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任第37团团长的饶子健回忆：黄超原是张国焘的秘书长，是为了控制红5军，将他作为亲信安插进来的。这人祖籍贵州，长得又黄又瘦，对张国焘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开口闭口离不开“张主席”。他目中无人，对下级如视草芥，一切全不放在眼里，其实他对政治工作、军事指挥一窍不通。他对董振堂军长是极尽刁难，耍尽了手腕；军心判若水火，我们看得清楚，如果不是董振堂肚量如海，虚怀若谷，始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部队思想会更加混乱。这次董军长率部出发攻占高台，作为政委本当与军长同舟共济，共谋战计，但他却连一部电台都不让董军长带去。高台战斗打响后，由于失去联络，我们在临泽只听到高台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枪声，不知道具体战况如何，又怎么不心急如焚！而黄超在临泽却洋洋自得，隔岸观火，既不派兵前去侦察联络，也不派兵前去支援，这真是我军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直到高台的战斗已进行了9天，黄超政委说：“饶团长，怎么样，带一个营去支援一下高台。”饶子健觉得时间已拖延至今，高台一定十分吃紧，而我只去一营兵力增援，实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黄超见饶子健有些犹豫，又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嘛！”饶子健回到团里，挑选2营执行这一任务。
约摸四更天的时候，饶子健带领2营从临泽出发，向高台方向挺进。高台在临泽（今蓼泉镇）的西北方向，相隔约四五十里路。他们沿公路向高台方向走了二三里的样子，高台方向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到了。这种沉闷的寂静，像一种无形的压力，压迫着每个同志的心。根据先例，这预示着不祥的征兆。
前方情况不明，不敢盲目前进。万一高台被敌人占领，区区一个营不足300人的兵力，无异于以卵击石。饶子健与2营长商量后，先把部队带进附近一个土围子里。此时，从西边过来一个背褡裢、骑毛驴的中年庄稼汉，他见到部队，忙停了下来。饶子健走上前去问道：“老乡，高台那里还打不打仗了？”庄稼汉愣了一会，很快从服装上认出是红军队伍，忙摇头说：“哎呀，你们千万别往前走了，高台已经被马回子的军队占领了，你们的人死得好惨啊！”
这一消息对增援部队来说，如五雷轰顶！饶子健又问了一些情况，详细情况这位庄稼汉也说不上来，说：“反正没看到跑出一个红军来，还有你们一个大军官的头被割下来了。”
于是，饶子健派出小分队去侦察，不到3个小时，侦察员就回来报告：高台确实在昨天被敌人占领，3000将士几乎全部阵亡！这时，敌人已发现了这支部队，从四面包围了他们，只是不知土围子里面的虚实，不敢贸然进攻。直到晚上，趁着刮大风，2营才设法摆脱了敌人的包围。
敌人的疯狂搜捕和血腥屠杀并没有割断高台人民群众同红军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自己的亲人。
红军营长李中荣在遭敌追捕无法脱身之际，适逢一位双目失明的妇女，两人约好，假扮夫妻，相扶出城。行至城门，敌人哨兵用枪托将李中荣打倒在地，这位妇女毫不犹豫地扑在李中荣身上，大哭大喊道：“这是我男人，他是个哑巴。打坏了他让我这个瞎子怎么活呀？”才躲过一劫。
陈永禄在《难忘的历程》一文中写道：部队突围后，我到西街北边小巷子的一群众家里躲避。这户人离西街仅有200米左右，我进房门时，家中只有夫妻两人，他们住3间房子，中间是客房，东侧是卧室，西侧是伙房。大伯大娘约四五十岁，大娘特别善良而机灵，我进去后，大娘要我脱衣睡在炕上装做有病不能起床，并叮嘱我在敌兵来搜查时千万不能说话，有她说我是她的儿子。我脱衣睡下，她给我盖好被子，又端来稀饭和馍馍让我吃。睡了两个小时，3个敌兵进来搜查，我默不作声，由大娘大伯回答敌兵的盘问。敌兵没有问出漏洞，就出门走了。但是狡猾的敌兵班长陈有祥走到院门前又回来，要我站起来他看看。我站起来，他卷起我的裤腿，发现小腿有绑腿的痕迹，肯定我是红军伤兵。大娘坚持说我是她的儿子不是红军伤兵，不让敌兵带我走，野蛮的敌兵就动手打大娘，我不忍心大娘为了掩护我而遭受毒打，就跟敌兵走了。后来设法逃出归队。
张力雄在《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9期《高台大血战》一文中回忆道：我在卫生所刚把伤口包扎好，忽然听到城西骤然枪声大作，人喊马叫。我意识到有情况，叫警卫员赶紧出去看个究竟后回来报告，谁知警卫员一去未归，而马匪军的嚎叫声音越来越近，我感到情况不妙，抓起一根扁担，忍着伤口剧痛冲出卫生所，一瘸一拐地向东北城墙走去。当我艰难地穿过一条小巷时，遇到一位中年老乡，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红军同志，马匪进城了，你腿上有伤，快到我家里躲一躲再说！”说着，他架起我连拖带跑地到了他家。他把我藏在一处低矮狭小、阴暗潮湿的夹墙内，再三嘱咐我说马匪正搜捕红军，决不能出夹墙一步，我只得听从他的安排。尽管这位老乡家很穷，但在躲藏期间他给我送了三顿麦糊粥充饥，使我万分感激！