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案一出，便在全国引起了恐慌和反对。李普曼指责我对最高法院的攻击是在“策划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这场政变是对宪法民主之生命中枢的致命打击”。反对司法改革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进国会，痛斥我是在搞独裁。总之，除了新政的支持者之外，所有的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国会参、众两院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议员们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虽然争取的过程充满重重障碍，司法改革也没有取得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客观上的人事变动消除了新政立法障碍，我一直被束缚的手脚终于解放了。
对于批判者所说的独裁，我再一次表明态度：我不具备独裁者的素质，也根本没打算成为独裁者。因为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因为全体美国人的信任才走到今天。国家再强大，也不能剥夺人民的权利；国家再弱小，也应该保护人民的权力。保证有效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正是我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
第三节停不下的脚步
1．绥靖政策不可取
1937年10月5日，在孤立主义氛围最强烈的芝加哥，我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次意义深刻的演说：
世界局势越来越严峻，战争的阴影挥之不去，引起那些渴望和平的所有民族、国家的焦虑。善良的人们不得不把对和平的渴望转为对战争的恐惧。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众都热爱和平和自由，只有一小撮人企图破坏国际秩序，破坏世界和平。我们应该唤醒世人的道德和良知，尊重人们的自由和权利，早日让这种侵略行径消失。如果世界和平消失，不要以为西半球不会有战火，不要以为美洲能够幸免，不要以为美洲能够逃脱，不要以为人们可以继续享受宁静的生活，不要以为艺术和文化可以继续繁衍。热爱和平的国家共同努力，才能够守护和平。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反对那些违反和平条约的行为，而不是仅仅靠中立主义或孤立主义来逃避。
我们厌恶战争，可战争依旧如瘟疫般在蔓延。我们决定远离战争，可无法保证战火不会波及到美国。我们正全力以赴采取各种措施，把国家被卷入战争的危险系数降到最低。可是我们处在无序的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安全保障可言，战争或许无法避免。
在这次演说中，我重申了美国人民不愿意卷入战争的意愿，同时我也告诉民众，在美国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损害时不排除在国家将来参战的可能性。国内孤立主义分子大为恼火，国会中的孤立派甚至提出弹劾来威胁我不要再继续坚持这样的主张。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行动步步紧逼，但是孤立主义分子却没有什么觉悟。
1937年11月，意大利宣布加入德日去年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1937年12月12日，日军对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发起疯狂进攻。一些从南京撤出的美国人在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帕奈”号军舰避难。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三艘油轮也停泊在附近。日本空军发动了突然袭击，炸沉了“帕奈”号和两艘油轮，造成多人伤亡。当消息传来，我对日军的行为义愤填膺，但还是先选择外交途径解决，给日本首相发了抗议电报，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到伤害的美国人道歉并赔偿全部的经济损失，惩治肇事官员，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的事情。我想通过这种形式向日本示威，探测日本究竟敢不敢与美国真正对抗。如果日本一意孤行，我们就有理由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
然而，国内舆论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要求不要让这次事件升级，政府应该避免类似这种事情的发生。国内的孤立人士认为，除非美国或其领土受到侵略，不赞成对日作战。尽管使我近期内实施制裁和海军示威行动受挫，但是我深信，日本人不会就此罢手。随着他们战争的升级和积累，他们定会激起世界的公愤，今后的美日关系也会变得紧张和危险。再三思考之下，我派海军代表秘密前往伦敦举行英美参议员会谈，会议达成了联合行动的非正式协议。
就在“帕奈号”事件发生的当天，日军攻陷了南京，并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重新崛起，已经使欧洲危机四伏，并且严重地降低了英、法和荷兰在太平洋地区各殖民地的威慑力。这样，能够抵抗日本的，就只剩下中国和美国这两支主要力量了。这让我对中日战争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在“帕奈号事件”后就立即向美国政府指出，他认为日本人的动机是企图消除“西方在中国人中间的一切影响”。另外，美国在中日战争中表现出的无动于衷的态度，有可能导致国民党领导人与东京妥协，或者经过选择去迁就莫斯科的要求，因为苏联已开始向国民党提供贷款和装备。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在致海军上将威廉·李海的报告中认为，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美国放弃亚洲大陆以及对太平洋的主动权。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即它在亚洲的防御堡垒非中国莫属。
在约翰逊大使、亚内尔将军、埃文斯·卡尔森上尉等人的不断警示下，美国政府中不少高层人士也意识到了援华抗日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1938年春，美国政府首次允许中国可以用出售白银的款项来购买美国的军需物资，并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
美国国内对日本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1938年6月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超过80%的调查者反对继续向日本出口军用物资，并呼吁政府对日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国会也提出若干决议，要求限制与破坏《九国公约》的国家进行贸易。我冷静分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担心美国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安全，在7月26日毫不犹豫地通告日本：美国将在6个月后废除1911年《美日通商条约》。但国内孤立主义依然活跃，我担心他们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所以并没有对日本全面禁运，日本在美国仍然可以买到石油等战略物资。
