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民主党内便有其他6名候选人宣布加入这一角逐，上届竞选总统失利的艾尔弗雷德·斯密斯、众议院议长约翰·加纳和前陆军部长牛顿贝克是强有力的竞争者。经过漫长的投票过程之后，我凭借着945张选票的绝对优势成为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我控制不住自己兴奋的情绪跳了起来，家人和我的工作伙伴为我的胜利欢呼。在被提名后，我决定打破由来已久的美国政治惯例，去向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提名演说。
7月2凌晨7时，我从奥尔巴尼乘坐一架三引擎飞机往芝加哥，罗森曼、莉诺和两个儿子、利汉德等一同前往。飞机因风袭击在中途两次着陆并加油，我在机舱里紧张地整理着演讲稿，9个小时方抵达芝加哥。
在法利、莫利等人的簇拥下，我径直走上大会前台，双手扶住讲台，先让身体保持平衡，然后开始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除了会场的民主党代表之外，全国大约1000万民众通过收音机听到这次演说。我演讲的主题围绕着“公民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话题展开，强调除了和平之外，还需要经济稳定。演说中我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情绪，用平实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规划。演说快结束时，我才变得激动起来，说：“人类在经历各种劫难后获得新生，并且会变得知识更渊博、情操更高尚、目标更纯洁。现在世风日下，是自私自利的时代，除了责备政府，我们也要检讨自己。那些被政府遗忘的人，期待着在我们的领导下能更合理地对国家财富进行分配。乡村也好，城市也好，美国亿万公民都希望保持过去的生活方式，也希望继承过去的思想准则。人们的希望不会落空，也不应该落空。我向大家保证，我会执行新政，有利于每个公民的新政，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成为创建新秩序的倡导者。我需要大家的帮助，不只是选票，还要在恢复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战役中取得胜利！”
然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我的竞选对手是是现任总统胡佛——他再次被提名。
为了排除外界对我身体和精力的各种非议，也为了让更多的人真正地认识我，我决定进行巡回旅行的“树桩演说”的竞选方法。1932年9月12日，由6节车厢组成的竞选专列从奥尔巴尼驶出，随行的有埃莉诺和儿子吉米、利汉德小姐、莫利、法利、沃尔什、参议员基·皮特曼、记者、技术人员、保安人员以及“纽扣俱乐部”的成员马·麦金太尔等。竞选专列首先横穿北美大陆，抵达西海岸的旧金山，然后调头到洛杉矶、西雅图、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衣阿华、伊利诺斯、底特律，最后我又去了南部诸州。根据不同的地区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演说主题，最后我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自己这次竞选行程大约1.3万英里，总共发表了16次长篇演说和67次短篇演说。这个数字让我自己有些吃惊，但我认为重要的不是我跋涉了多少英里、见过多少民众、发表过多少演说，而是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去观察事物的本质。
胡佛一连发表了9次重要演说，来推卸自己在经济危机中所要承担的责任，攻击我提出的观点，可是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人们已经对这位在任者彻底丧失了信心，纷纷高呼他下台。
最终我在48个州中赢得了42个州的支持，获得了22815539张选票，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为总统。我紧紧地拥抱了我的两位老朋友豪和法利，他们为我的竞选竭尽全力。
1932年11月8日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天，我奋斗了22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终于成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我相信联邦政府体制，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带领美国民众走出低谷，让这个国家重新焕发出年轻的活力。
5．我要让国家变换模样
3月的华盛顿春寒料峭。1933年3月4日，这天是周六，我们一家驱车前往圣约翰圣公会教堂参加一次特别礼拜。我邀请了格罗顿公学的校长皮博迪博士来主持这次仪式。在走过了这么长的路，经历了这么多磨砺和苦难之后，此刻我心潮难平，望着两鬓花白的皮博迪校长，那句“为彻底的自由服务”的校训在耳边再次响起。
仪式结束后，我回到白宫前往国会大厦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40多万华盛顿市民将国会大厦围得水泄不通，都期盼着新总统能给风雨萧条的国家带来新的希望。
