.6万人分别从赣南的瑞金、石城、宁都、兴国、于都、会昌等地出发，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长征，不仅要与前进道路上的雄关要隘作斗争，而且还要打破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为了中央红军8.6万人的安全转移，不但要有一支英勇善战、攻无不克的前锋部队，更需要有一支坚定勇敢、能攻善守的后卫部队。
中革军委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将这一异常艰巨的任务交给红5军团，由它掩护全军突围西进。
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将董振堂召到总部，亲自向他交代任务。
“董振堂同志，这次全军转移，规模很大，后卫的掩护任务非常重要，军委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第5军团，你有什么意见和困难可以谈谈。”朱德严肃地说。
“没有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董振堂坚定地说。
“担任全军后卫，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既要行军，又要阻击追击的敌人，可能要付出很大的牺牲。你要对部队做好动员工作，从思想上、物资上都要做好准备。要万无一失，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周恩来副主席关切地说。
“请首长放心，我们马上做好一切准备。”董振堂爽快地说。
董振堂接受任务以后，立即返回部队前线。他觉得军委把这一任务交给第5军团是对第5军团的高度信任，是第5军团的光荣，因此，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同时，他也深知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因为他掩护的不是一般的战斗部队，而是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军委机关，这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所以，这一荣誉又是一个十分沉重的压力，他将率领英雄的红5军团勇敢地挑起这万斤重担，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他号召指战员为革命鞠躬尽瘁，随时准备献出鲜血和生命。
10月17日，第5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坚守兴国近半月，然后将阵地交给接防的独立第3团。于18日夜晚，全军赶到于都的仓前、罗坳一带集结，仅停留了1天，在接收了兵员、物资等各项补充后，就匆匆赶到于都河边，准备渡河。于都河水浪滔滔，五座浮桥上一支支红军队伍穿行西进。董振堂伫立桥头，神情专注地指挥部队渡河。忽然间，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已调赴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带着一些部队，帮助主力红军渡河。董振堂迎上前去，紧紧握住老战友的手，面对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围困，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意味着什么，董振堂心里十分难受。此刻，军情已十分紧急，身后的战士们都是奔跑着上了浮桥，时间不多了，刘伯坚从容地说道：“绍仲，任重道远，你一路保重，两三年后，红军高举红旗凯旋，咱们再重逢武夷山下，于都河畔。”
“伯坚，我真想和你在一起，共同战斗。过去你给我指明了人生的道路，今后我还需要你的帮助。”董振堂真诚地说道。
“这都是组织上的决定，你我都一样，必须服从组织，这就是我们党的原则嘛！”刘伯坚说。
“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以后，斗争会更加残酷，你要多加保重！”董振堂不安地说。两位战友又一次紧紧地拥抱。
这时，许多根据地乡亲站在河边，唱起了《十送红军》的歌：“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声声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呀么再回山……”乡亲们扶老携幼，站立在岸边，就这么反复地唱着，唱到人人落泪，唱到红军大队人马消失在对岸的崇山峻岭之中，还久久不忍离去。
董振堂和所有的红军指战员一样，一边行军一边不断回头，凝望着中央苏区的山山水水，不断地挥手致意，和送别的战友乡亲告别。
主力红军走了，艰苦而悲壮的根据地游击战争就此开始。1935年3月，刘伯坚率部突围，准备向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转移时，左腿中弹，不幸落入敌手，在被囚的17天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留下了《带镣行》等英雄诗篇，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他在遗书中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并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而自豪。临刑前，刘伯坚写了最后两封信，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能得到解放”，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信中谆谆叮嘱亲人：“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遭杀害，时年40岁。
谁知，1934年在于都河畔，两位相知相敬的战友在瑟瑟秋风中相许“重逢武夷山下，于都河畔”的第三次历史性握手和洒泪拥抱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