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5军团爬雪山的这一天，刚过中午，先是大雪，继而是霏霏细雨，转眼间又下起了鹅毛大雪。由于指战员们大多都穿着单衣草鞋，夜晚天气奇冷，山顶不能宿营，必须当天下山，为了争取时间，战士们学着前面战士的经验从山顶往下滑，但有些战士滑到谷底，再也见不着了。翻越雪山这一天太艰苦，可以说是长征以来最吃力的一天。
第二天，又出发北上。这一天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通往懋功的高山隘口终年积雪，这时已有些融化。董振堂带着部队沿着狭窄的河谷前进。6月中旬，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第4方面军会合，并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集会。第4方面军到达懋功与之会合，这是长征以来指战员们最欢乐的日子，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心里特别高兴，董振堂一向表情严肃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晚上进行了文艺演出。第5军团的黄镇和战友们创作并演出了话剧《一只破草鞋》，诙谐幽默，尖刻地讽刺了国民党军追到金沙江畔只拣到了一只破草鞋，把大家的肚子都笑痛了。
中央红军、第4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表面虽举手赞成，但内心却盘算着他的南下主张。6月29日，他即离开两河口，回到第4方面军总部驻地。随即开始在第4方面军中散布谣言，企图左右中央，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部署，准备攫取红军的指挥大权。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朱德仍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7月1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准备夺取松潘地区。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原红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第4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前指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决定取消中央红军各军团番号，统改为军，原红4方面军各军的番号不变。红第1军团改为第1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第3军团改为第3军，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第5军团改为第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治委员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第9军团改为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第4方面军第4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身体不好，未到职）；第31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彭绍辉；第33军：军长罗南辉，政治委员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开始翻越第二座、第三座雪山的时候，因为有了第一次爬雪山的经验，指战员们消除了对雪山的恐惧情绪，很顺利地翻越过去，到达卓克基地区。
不久，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鉴于胡宗南部主力已集于结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向胡部靠拢，川军进占懋功、茂县及岷江东岸地区，企图围歼红军，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拟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在卓克基以南的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为左路，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第3、第4、第30军为右路，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北上。
五、过草地
1935年8月15日，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率左路军开始向茫茫草地挺进。右路军在前敌总指挥部和中央机关的率领下也开始行动。经过千难万险，右路军终于越过草地，于26日到达班佑地区。31日又拿下了包座。至此，红军北上的门户已经打开，只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尽快地赶上来。
在党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被迫率左路军一部出发北上。董振堂率第5军由中央红军的后卫变成左路军的前卫，率先从卓克基出发北上。部队翻越打鼓山、拖罗岗两座雪山，穿过马塘，沿黑水河畔向北开进。黑水河水流湍急，水声怒吼，犹如万马奔腾。
长征以来，红5军一直是后卫，阻击尾追之敌。至于前进的道路，先头部队已搞好路标，跟着走就行了。可是这次部队第一次过草地，情况却起了变化。
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草地上每年5-9月是雨最多的时候，每逢此时，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眼下，草地上的情景真使人触目惊心！举目四望，尽是茫茫无边的草原，草丛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辨不清东南西北。草底下沟壑交错，积水淤塞，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味。在这广阔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道路。人们都说，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入泥沼，二怕下雨，三怕过河。脚下是草芥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一不小心，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前面的部队走过后，水更浑，泥更烂，很多草兜被踩沉了，辨不清已走过的道路。沿着向导标出的道路前进，不少战士照样陷进泥坑，不但不能自拔而且别人也无法援救。本来想把掉进泥坑的同志救出来，结果连自己也陪着在泥坑里挣扎，有的三蹬两蹬，眼巴巴地望着烂泥没顶，光荣献身。