在庄重肃穆的宣誓之后，我转身走向空旷的讲台，霎时，广场安静了下来。我认真地剖析了人民陷入苦难的根源，用坚定和自信的语气阐述了自己曾经承诺的行动纲领。我要用这短短的15分钟演说让人们重新振作，相信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在眼前。事实证明我成功了，周末一天白宫就收到了50万封祝贺信。
正如就职演说中承诺的那样，新政府打破传统，立即采取了行动。由于经济危机是被过度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触发的，所以我决定首先是针对金融休克症下几剂猛药，于3月5日下午发布了总统通令：宣布全国银行休假4天，禁止黄金、外汇买卖，以防银行发生挤兑潮，保护黄金储备；要求国会在3月9日召开特别会议。
3月9日，国会特别会议在战时危机的气氛中召开，并在几个小时内通过了刚刚赶拟出来的紧急银行法。晚上8时半，法案即经总统签署生效。该法案授予总统管制信贷、通货、黄金、白银和外汇交易的紧急权力；为了解决银行货币的欠缺，它委托各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各银行资产发行货币，授权复兴金融公司用购买银行优先股票的办法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为了恢复国民对银行的信任，它规定由财政部对全国银行采取逐个审查并颁布许可证的制度，审查合格者方给予重新开业的执照；为保护银行储备和阻止黄金外流，它授予政府以完全控制黄金动向的权力，其中包括对囤积和输出黄金的行为实施严厉惩罚的权力。
为了在新政开始的关键时刻争取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3月8日我举行了第一次白宫记者招待会。在轻松和谐的家庭气氛中，我就金融情势、紧急立法计划、金本位、健全的货币和银行担保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这种方式既有助于在政府和新闻界之间架构一条良性的沟通渠道，也达到了政府通过传媒稳定民心的功效。
随即，财政部依据紧急银行法采取行动，对全国的银行展开检查和整顿，只有那些经审核鉴定为健全的银行才有资格在3月13日重新开业，其余的将依据健全程度对其进行清理、整顿、扶持、关闭或淘汰。
3月10日，我向议会提交了《重建美国政府信用法案》的提案。该法案由国会在星期六通过。3月13日，我再次要求国会履行结束禁酒的诺言，修改《禁酒法》，一个星期后，两院即通过了《啤酒法案》。3月16日，我向国会提出了农业咨文，促使众议院不加修改地通过了《农业法案》，4月18日，我接受了经过修改的《托马斯新修正案》，《托马斯新修正案》授权总统放弃金本位制、印制纸币、铸造银币、改变美元黄金含量的权力。6月16日，又增补了《农业信贷法》，成立了农业信贷局。3月21日，我再度提出《失业救济咨文》，国会只用八天就建立了“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两院先后通过了直接救济拨款，并同时达到了救济计划的第三个目标——兴建公共工程。接着，又通过了《房主贷款法》。4月10日，我提请国会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个月后签署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5月10日，众议院以325票对76票通过了《工业复兴法案》，接着通过了《证券法案》，还通过了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由联邦保证银行存款，并设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格拉蒂高尔法》。
在这段时间里，我给每一天做好了详细的安排：
8点半起床，在床上用完早餐后，开始阅读几份报纸，有《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先驱报》等，另外还要阅读豪整理出的剪报；
10点半，到总统办公室，接见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访客；在办公室用完午饭后，就是处理信件并选择性地回复一些信件；
下午3点，可能要出席内阁会议或记者招待会；
下午5点，如果工作结束，会进行各种运动锻炼身体和放松精神；
晚饭后，在书房做第二天的工作计划；
凌晨时分，上床休息。
我似乎认为自己有着无穷的精力，足以应付繁重的工作。
以上这段时期，人们称之为“百日大战”。这一百天，是拯救美国社会的一百天，是转变美国历史的一百天，是把美国搬上福利社会轨道的一百天。在这一百天中，重新振奋了美国民族精神，使美国看到了希望。我有理由表达对自己的赞赏和敬意。
实施新政的理想很美好，但现实还是很残酷。当行政官员攻击美国新政为“年轻律师的瘟疫降临到了华盛顿”的时候，当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使新政严重受阻的时候，当那些蛊惑家们和激进派起来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时候，新政陷入困境时，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新政不能期望企业界合作，不能期望利益集团来负起社会责任，必须争取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提高民众的购买力。也认识到新政“不应为它所继承的制度而受到指责”。于是，我便下定决心继续实施新的计划：削弱控股公司势力，发动反托拉斯起诉，对大公司征收高税率税额，我决定向富人开刀——提高遗产税，征收赠与税，净收入累进税。紧接着，我敦促国会通过了《瓦格纳法》、《社会保障法》、《税收法》、《银行法》，签署了《全国劳工关系法》、《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并设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创办非营利合作社。
