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一招真的把他们激怒了。希特勒声称，尽管他不愿意对“美国总统这样一个不足挂齿的人物发出的电报”作答，但我的呼吁在全世界各地造成的深刻印象迫使他不得不予以回答。但他声明自己将不会为“乐天派的大喊大叫和救世主般的电文”所动。随后他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以其极富煽动性的言辞和狡黠的逻辑论证对这封公开信逐一予以驳斥。他说：“假如罗斯福先生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从谈判桌上得到解决，那为什么美国却从不愿加入世界上最大的会议——国际联盟？假如我们也像罗斯福诘问我们在欧洲的图谋那样质问美国对拉丁美洲居心何在，那么得到的答复肯定是‘少管闲事’。”他还一一列举我所提出的21个国家的名字，称根据调查表明，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德国的威胁，更没有一个请求美国总统为自己谋求和平保证。他称德国目前的作为不过是洗刷过去所蒙受的屈辱罢了。这篇充斥着嘲讽、挖苦、虚伪和夸夸其谈的演说立即轰动一时。纳粹的报纸随即对我展开了尽情尽兴的嘲笑和辱骂。
在意大利罗马，墨索里尼收到信件时，他戏谑我可能患上了扩散性或蠕变性麻痹症。
他们的攻击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我预期的目的已经达到，那就是揭露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真实面目，提醒美国人认清眼前的危险局势。我的倡议也得到了美、英、法三国公众的支持，在其他各国也引起了激烈反响。而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却对希特勒的演说欢欣鼓舞，认为我是自讨没趣、自不量力。我决定以实际行动回击对手，一方面继续进行摆脱中立法束缚的努力，一方面积极扩军备战，加大援助英法等国的力度。在我的一再要求和坚持下，1939年，美国国防拨款创和平时期最高纪录，达16亿美元。另外，国会通过其他的国防计划，共需拨款6亿多美元。是年确定建立一支相当于英国规模的现代化海军；一支40万人以上的陆军，并能在非常时期迅速扩充；一支拥有9000架飞机的空军部队。
1939年6月7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应我的邀请，来美国参加世博会。在参观了世界博览会之后，国王和王后一行乘到达科普林伍德庄园。晚饭过后，我和国王在书房亲密会谈。在谈及世界局势和海军发展的话题上，我们的观点基本一致，我当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向国王表示，如果伦敦遭到轰炸，美国政府会考虑参战。
2．二战终于爆发了
1939年9月1日凌晨2点50分，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电话是美国驻巴黎大使比尔·布利特打来的，他在电话中说德国军队的几个师已经越过波兰边境，德国的飞机已经盘旋在华沙上空，战斗十分激烈。
我放下电话，心情很沉重。战争终于爆发了，愿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按照英法两国之前对波兰政府的承诺，它们必须出兵支援其抵抗德国。如果英国参战，那战争的规模将无法控制。
6点半，布利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如果德国不从波兰马上撤兵，法国政府将派兵支援波兰。
9月1日上午9点，国务卿赫尔、总统军事助理沃森、总统顾问霍普金斯和秘书处主任麦金太尔都来到白宫。大家从欧洲各国大使发回的电文上，能够感受到欧洲战场的严峻形势。德国军队已经深入波兰境内，纳粹飞机突破空中封锁，向华沙投掷了炸弹。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我马上任命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为美国陆军参谋长，担当起保卫美国的重任。
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英联邦国家也随即宣布对德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爆发。
我经历过战争，知道战争的残酷，因此我痛恨战争，这话我已经说过多次，还会继续说下去。我会尽全部努力，让合众国不卷入战争，但当战火蔓延到国家的领土上，坚决不能逃避。
按照《中立法》规定，本来在9月3日当天就应该宣布禁止向交战国运输武器，但是英国和法国的现有的军用物质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和攻击就会短缺，所以便刻意推后2天宣布，以便给英法一些时间去运已经购买的大批军火。