董军长望着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被烂泥吞噬，他是多么痛心呀！在这种情况下，董军长亲自当向导，带着参谋、警卫员、通司走在前头探路。他手拿一根长木棍，拉着马，一步一探地往前走。他告诉战士们：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这样，他们就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他通过亲自探路，发现原来草地上有些水沟、水潭被草覆盖，看起来很窄，似乎一大步就可以跨过去，其实很宽，水也很深，一掉进去就会被淹没。只有用棍子来试探道路的虚实和水的深浅才可避免危险，又可减少疲劳。
越走进草地深处，困难越是严重，天气变幻莫测，时晴时雨，忽而艳阳高照，忽而冰雹骤降，特别是到了深夜，更是冷不可挡。战士们大多是穿着夏衣进来的，只好找一块稍高的地方，大家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最糟糕的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积水盈尺，战士们只好站在水中、风雨中等候天亮。
那天，红5军已经断炊两天了，草地上死寂得连只飞鸟也不见，一阵冷飕飕的风过后，又下起了蒙蒙细雨。雨水淋透了单薄的衣服，也使草地更加松软，更加泥泞，走起路来格外费劲，稍有不慎，就有陷入泥潭的危险。
董振堂拄着一根棍子，支撑着在滑溜溜的草地上行进。忽然听到一阵骚动，他转身一看，原来是一个身体十分虚弱的战士掉进一潭烂泥里直往下陷。另一个战士急忙去拉，也被拖着往下滑，周围的战士一时乱作一团，慌了手脚。
董振堂握紧手里的竹杖，三步并作两步赶到跟前，先叫大家不要慌，紧接着首先解下了自己的裹腿，又让周围的战士解下几条裹腿接起来，扔过去，拔河似地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趁着劲儿往上拉，这样，才将那个战士从泥潭中解救出来。这个经验，很快在全军推广。大家都拄着棍子，沿着军长走过的足迹一步一步地前进，果然行军速度加快了，无谓的牺牲也少多了。
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董振堂率领红5军经过查理寺，进占阿坝地区。快要走出草地了，已经看到牧民的牛粪房和青烟了。就在这个时候，警卫队年仅15岁的小虎子却倒下去了。这个小鬼，在江西洪门村将要踏上征途的那天晚上，由他的年龄并不很大两鬓却已染霜的母亲亲手送给了董振堂。这才一年不到的时间，他还是个孩子，却永远地倒在了这茫茫草地的西部边沿上了！他倒在了一丛黄花盛开的山坡草地上，脸上带着一丝安然的微笑。战友们一声声地呼唤他的名字，他却一声都没有答应。战友们都知道，他是永远也不会答应了！他因为太饥饿了，吃了这山上的野花野草，是不小心中毒了。
董振堂走过来，沉痛万分地说：“我把战士带到草地边上，却让他死去了，这让我怎么向党中央？等革命胜利了，小虎子的母亲问我，小虎子咋样啦，他没给咱红军丢脸吧？你说我向小虎子的母亲说什么呢？”
说着，董振堂抹了一下满脸的水。这水也不知道是雨水多还是泪水多，反正，平时不苟言笑也从不掉泪的董振堂，此时是伤痛到了极点。也许是觉得孩子还过于年幼就失去了生命，太可惜了；也许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辛酸让战士们受尽了风霜雪雨的煎熬，他的感情借此奔泻出来了；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痛恨国民党的惨无人道，若不是穷人过不去日子，谁家这么小的孩子能送去当兵呀？董振堂此时真是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感情。
悲哀了一阵子，他慢慢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传下命令，让后面上来的部队停下来，站好队伍，在这草地山坡上，在这秋日黄花分外香的草丛中，给这位年仅15岁的红军小战士开一个既简单又隆重的追悼会。
部队默默地站满了山坡。董振堂让军部警卫队长高志中从马背上抽下那条随他南征北战十几年的毛毯，接过来要往小虎子的身躯上覆盖。不料却被小高挡住了。小高脱下自己的军上衣，给小虎子盖上，要换回那条毛毯。董振堂却把手轻轻一挡，声音十分低沉地说：“我一共有两条毯子，这一条就送给小虎子作个留念吧。”
小高犹豫了一下，说：“董军长，你忘啦……”
董振堂不等他把话说完，就用目光制止了他下面要说的话。他望着小高，用低沉而又微弱，但却十分坚定的语气说：“你往旁边让一点，我要为这位红军小战士盖毛毯啦！”
霎时，满山坡上拖着羸弱身体凝视着小虎子遗体和军长背影的战士，一下子都失声痛哭，林立的钢枪此时此刻怎么也挡不住金戈铁马中送一个黑发少年入葬的痛心疾首。他们似乎感觉到了这位爱兵如子的军长内心对战士的那股火热的真情，战士们其实内心深处都已泣不成声。小高也非常明白：军长只有这一条毛毯了。在宁都当被子用了的那一条，紫红色底带着白色图案的那条俄国毛毯，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他就送给朱总司令了……就是这一条，也是攻打赣州后在雨中送给伤病员，伤病员后来又送回来的。
这天夜晚，广阔的草原更为寒冷，使人难以忍受。连续行军好几天，已经够疲劳的了。战士们多么想有一个能够避风避雨的地方，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在这茫茫草原上，哪里去找呀？说来天无绝人之路，往前走了一阵子，眼前真的遇见了牧民用干牛粪堆积起来的小房，大家高兴地跳了起来，一致要董军长去住，让他养养神，好好睡一觉，可他拒绝了，并亲自安排伤病员和年长体弱的同志去住，伤病员不去住，董军长就把他们一个一个扶起来，耐心劝他们去住，他们站在门边，流着眼泪说：“首长，您尽是为我们操心，您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全军的担子都落在您的肩上，要是您……”“我不是很好吗？”董振堂恳切地说：“我的好同志，担子是大家挑的，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革命要靠大家，靠同志们。没有同志们，我这个军团长有什么能耐？！”伤病员和年长体弱的同志住进去以后，他仍和战士们背靠背露宿在外。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背休息的战友。
当时尽管衣服是湿的，但有颗颗火热的心啊，透着湿衣，像一股巨大热流互相激荡，形成无可估量的能量。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5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
萧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六、忍辱负重
虽然左路军经过艰苦的行军北上到了噶曲河西岸，但张国焘内心里想的并不是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盘算的是南下。9月2日，天下起了雨，如果此时渡过噶曲河，再有三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巴西和右路军会合了。
这时，朱德派他的警卫员潘开元下河探测。据潘开元回忆：“我骑马蹚过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
朱德、刘伯承以及左路军中的原红1方面军中的负责同志，都是赞成过河的。据刘伯承回忆说：“（张国焘）说不过河了，要转回去。董振堂同志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第5军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地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强令左路军返回阿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