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坝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张国焘公开抵制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宣称北上陕甘宁是自寻死路，南下川康才能吃上大米。张国焘的主张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后来，第5军为避免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只好和第4方面军一起南下。同时，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也接到电令后南下。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红3军驻地阿西紧急磋商，为贯彻党中央北上方针，当机立断，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1、红3军先行北上。徐向前、陈昌浩带领前敌总指挥部及原红4方面军之第4、第30军又二过草地返回阿坝地区。
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从阿坝地区南下，董振堂率第5军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不得不开始南下的艰难行程。
红4方面军南下到达大渡河上游的金川，张国焘驱使第5军继续南下丹巴，以警戒康定方面的敌人。很显然，张国焘对董振堂是存有戒心的。随后，张国焘又命令红5军第37团进驻丹巴以南相距100多公里的牦牛沟，配合第33军扼守大炮山阵地。这样，又把第5军分成了两部分。
董振堂一面完成作战任务，一面忍辱负重坚定地站在朱总司令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
当时，红5军有一部电台，和中央方面能取得联系，得知第1、第3军胜利的消息后向部队传播，并得知中央不同意张国焘南下，要他尽快北上，广大指战员无比兴奋，多么希望早日北上，和第1、第3军会合。
后来，张国焘派来他的亲信黄超任第5军政委。他来后，口口声声叫嚷着要对第5军来个根本改造，查抄了第5军的电台，致使董振堂与党中央的联络就此中断。接着调走了原第5军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又换了一批营、连级干部。还在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造谣说：“周恩来、陈赓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董振堂是旧军阀”等等。董振堂没去开这个会，事后听到这些无中生有的话，笑了笑，选择了沉默。
可第5军将士们不服气，纷纷来找老首长董振堂。时任红5军教导大队政委的张力雄就曾问道：“首长，今天你怎么没去开会呀？我们都想听听你的讲话。你要去了，他（指黄超）也没这么嚣张。”
董振堂考虑了一会儿，慎重地讲道：“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什么。”
张力雄听后明白了，军长不去开这个会的真正原因，是在用自己的沉默来支持朱总司令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做坚决的斗争。
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同志找到他，董振堂则耐心地劝导大家：“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受点委曲算不了什么。关键要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决不能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
这一阶段，连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都被张国焘监控着，受到了限制，气氛弄得非常紧张。
此后不久，朱总司令特意赶到第5军军部。董振堂秘密招来军里部分营以上干部在他的房间开会，大伙见到朱总司令安然无恙，还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激动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董振堂把手压了压，屋内又迅速地安静下来。
“现在请朱总司令讲话！”
朱总司令微微点了点头，用缓慢的语调说道：“同志们，我很早就想来看看你们，和你们谈谈，同志们都好吗？”
听到朱总司令亲切的问候，不少干部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同志大声地说道：“我们都好。总司令，您可要多注意身体呀！”
朱德笑着双手一摊：“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嘛！”说完话锋一转：“现在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北上了，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毛主席早已讲过：南下是绝路，无论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对我们极端不利，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是革命，谁是谁非，历史会作出结论……同志们，我们迟早也会走党中央、毛主席他们走的路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耐心，要多做工作，不能太性急呀！”
大家都屏息聆听，室内出奇的静，总司令略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道：“我们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能扩大矛盾，更不能盲动！红军要和红军冲突起来，那就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犯罪！第1、第4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亲密的阶级兄弟。第4方面军的同志有许多优点，正如中央毛儿盖会议所指出的，他们英勇善战，吃苦耐劳……”
董振堂这些日子沉默多了，也消瘦多了，听完总司令的讲话，他站起来代表第5军全体干部、战士表态：“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然后又转向在座的干部们说道：“总司令的这些话，大家要牢记在心，同时要向部队进行传达，只要每个同志都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战胜的！”
经过朱总司令和董振堂的努力，第5军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这事被朱德严词拒绝后，便要赶朱德走，未逞，便在生活小节和警卫等工作方面做文章。开饭稍去晚一点就要饿肚子，身边的警卫也全部撤了。
堂堂的红军总司令身边，连个警卫人员都没有，董振堂获此消息气得把桌子一拍：“岂有此理！”立即吩咐第5军保卫局局长欧阳毅：“你立刻安排两位同志去朱总司令那里做保卫工作。”欧阳毅心领神会，正要出门，董振堂又叫住了他：“黄政委若过问此事，就说是我安排的。记住，要‘靠得住’的同志。”欧阳毅点点头：“军长，你放心吧，我这就去办。”
12月5日，张国焘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红1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同红4方面军中不赞成张国焘分裂行动的领导者一起，耐心地进行争取受迷惑的人员的工作。