我知道新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医治好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痼疾，但是它能大大缓和萧条的冲击，防止疯狂下降而又陷入另一个苦难的幻灭的深渊，让经济慢慢从灾难性的衰退中重新拉回到繁荣的轨道，也可以让政府的防范能力更加强大。
荣誉不属于评论家，也不属于那些指出强者、实干者的错误的聪明人，荣誉只属于那些有行动的人，属于在佳境深知自己最终取得胜利的甘美，在逆境中惨遭失败仍奋战不惜的人。
1936年是大选年，我竞选连任的活动也拉开帷幕。6月10日，共和党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召开。胡佛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结果败给了堪萨斯州州长艾尔弗雷德·兰登。兰登靠石油工业发家，过去曾经是西奥多的支持者。共和党推出这位来自中西部的总统候选人，就是希望他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争取农村地区的选票。1936年6月23日，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在全体代表口头表决后，我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我的竞选搭档还是加纳。
在1936年4月18日，我最好的朋友和伙伴、政治天才豪去世。豪从1912年协助我竞选纽约州参议员连任后，一直陪在我身边，是我最倚重的政治伙伴。
在我遭遇危机时，豪总是鼎力相助，把我从低谷中拉出来。他死后，联邦政府所有部门都降半旗，向这位优秀的政治家致哀。对我们来说，豪不仅是好朋友，还是家人。豪的妻子同意我在他的碑文上加上一行字：“总统无限忠诚的朋友、伙伴和顾问。”这几个字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虽然我已经预料到豪会离开自己，但还是受到沉重打击，很长一段时间情绪都很低沉。豪去世后，霍普金斯成为我最信赖的朋友。霍普金斯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不同，他天性善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有着强烈的同情心，当然这也跟他过去的社会经历有关。他虽然不会在表面上随声附和我，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对我无比忠诚。
1936年11月3日，大选结果出来了。我以2775万票赢得了46个州，比共和党的艾尔弗雷德·兰登多出1107万张选票。这不仅是美国政党史上空前的大胜利，而且是共和党自杰斐逊总统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自1932年大选以来，有500万共和党选民转而拥护了“新政民主党”。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康涅狄格这些牢不可破的共和党的州，自1856年布坎南获胜以来，首次转向了民主党。我几乎赢得了25万人口以上的每一个大中城市。
这次大选就像是对新政举行的一次全民公投，我第一次真正地走到民众的心中。我的对手兰登也是个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他在争取民权、控制企业界、反对三K党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1936年再次就职到1937年10月，我一直没有放弃司法改革，因为只有获得司法支持才能够维护新政立法，才能够拯救民主制度，才能防止法西斯蔓延到国内。
长期以来，联邦最高法院成为新政实施的最大障碍。之前一直没有办法摆脱司法部门对政府的摆布和羁绊。但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主动出击，否则新政将不能走远。
1937年2月5日，我向国会递交《司法改革法案》。我在法案中提出：如同政府机关或其他行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注射新鲜血液一样，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也显示法院需要新生力量。年老体衰的人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也无法客观地评判新事物。如果年满70周岁的联邦法院法官不自动退休，总统将有权增派一名新法官，协助其开展工作。按照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情况看，需要增派6名新法官。新法官不会取代老法官，只是增加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名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