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决革命的同志”
董振堂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出，红军为之震动，延安为之震动。
临泽第5军余部的战士们听到消息，无不失声痛哭，他们纷纷要求马上补进连队继续战斗，为第5军报仇，为董军长报仇！不久，第5军余部奉命编入第9军。自此，红5军悲壮地走完了它的光辉历程。这支英雄的部队永远地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
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主席长久站立在窗前，眺望着远方，为痛失一员大将而无比悲愤。他对身后的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等人缓缓说道：“下午安排好追悼会，我要发言，追悼会要隆重……”
在为董振堂烈士举行的追悼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讲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后来在新保安，当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又特别提到了董振堂。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副主席奉命赴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临行时，朱总司令把苏区时董振堂赠送给他的那条毛毯又转赠给周恩来副主席作为御寒之用。周副主席十分珍惜这条毛毯，无论走到哪里，这条毛毯都像他的亲密战友一样，时时伴随着他。
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来，周恩来更是睹物思人，常常用手轻抚这条毛毯，对身边的同志说：“革命不易啊，将来胜利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烈士的遗物陈列起来，供子孙后代好好瞻仰……”1937年5月，周恩来、张云逸带着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前往南京工作，路经延安到西安之间的甘泉县劳山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土匪的袭击。匪众我寡，战斗非常激烈，毛毯被匪徒砍了十几刀。当营救的队伍从敌人手里夺回毛毯时，已经是破烂不堪了。在邓颖超的精心缝补下，毛毯又基本恢复了原样。“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出现了全国抗日高潮，朱德同志担任第8路军总司令。1937年9月，在朱总司令即将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的时刻，周副主席为欢送这位革命的老英雄，又将这条凝结着同志爱心的毛毯回赠给了朱老总。1938年4月，朱德同志深入敌后，在晋东南指挥我英勇的第8路军粉碎了日寇的九路围攻。太行山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子弟兵，更热爱自己的总司令，把部队睡的炕都烧的热乎乎的。在全军上下万众一心，奋力歼敌的一个深夜，这条毛毯在火炕上又被烧了一个大洞。卫士知道朱德看了后，一定会很难受，便和房东老大娘一起精心缝补，补好后朱德又继续使用。1939年，因毛毯多处磨损断线，它又被送到八路军后勤部的被服厂缝补。随后，朱德带着它南征北战，一直到全国解放，最后把它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这条毛毯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它记载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诚挚友谊，也是董振堂将军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历史见证。
1937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了“宁都起义”六周年纪念大会，并和萧劲光、王稼祥等在凤凰山上与参加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留念。在照片上，毛泽东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这是对宁都起义的高度评价。
