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事之道，既欲无私，又欲有常，二者皆成事之本。而有常之故又在日新，日新厥德，则行必有常矣。君子行有坊表，言有准则，衣服不贰，从容有常，皆日新厥德之符也。物之自致其极者，必有反复之时。以人力累之，使至极者，不移时而见倾危。圣贤于将尽之气则持之以谦，所以阴为裒减，不使至于极。若其势本不极而欲以人事趣之，则圣贤所必不为，不待裁抑而后然也。今人为善，皆出有心。或有利而为之，或有待而后为之，或为之而不能忘诸心，或为之而不能广大其心，皆所云出于有心也。虽初念未然，转念未有不然，迨其已然而后措诸行事，故事事皆有心也。圣贤则不然，以为举事之先有意立名以正其义，有意即为谋利，非正义也。举事之后有故立说以明其道，有故即为计功，非明道也。且纔言道义，又言功利，必就功利念多，就道义念少，虽加截断，只留一路，则学问把持之力耳。圣人以神道设教，非乞灵于神也，得神道于身也。诚中形外，神之道也。五经烂熟，则义必精。人见为事者，在我皆见为理。见其理而往从之，故曰精义致用。众理既备则德必大，故静之所谓神者，即动之所谓化。立人达人皆是也。故曰大德敦化，不必趋吉避凶，但胜之以道。真能有道于身，则吉凶消长之故皆确然有可持循而不致妄发。其所发见，未有不能安天下、奠斯民者。若夫贤人君子，则从吉凶消长之闲磨砻砥砺而后成。盖英雄之士、道德之儒，总不离乎消长进退之理也。度时之宜而处以卑下，受其垢污，使群物毒害之气别有所锺而不能相及，真实无妄，不掩疵瑕，有过如日月之食而无累于志。若此者，所谓天道也。人虽贤智，岂能违天乎？以人从天则吉凶悔吝皆有道以胜之，不能害吾事之成矣。易曰，吉凶生大业，此之谓也。
明戒
有一代之法，有百代之法；有终岁之计，有百年之计。一代者，因时势陵夷而救弊也；百代者，纲常典礼不以时势为轻重也。得失在一时者，以一时之法决之；得失在百年者，以百年之计决之，则不爽于义矣。凡尊者行事而不遂，乃发端原不善也。百年之计以一朝之利昧之，万人之事以一人之臆胁之，重怒深怨，罅隙并生。与贱人同事，则受贱人之名；与恶人同事，则受恶人之名；与乱人同事，则受乱人之名。有其事，则不得辞其名也。夫兵作于外为寇，于内为乱。人之不义犹寇也，己之不义犹乱也。寇犹及人，乱必自及。己之不义而欲责义于人，终自及也。己则无礼，而恶人之行礼，亦自及也。己不深谋，而怒人之咎以无谋，亦必自及也。有其相及之理，则必有相及之势与相及之端，非智计所能弭也。夫气皆产于黄锺，数皆起于杪忽，故作事谋始，不可不戒也。因人之力以成势，势成而背之以趋利，是失其天性而不仁也。与人共事，见利而背之以自私，失其助而孤立，孤立则势失而事不成，是有成事之机而自弃之，为不智也。计虑熟定则举动暇整，中道而易虑常苦急遽无序、仓皇不宁，是以闲定之谋自纳于纷乱。三者举事之戒也。凡处大事，从道而不从众，所以崇理而不崇势也。崇理不崇势，故有势者不得以非礼使人，人亦不得弃礼而崇之。戏言戏动，出于有心。既已有心，即不得谓非己之过，又安能免人之怒？过言过动，出于无心，既己无心，即不必认为己失而专事覆匿，急改之可也。贫贱胥靡之生未必可好，而好生之心与人无不同也。险陂私谒之恶，未必人人皆罹其害，而险陂私谒之恶则人人所同也。常人喜于有身而不思保身之难，贤者可以无祸而常恐得祸之易。故凡事之不必为者即属可已，势所必屈，一忍而身心泰焉。或政乱而示人以郄，或词激而徼人以怒，或志贪而取非其有，皆有以动其不服之心而恣其抗衡之志，不论小之事大、贱之事贵也。汉文帝于南粤，全以肫恳谦让、开诚布公行之，宜其不敢违命而奄然臣服。善处事者，以此通之，则寡怨于世矣。
决几
昔人论治乱兴亡若土崩瓦解之喻可谓明于事势，而助人决几之智，故论世者取衷焉。秦之乱起于民不安，汉之乱生于臣不轨。故汉之臣，天所不佑，终于亡身丧家，为世大戮。秦民因虐政所迫，救死不暇，虽有不顺之迹，本无犯上之心，主于逃死而非亟于作贼，是以天心犹怜恤焉。故秦曰土崩，汉曰瓦解。土崩者溃于下，如山之颓，如地之陷，非人力所能扞；瓦解者坠于上，如栋之桡，如柱之折，犹可人力扶援也。秦隋之亡，乱自下起，故一夫勃发，社稷为墟。若夫汉之王莽，蹔得而复失；唐之河北，势穷数尽而后失。秦隋之乱生于民，汉唐之乱发于臣。观成败延促之期，亦土崩瓦解之别也。子张十世之问，欲得后世兴亡之迹，若汉人所言符命也。夫子告之以礼，礼亡则国家随之，此革代之期也。礼失则百度从之，此治乱之几也。秉礼者，形势虽弱，不失为宗国；弃礼者，虽帝王之裔，降而即于夷。此圣人所治，以告天下万世而息图度帝命之妄想者也。班彪之论发其微矣。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孟子曰，以齐王犹反手。