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相去数百载而其迹大同者，其善事必古今所同利也，其不善事必古今所同患也。君子观于往事所以自镜，事至而有定见、有成法，学识充足取舍高明，所以应变无方而不局于器也。故凡昔人已成之功，惟大奸侥幸不足取法，其它中才以上皆当求其所以成功之故，使人效法以康济世务。遏绝乱略，不可刻求多端，以为虽公而不忘私，为霸而不为王，使前世无完人，往事无硕肤，必如吾所说而后云至善也。人之所云如是则善，如是则否者，要皆事后之论，恣其口说者耳。当时彼此相济，尽众人之才智而仅至如彼者，或是天意，或是时宜，不尽如后人哆然臆说，绝无底止也。如行路然，竭一日之力仅可百里，若坐谈几席间，为倍为蓰，惟所命之，其实必不可行，非不欲行也。子产随才器使，卫灵公亦随才器使，孔子皆取之，圣门何尝责人以必备乎？且已往之事，持论甚难。有作事极是，而持论必不可全是者；有作事不尽是，而持论必不可全非者。故曰持论与处事为二道，事后与当事为两时，未可以我见裁物也。凡论世变，即穷所以致变之理；伤世乱，即指所以救乱之方。五经皆然，故为有用。若语变而不穷其理，则无以防之于未然，后之于初，萌伤乱而不为之救，则徒为讥刺诟厉而不能出诸水火、登诸袵席，虽极陈痛切，终无益也。孔子称管仲之仁，而以功效实之。夫功效何以遂为仁也？天下大乱，非人不定，有能定者则与圣人同功。同功则同德，又何疑焉？汉高以下，未必有当圣门之学，而以孔子仁管仲律之，则功之所在，德亦归焉，何必劣于汤武？然五霸之事则实有可议者，故管仲所以为器小，五霸所以为三王罪人也。盖三王之政，巡狩述职，有声名文物之华；省耕省敛，有上下相亲之事。又且庆赏平施威福与众共之而非以自为也。五伯专以兵力迫胁弱小，裒集其威以自尊大，使先王彬彬有礼之天下，亲上死长、出作入息之人心，一旦强力把持，变其世局，后人踵其事为乱者不止一端。疆圉辽远，壅蔽易生，尊卑隔绝，吏为残贼。众情离叛，机巧相应，归咎其端，不罪五伯而谁罪哉？君子论世习治则伤始乱也，习乱则善始治也。先王大治之天下至五伯始乱，五伯已乱之天下得汉高始治，不正五伯之罪无以遏乱源，不奖近代之功无以尊反正，不可一槩刻核以成无用之学术也。故持论之法，表未成之事以达贤者之心，明有势之耻以贱不肖之行，隐末着之恶而从事之正，与文之顺以存礼义之大防，不使行善者有后患以全终始之义，诛意不诛事，以示探端知緖、绝恶于微也。恶恶即始，谓绝其始，则不得终其恶；善善乐终，美贤者之有终而不毁其成。恶则窒之于前，善则推之于后，皆爱人无已也。以不正遇祸者，虽趋死于义，犹必致其责，谓义重于生也。在内之恶有所必不可容，在外之恶有所不必尽责，故有诛卖之诛，有诛绝之诛。或绝去其身，或绝去其世，要皆性情之正、王道之平也。若不恤事理，不取圣证，谩云人所已言我不必言，人所能言我不屑言，别求过人之论取高于世，此务胜不休，弃常而取异者也。盖有益于世者为正论，破坏义理者为怪说。苟无益于世，即破坏义理。战国之士皆舍常而语变，所以为世道之忧也。不以一己私欲乱天下公理，不以一时偏重反古今常道，则学术章明，礼义森列，民有定志，法无二门，天下之乱无由而生，此圣贤明义理以正人心之本指也。楚庄王笃于义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晋景公高齐侯之义，率诸侯返汶阳之田。士匄恩足动孝子之思，义足服他国之君，自此以后，兵事寝伏，数年不起，皆君子所深嘉，以为合义也。范睢倾穰侯，事之变也，昭王因以收其权。王允诛董卓，事之正也，汉帝由此失其势。其故何也？昭王用范睢，非范睢用昭王也；王允用汉帝，非汉帝用王允也。故操柄在君，则顺而有功；操柄在臣，则逆而多患。同乎执有罪也，以宰臣穷讨大侠，则罪人谁敢不畏？以讨侠赎子罪，则罪人不复畏矣。同乎连姻帝室也，以右将军从孙女女皇曾孙，则盛满宜避；以暴室啬夫女女皇孙，则不必避也。此在义不义之间，相邻甚近而相背绝远，君子所当深辨也。君多内宠，其子必结妻家为援，庸人或赖此依附，贤者则义所不为。第谋国之计与谋身不同，虽其理可以相通而其事亦当有辨。谋国之计有当冒险难者，槩以万全处之反失策而生事。义有小大则事有是非，此君子所当辨也。人君用赏罚，有宜在事前者，有宜在事后者。在事前者所以作民庶之气，在事后者所以垂国家之法。人未作气而先以垂法格之，是吝赏而违立功之几也；事有定体而先以破例悦之，是滥恩而贾半涂之废也。势有轻重则义有先后，亦君子所当辨也。即赵盾之事可见俭约之卫胜重门击柝焉，可知素行慈惠足御大难焉，可知人君之前不当拔剑焉。即萧何之事可知人主取天下以根本为重焉，可知事定论功以安大计为先焉，可知功成事主亦必有道有术、未可全恃故旧之恩焉。高帝安心蜀汉以平一时之憾，而天下大势卒不能去汉而他属。初定咸阳，封宫室府库，置而不取。此二事者一则程子所云物来而顺应，姑置其怒以观理之是非者也。一则圣贤理欲之介所谓利与善之间也。此义之所在，散在众事，惟君子能集之者也。义之所在，惟圣人则无憾。弒君之人有当讨之义，告老之臣有谋国之义，圣人之道要使天下之人尽知大义，则必从大义行之而出问罪之师。若身在行间而用矛决战，必非圣人事也。今之人犹古之人，古之时势犹今之时势，孔子之义止于请讨，请缨夺符，非所当为，安得以我战则克一语推而广之，以为齐鲁兵交圣人自有妙用哉？取谗人而诛之，良快人情。然既诛之后，恩怨施易尚多不测，大家巨室积衅相构，祁胜却宛之难作，贤者岂能一朝居乎？不如安命之说，使直道犹存，小人自警，所益亦不细也。此二事者，大义之的，以省括而止，未可杂以己见、深求事外也。若夫纵横之说，古无此学，自苏张发其端，相传百余载，直至封建变为郡县而此风始息，盖从来主持世道者皆从社稷民生起见，即商鞅之恶犹未离此原本，独二子者但致金组尊荣，不顾有国祸福，又必不居一国而后可逃遁曲全，其势不倾危险诈不可得也。大抵人品心术至战国时丧尽，后世之乱盖不至此。其故起于境壤太分，人生其间，不揣摩捭阖、朝秦暮楚无以自全，乃知封建之废，虽曰坏先王之法，然纵横恶俗非尽去封建不能割绝也。刑名之学，若鼌错、韩非，皆赋性深峭而所学又非先王之正道，是以人不能堪，祸集其身。虽或幸免于当时，而子孙亦不昌，以其与天地之心不相似也。忌克险贼者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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