这个时候国会对修改《中立法》的立场有了动摇，到了9月的第2周，国会可能撤销武器禁运的迹象更加明朗。9月21日，国会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召开特别会议，商讨修改中立法。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反对不可避免，并为此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经过长达6周的激烈争论，直到10月27日，参议院批准了《中立法修正案》，11月2日，众议院勉强通过。在《中立法修正案中》，废除了武器禁运条款，实行限购自运原则。
绥靖主义似乎阴魂不散，英法百万联军并没有拿出真正的作战姿态，欧洲进入一种“虚假的战争”状态。更加黑暗的时期可能还在后面，命运似乎又在指引美国担任更大的使命。
1940年，是脆弱而敏感的一年，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年我面临着大选和战争的双重压力。无数的人在关注和猜测我是否能打破美国总统只连任两次的传统，第三次竞选成功。我也陷入深深的沉寂之中，我对利汉德小姐说出了我的疑虑：如果我宣布不再竞选连任，民主党内最有资格获得总统提名的就是副总统加纳，可是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非常低，那样民主党就会失去国会和党内的影响力，共和党就会掌握主动权，但是我对共和党一贯的保守风格非常失望，刚刚有些起色的政策恐怕会功亏一篑；要是宣布竞选连任，就会被大家戴上“独裁”的帽子，加上8年来的高强度工作，已经让我的身体不堪重负，在此期间我曾经晕倒过几次，甚至一次流感我也要几个星期才能恢复元气，这是身体衰老、抵抗力减弱的征兆。我非常渴望回到海德公园，照顾我的树木和农场，过轻松安逸的生活，安心地撰写回忆录，颐养天年。所以我的心情格外的矛盾，在我没有清楚自己的决定之前我只有沉默。
希特勒接二连三的闪电战没有给我继续沉默下去的理由和选择的时间。1940年4月7日凌晨，德军派出一支由20万陆军组成的庞大队伍，迅速摧毁了挪威的机场和港口，两日后占领了挪威的首都，同日攻克了丹麦，5月10日又大举入侵荷兰和比利时，并迅速越过马其诺防线穿过阿尔卑斯山突入法国境内。法军在德国的闪电攻击和分割下迅速崩溃、5天后巴黎沦陷。5月21日，德军切断了援助法国、比利时的进军路线，英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的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这项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行动使英国最终得以利用各种船只撤出了大量的部队。虽然这次大规模的撤退行动成功地挽救大量的人力，可是英国派驻法国的远征军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上，造成英国本土地面防卫发生严重的问题。
1940年5月15日，我接到了丘吉尔的电报。丘吉尔在电文中说道希特勒或许会以惊人的速度征服整个欧洲，墨索里尼也在伺机而动，希望我能够在不派遣武装部队的前提下提供一些援助。20日，丘吉尔再次发来请求援助的电文，并且说明如果“英国战败，他和他的政府绝不苟活”。
我知道，现有的美国国防根本无法抵御纳粹德国可怕的“闪电战”，必须加强军备，才能做到有备无患。我向国会递交了加强军备提案，要求国会拨出巨款扩充和更新军队装备，为军工企业置办生产设备，扩大其生产能力，让其能够供应陆海军所需要的一切战略物资。
此次国会中再没有异议和质疑，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沦陷已经让大家见识到德军“闪电战”的威力，已经让大家知道海洋已经不能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防线。到1940年10月，国会陆续拨出170亿美元用于加强防务，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国会共拨款390亿美元用于军事装备和援助同盟国，这是前所未有的数字，比我要求的还要多。
在6月15日决定设立国防研究委员会之后，我决定进行一个人事调整，撤换掉内阁中两个孤立主义分子，让主张积极备战的共和党亨利·史汀生出任陆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担任海军部长。与此同时，一项代号为S-1的绝密行动在我的军师助理埃德温·沃森将军的负责下开始实施。
1940年6月22日下午6点50分，是世界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时刻，也是法兰西骄傲被践踏的时刻，法国将军在冷酷无情的停战协议上签字，法国至此正式投降。