1938年10月5日，由地下党员钱杏邨（阿英）主编、上海风雨书屋出版的32开本《西行漫画》的封面选用了长征途中第5军团的同志给董振堂的画像。《西行漫画》出版不久，风雨书屋即被查封，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可见当时出版这一画册纪念意义非同寻常。当时印了2000册，因作品是萧华交给阿英的，所以印书时的署名作者就成了萧华。1958年11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西行漫画》制版，重印3000册，萧华声明不是他画的，但作者是谁他说记不清了。1961年，黄镇从国外归来，李克农与之谈及，黄镇看过画册后，证实是他长征时随手拾来大小、颜色不一的纸张，用麻制成毛笔，以锅底烟灰当墨画出来的。当时，流动不定的战争环境，不仅作画的条件差，而且要保存这些画稿也是很不容易的。先前画稿放在一个布书包里，每天行军，这个书包雨打即湿，日晒即干，书包里的画稿也时湿时干，画面模糊，纸张折皱。后来，战友王幼平送给他一个皮包，这才使他的画稿免遭淋晒之苦。1962年7月，《西行漫画》易名《长征画集》出版，萧华作序，作者署名黄镇，又请参加过长征、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书法家、诗人魏传统就各幅画进行了回忆题诗。魏传统为这幅画配的诗是：
军团长，
董振堂；
战士雄姿人尊仰！
随身不离枪。
和气待同志，
耿耿忠于党。
虔诚作殿军，
有勇且知方。
这幅画和这首诗，生动地刻画了董振堂在长征中的英姿。
在董振堂的影响下，他的生于1920年的长子董光楹参加了游击队。八路军领导宋任穷、王任重、陈再道到董振堂家探望军属。但当时八路军还势单力薄，1939年3月，日本鬼子占领了新河县，西李家庄便成了四方拉锯的游击区。日本鬼子非常仇恨抗日军属，在一个汉奸带领下，两次到董家抄家，并且扬言要火烧董家的房子。当时因董家群众关系好，加之乡亲们怕火烧连营，就跪地求情，才没有纵火烧房。但日本鬼子抢走了董家的粮食、农具、家具、衣物和其他所有能用的东西，董振堂收藏的书也都被抢走了，唯独装书用过的小帆布手提箱，一直保存了下来。
日本鬼子抄家以后，董家被逼无奈，在董志堂和贾明玉带领下，一家老弱病残18人分几拨流浪到石家庄、天津等地，然后又会聚到河南界首（今属安徽省），隐姓埋名，靠买来棉花手工纺线再去卖挣钱糊口度日。
1940年，董振堂烈士的哥哥，时任国民党第33集团军副师长的董升堂将军，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沉痛地说：“董振堂同志已经牺牲了。他没有错误。”并通知八路军，保护董振堂烈士的家属。
当贾明玉得知董振堂牺牲的消息时，她真是伤心到了极点。从1910年结婚，30年时间里，她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吃力地操持着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很少和丈夫见面。这些困难、这些辛酸、这些思念，在贾明玉看来，也都算不了什么。然而，当丈夫牺牲的噩耗传来的时候，当马家军惨无人道的恶行点点滴滴传来的时候，再也止不住她伤感的泪水。极度的悲痛之余，她只能每天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董振堂留下的遗物：衣、被、书、笔、笔记、书箱等。
日寇投降后，1946年春，新河县解放，刘伯承、邓小平先派人把董振堂的同族堂兄董书堂接到设在邯郸冶陶镇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亲自接见，商讨将董振堂烈士家属接回原籍事宜。夏天，贾明玉全家从界首回到西李家庄，刘、邓首长又派杨绍先等冀南军区领导到新河县给董家分了房子和土地并送来60万边币。贾明玉用5万边币买了一头牛，还买了粮食、棉花、家具和一些生活用品，从此，他们重新安家，过上了安定的日子。董光权来到董家的老宅院，从残垣断壁的墙缝里，找到了日本鬼子抄家时他偷偷夹在墙缝里的董振堂叔叔的照片。这张照片，是董振堂在西北军时拍摄的。从墙缝取出时，照片下面三分之一已经霉烂，从多半身像变成了半身头像。这张迄今为止发现的董振堂唯一的原始照片，弥足珍贵，人们不得不佩服董光权的机智，感谢他保存下来的革命资料。贾明玉把这张照片珍藏了一辈子，思念了一辈子。
为缅怀先烈，1947年至1950年，董振堂将军的故乡河北省新河县曾一度被更名为振堂县，并以他的名字建有振堂路、振堂中学、振堂公园、振堂商场等。华北烈士陵园为董振堂塑了半身像。
1953年元月，也就是红5军血战高台16年后，高台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在这人民当家做主后的第一次人代会上，几名衣着朴素的代表提出了一个议案：“今天革命成功了，不能忘了为老百姓打江山而流血牺牲的先烈。过去，红军在高台的土地上流了血，今天，在高台的土地上应有红军的一座碑！”
这一议案犹如一声惊雷。很快，1954年2月，省政府就批准了这一议案。
1955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将4万元专款划拨高台，这笔款在新中国百业待兴的50年代是相当可观的，其价值在当时可购买400匹良马或800头黄牛。