但是在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我不会轻易地做决定，不会让美国过早地卷入战争。
然而促使我对自己的政策作出不断反思和积极调整的因素不断地涌现。1940年9月12日，格鲁大使给我发来电函，格鲁把当前的日本描绘成寡廉鲜耻、掠夺成性的国家，他反对进一步安抚日本或试图仅仅以表示异议的方法维护美国的利益。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权”，“缔约国中任何一国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它还声明条约并不影响缔约各国与苏联现有重大政治关系。该条约的目的显然是主要针对美国的，它在于防止美国同英国联合抗击柏林或直接在远东抗击日本。这时，英国已对日本南进体制的进一步确立作出了积极反应，伦敦宣布将于10月17日重新开放滇缅公路，丘吉尔要求我派遣一支越大越好的舰队到新加坡，以阻止日本作出强烈的反应。
我决定以积极的姿态抗拒日本。于是在10月12日发表了决心抗战的演讲，并督促下属采取积极的行动，让摩根索在两天内分别给中国5000万美元和1亿美元贷款，并购买6000万美元的中国金属，不久，又给中国提供了100架驱逐机来保卫滇缅公路。这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鼓励和支持应该能提高民主爱国的中国人民的抵抗积极性。
在欧洲，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日益嚣张，但是美国国防力量薄弱，无法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急需加强补充。加强“美国第一道国防线”的美国海军力量已成当务之急。我认为美国应建立足以和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抗衡的两洋标准海军。1938年1月3日，我向国会递交了《扩大海军装备案》，要求国会拨款10.4亿美元，主要用于加强海军。在漫长的激烈辩论后，国会通过了《扩大海军装备案》。
希特勒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让他丧失了人性，开始在奥地利对犹太人进行惨绝人寰的迫害。我对即将上任的美国驻德国大使爱德华·陶德这样说过：“虽然政府不能出面，但我们还是应尽我们所能保护犹太人，用非官方途径来减轻这种迫害。”从1933年到1937年，美国通过非官方途径为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提供援助，并且接纳了3万名犹太难民。
1938年3月25日，针对犹太人问题，我签发了关于召开难民会议的邀请信，呼吁世界各国给犹太难民提供援助。可是接下来几个月，纳粹分子开始了更大规模地迫害和残杀犹太人的运动。
我清楚德国局势，知道希特勒的统治不结束、纳粹主义不消亡，和平和民主就是空话。绥靖政策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一种赌博，如果遭遇失败，美国无法逃脱其后果。
1938年10月26日，我发表了对《先驱——论坛》座谈会的广播讲话，我强调美国自己也必须继续扩充武装，“居安思危的普通法则和一般常识都要求我们有备而无患”。11月14日，我重申需要一支拥有1万架飞机的空军和一年再生产2万架飞机的能力，这样才能在数量上压过德、意。
由于1937年5月的一般中立法规定，一旦总统认为战争存在，就对所有交战国禁运武器，它又准予总统在对内战国家实行武器禁运方面拥有处置权。实践证明，这些规定对轴心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它们重整军备计划已进行很长时间，而英、法等国则刚刚开始。如果废除或修改中立法以取消禁运，则英、法等海洋强国战时能从美国得到军火，而其对手则不能。这对遏制侵略者并援助民主国家极为有利。因此，我自1938年秋天起就着手实现这一目标。我先将此事委托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负责办理，但皮特曼“多病并且酗酒”，且表示不愿过早单独采取行动，弗朗哥又于圣诞节前发动了新的进攻，亟需援助的共和军危机四起。于是，我决定亲自行动。
1939年1月4日我向国会递交了国情咨文，提到了两个要求：拨款20亿美元用于巩固国防，主要是加强美国空军力量：修改中立法，废除其中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条款。
我真的很担心，一心想要称霸欧洲的独裁者也会危及美国的安全。
讲完拨款之后，我在致国会的咨文中郑重警告说，迄今为止对国际上不法行为的忽视业已给民主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而民主国家不能总是容忍对姐妹国家的侵略行径而不提出有效的抗议，我们正当地拒绝武力干涉的侵略行径并不意味着美国只是袖手旁观。“战争也并不是尊重国际舆论的唯一手段，还有许多方法来帮助那些被侵略的国家，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取消中立法案的禁运条款。和口头上的协议比起来，这些方法比光说不做更有力、更有效，且可以使被侵略国政府深切地感受到我国人民的真挚感情……至少，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避免因采取任何行动而导致怂恿、帮助或扶持一个侵略者，同时也要避免因不采取任何行动而造成同样的恶果。我们已经认识到，当我们试图审慎地制定中立法的时候，我们的中立法执行起来就可能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合理——可能在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被侵略者则得不到援助。
民意测验表明公众中有60％的人赞成向英法出售军用物资，如果英法与德意交战的话。我越是考虑这个问题，越深信不疑，现存的中立法应该完全彻底地予以废止，而不再需要再搞别的法案去代替它。我甚至准备直接面对美国人民，对他们讲，中立法起了怂恿侵略者的作用，必须予以废止。通过唤醒民心以造成对国会孤立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运用了各种方式以求打动国会的这些孤立派，但终究无济于事。
1939年3月30日，就在西班牙法西斯武装攻陷马德里的几天后，意大利武装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已经从战略上完成对波兰正面包围的德国，一反克制已久的温和姿态，咄咄逼人地要求占有“波兰走廊”和但泽市。波兰政府毫不相让，征召后备兵入伍，宣布局部动员，并调动部队向但泽附近集中，纳粹政府则宣称“波兰对但泽的任何侵略都将被认为是对德国的侵略”。至此，德波矛盾呈白热化。此时，欧洲各条国界上都集结着军队，大战一触即发。
在此局势下，1939年4月14日，我突然想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于是我向他们发出了公开信，并于4月15日向全世界广播。我清楚地记得信件的内容：“世界各地的人民目前正处于日夜担心爆发新战争的恐惧之中，并且任何一场大战在其进程中都必将严重地影响美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你们是否愿意做出保证，声明你们的武装部队至少在10年到25年间不进攻和入侵21个国家的领土和地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