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在红4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9月中旬部队南下后，于10月、11月间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取得击溃川军6个旅的胜利，又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战役中取得歼灭川军1.5万余人的胜利，但自己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增调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率部不断西撤，越过大雪山，于4月上旬撤到主要是藏民居住的甘孜、炉霍地区。红军虽英勇奋战，但伤亡很大，到甘孜后只剩下4万余人，同南下前相比已减员过半。部队滞留在甘孜一带地区，给养极其困难。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这时，中共中央仍从陕北不断地把各方面情况电告红4方面军，要其继续北上。张国焘不能无视中央北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并打开中国革命的宽广前途的事实。红4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林育英），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2、红6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七、三过草地
1936年7月初，贺龙、任弼时率领红2、红6军团与红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后，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合编成红2方面军。董振堂和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一起同张国焘为代表的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加之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觉醒，张国焘被迫放弃分裂主张同意北上。第2、第4方面军各部开始积极准备北上与第1方面军会合，红5军也不例外，军长董振堂近日里异常兴奋，一扫往日忧愁的面容。加之前不久整编，原第4方面军第33军编入红5军，第5军力量倍增。现在，就要过草地北上奔赴抗日战场了，就要与党中央及第1方面军会师了，欣慰的董振堂加紧部署全军干部战士们筹足粮食，准备第三次过草地。正巧第2方面军参谋长李达带着一袋牦牛肉干来看望他，董振堂见了，兴奋地上前紧紧握住李达的手说：“咱们当年的学兵连长，现在可是大名鼎鼎的第2方面军参谋长啦！”李达异常高兴，深情地说道：“总指挥，您过奖了，分别已有四年，您可消瘦多了！”董振堂苦笑了一声道：“我们三过雪山和草地，折腾来折腾去的，哪能不瘦呀！好在现在思想统一啦，如今全军上下干劲十足，你们那怎么样？我记得当初调到湘赣苏区的同志不少啊！”
李达略一停顿，然后沉重地说道：“我们在湘赣苏区打了不少胜仗，队伍发展了，根据地也扩大了，可他们却一个接一个倒下了。战略转移一路征战吃了不少苦，牺牲了不少好同志。但是不管千难万险，我们还是挺过来了……”
董振堂仔细地听着，然后讲道：“这次过草地，你们可要准备充分，我们是有经验的，但还是有不少战士掉队牺牲。依我看，你们每人至少要准备好三四十斤粮食才行，还有就是走出草地后，要告诫所有的同志，吃东西要有节制。我们这就发生过，吃东西猛撑，直到不经意地撑病了，甚至撑死了，你可要注意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就要和党中央会师了，咱们从根据地出发至今，损失很大，作为全军的后卫，经常被敌人紧紧咬住，不分昼夜的边打边撤，吃不好，睡不好，补充不上，经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过湘江还丢掉了整整一个建制师。”说到这里，董振堂眼眶一热，再也说不下去了。李达动情地安慰道：“老首长，不要难过啦！牺牲是免不了的。当初我们在您的带领下参加宁都起义，投入到革命队伍当中来，走上了一条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有多少好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现在，剩下来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骨干，我会按照您的话去认真准备的，过完草地后咱们再见。董军长，我这就走了，您可要多保重！”
红4方面军部队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开始北上。朱德、张国焘率领左纵队从甘孜等地出发，经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徐向前率领中央纵队从炉霍出发，向毛儿盖前进；董振堂率领右纵队从绥靖（今金川县）、崇化地区出发，向毛儿盖、包座前进。红2方面军也同时北上。
董振堂率领第5军顶烈日，战饥饿，爬雪山，经过艰苦的跋涉，到达松潘草地边缘毛儿盖，接着开始了三过草地的艰难行程。
红5军第三次过的草地是松潘大草地，位于松潘和岷江的西边，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这一地带有墨曲河和噶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流入黄河，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河汊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多为沼泽地带。这里气候极其恶劣，即便是夏季，平均气温也只有摄氏10度，且昼夜温差很大。
时值7月下旬，董振堂站在队伍最前面，向北望去，茫茫草地上到处长满了蒿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远远望去，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南西北，茫茫无限。
走出松潘大草地需要5-7天的行程。前面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面的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苦。要走出草地，就必须以加倍的代价来与自然环境，与饥饿作斗争。有许多战士没有在反“围剿”中牺牲，却倒在了这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上。
面对着严酷的现实，董振堂和战士们到处去挖野菜，有好多野菜有毒没毒，能吃不能吃也不知道，董振堂就亲尝野草毒蒿，保证战士们以野草充饥时的安全。当部队进入草地的第四天，休息露营的时候，董振堂一会走到这个面前，一会又走到那个身边，要战士伸出手来看看。他看着一个个伸出来的都是皮包骨头的手，他口里什么也没说，但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凝重了。董军长好像在琢磨着什么，忽然，他问身边的林炳才：“小林，你有多重？”林炳才答道：“80来斤。”董军长听了林炳才的回答后，低下头，嘴巴在颤动，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就走开了。
当天下午4点钟，部队宿营，由于缺粮，有的吃野草，有的啃树皮。结果，中毒事故发生了，有的头昏，有的呕吐，有的腹痛拉肚子，有的皮肤过敏一大块一大块的疹块，痒得厉害，一抓破就流水化脓。看到这些情况，董军长心里很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