1957年，高台烈士陵园建成。朱德亲笔题写的“烈士陵园”四个大字，镶嵌在大门正上方；郭沫若题写了“浩气长存”的题词，镌刻在大门背面上方；1965年，陵园内公墓前立一石碑，上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阵亡烈士公墓”。
陵园内董振堂纪念亭柱上的楹联是：宁都豪气千秋在 高台雄风万古传
亭内纪念碑正面镌刻着隶书“董振堂同志纪念碑”，北面镌刻着360余字的《董振堂烈士传略》。
朱德总司令和徐向前元帅为烈士题写了挽词。
朱德题写的挽词：“伟大的革命先驱者的事迹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
徐向前题写的挽词：“振堂、海松、厚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的光荣！徐向前敬挽。”
与此同时，石家庄也建起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
1958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把董振堂的老伴贾明玉接到北京，在北京展览馆路分给了两套楼房，和女儿董光苔一起生活，并由总政照顾，颐养天年。每逢八一建军节和春节派人带慰问品和慰问金到家中看望，并邀请参加中央的招待会和文艺晚会。在根治海河会战时，原有的规划需要动迁董振堂家的祖坟，此事最后惊动了毛主席，在毛主席的过问下，规划进行了修改，绕过了董家祖坟。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的领袖对革命烈士的崇敬和深厚的感情。
有不少宁都起义的参加者在长征前后调往其他红军部队工作，这些同志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有幸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宁都起义的参加者在党政部门工作的有：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姬鹏飞，曾任民政部副部长的袁血卒，曾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幼平，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刘向三，曾任商业部副部长的张永励，曾任林业部副部长的周骏鸣，曾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的李廷赞等。有的还成为我国著名的外交家、艺术家等。
在军队工作的宁都起义参加者中，1955～1964年共有31位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他们是：
1位上将：李达。
5位中将：王秉璋、孙毅、孙继先、李雪三、韩振纪。
24位少将：王谦、王振祥、王蕴瑞、刘放、孙润华、李毅、李化民、谷广善、汪洪清、苏进、侯世奎、张汝光、张步峰、张松平、张明远、孟庆山、徐国珍、郭卓辛、黄德魁、熊伯涛、鲁瑞林、曹灿章、靳虎、靳来川。
1962年，叶剑英元帅写了一组《建军纪念日怀战烈》的诗，分别对刘伯坚、赵博生、董振堂、左权、陈赓表示深切怀念。其中写董振堂同志的一首是：
英雄战死错路上，令我深怀董振堂。
猿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文革”后，王幼平开会时遇到邓颖超，说董振堂的夫人还健在。邓颖超让王幼平转告时任民政部长的崔乃夫同志，让他好好给予照顾。不久，民政部把贾明玉的抚恤金由每月38元调到了每月60元。总政还给贾明玉办了公费医疗，落实在解放军总医院，解决了后顾之忧。
1979年8月5日，兰州军区政委、曾任红5军团第15师（原少共国际师）政委的萧华上将，来到高台吊唁董振堂及西路军烈士。这位1933年还不满18岁就当了师政委的上将，回忆起当年的战友和兄长（董振堂比他长21岁），不禁涕泪沾襟，也写了两首诗：
其一
肃立高台悼忠魂，犹闻宁都号炮声。
击案愤起千城将，振国英雄拭雱锋。
其二
战死错路志未酬，留取碧血化红旗。
七天七夜一部书，悲壮千古泪沾襟。
1980年，董振堂次子董用威及董振堂侄子董光棋来到高台烈士陵园祭奠亲人。高台县革委会副主任查传珍、县民政局副局长陈世恒接待了烈士亲属。
我党著名“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全国政协委员王定国于1983年重返河西祭访高台烈士陵园时写下了一首《癸亥年七月二十四日重返甘肃》：
四十七年前，边陲起黑烟。
董杨算俊杰，为国把躯捐。
英雄儿女战，声震祁连巅。
雪压青松翠，风吹赤旗鲜。
1985年8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等领导的陪同下，从张掖来高台烈士陵园。在烈士纪念堂，面对红5军军长董振堂同志的遗像，耀邦同志凝视了好大一阵，说道：“董振堂是个人才，是一位好同志。”在松柏掩映的红5军烈士公墓前，他详细观看了墓碑，并绕墓一周。在董振堂、杨克明烈士纪念亭，耀邦同志默读了烈士生平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