孔孟二说何难易悬绝若此？盖孔子之时，封建未发，世臣大家，各执国柄，采地遍天下。兵甲之备，取足其中，既以奉公，亦用自卫，不甘心拱手而受命于人，虽齐桓晋文仅能率诸侯尊周，不能令五服四朝，六载时巡如文武时也。此时欲行先王之道，非以礼教信义渐摩人心，安能粹然一出于正，归命宗周，无二心乎？此其事决非岁月之功，故又曰必世后仁也。若孟子时，封建之籍已去，世臣大家不复主张国事，采地尽归兼并，将相别起白衣，周室之微不足系属天下，海内之势亦将渐合于一，一切跋扈强御皆不必虑，但能实行仁政即如风之偃草、席卷天下无难，是以易也。故先王封建，良为盘石之基。人事难移，即天命不易改。孔子之言，信而有征。彼郡县之法，名曰天下一家，实则一姓孤立，故有五载而成帝业，匹夫而为侯王者。孟子之言，岂虚语哉？六国之时，天下未定，人人各有自帝之心。拥兵之主，观敌稍弱则欲取而有之。值其强盛，又不能相下，侥幸求逞，是以战争滋多，生民涂炭。夫小大强弱之形，非人所为，亦天所设也。天既殊以小大之形，即予以兼覆之理。大之字小，小之事大，亦天理自然，不以人事倒置而后可自安，所以混一之主必与天合德，乃眷西显，此惟与宅，上帝临汝，勿二汝心。盖由平日以天自处，或率性自合，或勉强从善。率性者天之仁覆，勉强者天之健行也。克当天心，而后可膺天命，岂容图度哉？大国必欲兼并，小国不能下人，其终至于搏战无日，务胜不休，所值莫非危途。义理所在，时势所归，而强与争，其终必不可争而为众镝所射，虽孔孟如之何哉？国有可亡之道，天变见于上而不畏，百姓怨于下而不恤，贤人遁于野不知收罗，是必亡者也。民闲之俗，奸巧诈伪，偷薄苟且，仇雠怨疾，以下犯上，以淫破义，去顺效逆，习以为常，日甚一日，是必亡者也。佞谀之臣充满位宁，盗攘之风徧于郊甸，奸慝之行通于上下，货赂之资盈于道路，外实内虚上溢下匿，是必亡者也。朝端无忠謇之言，远近无仁爱之声，宗族无本根之庇，闾井无囷仓之粟，方州无循良之望，境日蹙而征调多，民已愁而帑藏富，田畴荒而宫室修，是必亡者也。仓卒扰攘之际，固有举事无成而可观人心者，陈涉更始是也。虽戎首无成事之望，而成事之局见端于此，故明于大计者资焉，为人所不能为，则人不得为其所为。光武单车临河北，非有可因之兵，结人之财也。将卒粮饟取诸邂逅间，故能驰骋如意。若步步次且，处处屯积，如富家翁行径，出门咫尺，资斧帷帐必从，万无成事之理。贾复有云，定六国之规，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又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欲任天下之难事而欲以安坐致之，贾复所云六国之覆辙也。天下未定，有大志者必不躭片时之安。高祖遣郦生说齐，虽下七十余城，终非上策也。田氏兄弟尚存，岂能敛袵而事汉？暂时虽定，终必战争，不如乘兵威以破之，则后此遂无事，此韩信所以决从蒯通之言，而高祖亦不罪其丧郦生也。田广一闻好语，即饮酒罢兵，此其人可与谋大功乎？若田横兄弟仅能得士，而济世安民之理全不讲求，局面既定，故终以身殉之，此亦何足惜者？荆邯曰，前死而就功，犹愈却就灭亡。此群雄所不能晓也。至于人民处此，趋避尤重，虽曰观天命者观乎人情，然而人情多私，未必即天命之公。八百诸侯之会，岂皆迫于势而贪于利，盖有天命主张其间。然甲子以前，此事犹未定，宜审择所从，或取圣证，或本经义，不可随众人耳目妄自委投。苏竟曰，俗儒未学，醉醒不分而稽论尝世，疑误视听，猥以师旷杂事轻自眩惑，说士作书，乱夫大道焉，可信哉？张子所云，间不容发，宜深长思也。凡应运而兴者，必反胜国所为。胜国最弊之政，即后王急务之仁也。弊在上者不能自矫其惰，弊在下者不能痛绝其奸，因循苟且，略施仁爱，理欲并用，新故相杂，虽伪定一时，终非天心所属。有大力者挈之而趋，将若之何？盖一君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变一称元；一岁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变一称正，自公卿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奉为初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不翕然更始，共由此道。故王者不追治前事，有即位之赦，以示更新。天下之人亦当洗心易虑，为之一变以顺天而从王。若上为区区小仁，下仍闾左故俗，皆曰怙乱，非吉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