法国的沦陷让英国的战争形势更加严峻。我向英国和沦陷前的法国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力量使盟国政府得到它们迫切需要的物资。但国会一般只同意加强美国自身的防务，而不太情愿批准对英国的援助。全国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英国会获胜，陆海军军事顾问则警告说，美国自己的储备已处于安全点以下，此时不宜增加对英国的援助。倘若倾其所有给了终将被德国击败的英国，届时美国岂不双手空空面对凶恶的敌人？但我还是毅然把美国军火库中几乎所有的库存悉数运给了英国，它们包括50万支步枪，8万挺机枪，900门75毫米的大炮，以及子弹、炸弹、梯恩梯和无烟火药。这种做法被一些固执于孤立主义的称为“自杀”。但它对于援助火线上的英国却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虽然之前埃莉诺的反对和母亲的操劳以及个人的退隐想法让我不想再参加耗费金钱和精力的大选，可是国际局势的陡然变化，国内孤立主义的风头正劲、民主党内的裂痕和争吵、司法改革的举步维艰让我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无比的担心，赫尔太老，哈罗德·伊克斯太好斗，不适合作为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保罗·麦克纳特、麦兰克·墨菲和乔治·厄尔这些有望的人也都不符合当前国家的需要。我甚至感到一种危机在慢慢向我靠近。倘若我有一天离开白宫，那些曾经反对新政的保守派将会销蚀新政的成果，那些立足未稳的新举措也会随之被破坏，我内心的信念和肩上的使命告诉我不能退缩，我的个性也不能令自己就这样荣归故里。我别无选择，只能迎头去继续参加竞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我再一次拥抱白宫
1940年6月，共和党大会在一片骚动中进行，最终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温德尔·威尔基战胜了杜威和塔夫脱获得了共和党候选人提名，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黑马。很多民主党人都坚信只有我参加竞选连任，才能够赢得1940年的大选。但是连任三届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自从开国总统华盛顿以来，总统最多连任两届是美国政坛不成文的规定。大家都认为只有遵循这个规定，才能够维护美国民主，才能避免出现专职和独裁。
想避开敏感的争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不投票的方式，直接指定候选人。因为民主党主席法利和副总统加纳都表示要参加总统候选人竞选，所以必须两人放弃参加竞选，民主党委员会才能够直接指定我为候选人。因为加纳之前多次败给我，在得知我参加竞选的决定之后，宣布退出。法利曾出色地组织两次总统竞选活动，和全国各地的政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原本是我的竞选伙伴和追随者，后来因为他向保守派加纳靠拢，我们的关系渐行渐远。他很自信地认为，只要我不参加竞选，自己就能够如愿成为下届总统。但是到了7月，看到我丝毫没有退隐的意思，他终于按捺不住了。
1940年7月7日，天气非常炎热，法利来到海德公园村找到我。在随行的摄影记者面前，我们尽量显得很亲热，并且露出笑容、摆好姿势，让记者们拍下我们谈笑风生的画面。
等摄影记者离开后，笑容也从两人脸上隐去。我的脑子里突然莫名其妙地浮现出1932年11月9日凌晨的画面，那是我自己人生中最骄傲的一天，就在那一天我紧紧地拥抱豪和法利，衷心地向两人表达感谢之情。从我竞选州长开始，法利就追随着我，全心全意地为我出谋划策。如今豪已经不在了，法利也不再是可以畅所欲言的朋友，想到这些，我心中一阵失落。
我知道法利的来意，便主动地打破僵局，指着我的山顶休养所说：“吉姆，我准备通知代表大会不准备参加竞选了，有空写一写回忆录。”
法利当然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意，直截了当地说道：“如果你能够明确表态，大会就不会提你的名。我不赞成你再次参加竞选，不仅是出于我个人前途考虑，也是因为三连任是违反民主党政治传统的。”
我看着法利，沉静地问：“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我会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如果我被提名，我不参加竞选；如果被选举上，我不就职。”法利显然是有备而来。
我把身体往后靠了靠，右手紧紧握着椅子的扶手，左手夹着一支香烟，轻轻地摇了摇头，用很郑重的语调说道：“吉姆，如今欧洲情况很危急。如果我能够获得提名和竞选成功，那我就不能拒绝宣誓就职，哪怕我知道30天后我命丧黄泉。”
法利知道我不会放弃谋求连任，我也知道法利不会放弃竞选。第二天，法利前往芝加哥为提名造势。
1940年7月15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体育场开幕。会场内悬挂着我灰暗的画像，代表们神情肃穆地各自就位，气氛有些压抑。没有人能够预测这次大会的结果，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