深感红军的严明纪律和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否则群众怎么能够对红军伤员冒死相救呢！到了第四天，这位老乡见马匪的搜捕有所放松，大部分马匪已东撤，便准备将我送出城。当天傍晚，他将马车底板扳下一块，留出一条缝，叫我脸朝下全身扑在底板上，这样鼻子透过小缝可以呼吸。然后，他在我身上覆盖着厚厚一层杂草和马猪粪，伪装成送粪车。临行前，我把身上穿的一件皮大衣脱下送给了他，他也给我一件破旧的短袖老羊皮袄。马车出西城门时，我们都极为紧张。幸好来往的人多，城门口的匪兵也懒懒散散的。他们见那老乡衣衫褴褛，车上猪马粪又臭气冲天，草草地盘问了两句就放行了。当马车赶到一块大麦地时，老乡四顾无人，赶紧掀掉我身上的杂草和马粪，扶我下车，说了句：“快走！向西奔！”我躲在他家时一直藏在夹墙里，从未与他交谈过。他叫什么名字、家中有哪些人等均不清楚。在匆匆分别之际我问他：“你贵姓？”他模模糊糊地回答了一声。是姓“陈”还是姓“谢”我都未听清，马车就在苍茫暮色中离去了。他那简短的两句话虽不是什么名言壮语，却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据高台方面调查，这位老乡名叫柴维仁。
妇女团3营2连连长张荣清被俘后，被高台县城的一位老奶奶设法救出来。张伤口痛得厉害，老奶奶就让儿媳妇给张嘴里喷大烟；张腿冻坏了走不动，老奶奶和孙女就扶她上厕所。西门外有两个学生帮她剪去粘在头皮上钢盔般的血痂，每天偷偷给张换药。精心照料一个多月伤愈后，张含泪告别去寻找部队。
红军战士刘嘉伟被马家军砍去右臂昏死过去后被当作死尸拉出城外弃之荒野。夜半醒来爬到城东三里的银家屯庄，被银得贵、银得钱、银得寿弟兄三人冒死藏在菜窖里。这银得贵是红军新战士银珏的父亲，他是个医生，自家开药铺，银得寿是县衙里的稿宗，银得钱是粮食局长。银得贵给刘嘉伟治伤9天后于元月30日半夜，准备好馍馍、盘缠，套上大轱辘牛车，拉上刘嘉伟一直把他送到了南沙窝，安全了，看着他一拐一瘸地走了。为了掩人耳目，他拉了一车沙回家来。
1937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十六），太阳已经落山。高台县第三区（正义）河西村保长杨廷祯由高台县城缴纳公款坐车回家，到了河西村西头的红寺湾，听到有人喊“救命”。杨廷祯顺着声音走过去，借着月光一看，是一个受伤很重的人。这个人衣服已经磨得不像样子了，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左尻子上有碗口大小的1块伤疤。这个人说：“我叫夏德伟，是红军。高台失陷那天，我在教坊里被炮弹打伤……”说着就昏死过去了。杨廷祯二话没说，把夏德伟抱到车里，拉回自己的家，让夏德伟和自己睡在一个热炕上。杨廷祯和妻子李培福给夏德伟抓药治病，李培福和婆婆还搀扶夏德伟大小便、帮助他擦洗身子、敷药。夏德伟吃饭杨廷祯不讲价钱，治病不怕花钱。没几天，夏德伟看出来了，杨廷祯虽然是伪保长，但也是贫苦农民出身，他思想纯朴，为人忠厚，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他告诉杨廷祯说，元月20日他昏死过去以后，马家军把他当做死尸清理出去弃之荒野。21日夜间，他苏醒过来，就用两只手和一条腿这样向西爬着逃命，直到那天才爬到红寺庙前的沙窝里。过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又来了红军战士老邱、老安、老韩3人找吃的，有时候就吃住在杨廷祯家里，不过不常住。到了三四月的时候，夏德伟的伤逐渐好起来了，能下炕、能拄着拐子走路、能自己大小便了，有时候还能帮助杨廷祯干点轻活。5月12日那天，杨廷祯慌慌张张地从保里回来，告诉几位红军战士说不好了，有个恶霸给马家军报了信，他们马上就要来抓人。杨廷祯拿出2张羊皮、一些熟米和1个烧水的炊子，让他们迅速离开。并立即把夏德伟藏在草垛里，趁夜间给些熟米和水。17日那天，八九个马家军突然闯进杨廷祯家，大喊着要他交出红军。马家军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杨廷祯说“真的没有红军”。马家军找了半天连个影子也没有找到，正在恼羞成怒的时候，临出门时马家军搜见了一条干粮袋，就借机把杨廷祯吊起来毒打了一顿，可杨廷祯什么也没有说。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杨廷祯的母亲急中生智，从磨道墙上去掉2块土块，给夏德伟给了些熟米和1双鞋，让夏德伟逃出了马家军的魔掌。马家军又去把草垛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马家军气急败坏地把杨廷祯带到保里审问，未果；又带到花墙子村，勒索了30元白洋，把人放回来了。夏德伟逃出后，先到了正义峡，后来又被马家军抓去了。
高台人民群众不忍心子弟兵被敌人残害，也不忍心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暴尸荒野。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将数以千计的烈士尸体掩埋安葬。时间虽然过去70多年了，但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精神和高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营救红军伤病失散人员的感人事迹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