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宣战后立即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重整军备运动。国会迅速废止了禁止将应征入伍者派赴西半球以外的规定，并规定服役期延长到战争结束后6个月。新兵役法还规定所有20岁至44岁的男子进行兵役登记，年龄在45岁至65岁的男子进行后备劳务登记。这样在征兵局登记者共达3100万人，经过严格的体格和智力检查后，1000万人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在各种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数，共达1500多万（含志愿兵），其中陆军1000万人，海军和海岸警卫队400万人，海军陆战队60万人，妇女服军役者约21.6万，黑人入伍者117万。空军力量也急剧地得到增强，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陆军航空队不足30万人，能适应作战的飞机不过1500架，而大战结束时在陆军航空队服役的人员高达230万，飞机7万架。海军也迅速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者，海军在编人员在4年不到的时间内增加了10倍，它所拥有的各类舰船增加到91000艘，为1941年底的20倍。
美国在参战的同时又兼充“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军火装备和后勤物资的需求量激增。1942年1月16日，我发布第9024号行政命令，成立了战时经济的最高领导机关——战时生产局。由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经理唐纳德·纳尔逊任局长。它分设六个主要部门：生产、劳动力、原料、采购、工业计划、居民供应，拥有动员全国资源的全权，可以强制企业接受其监督和管理、征用私有财产、分配原材料、停止不急需商品的生产等。国民经济迅速被纳入战时生产的轨道，无数民用工厂改装为生产军需物资的工厂。从巨大的集团工业到乡村的简易车间，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都转向军工生产。日夜运转的生产线吸纳了更多的就业者，自大萧条以来的顽症之一——失业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失业者从1940年的900万下降到1944年的67万，而这67万人大多是因极特殊的条件限制不能工作的。不仅如此，“兵工厂”还吸纳了大量中学生和原已退休的老工人。
其实早在1939年8月，我就设立了战争资源委员会。它接受陆、海军部的指导，负责对未来作战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进行全面研究，并备政府咨询。由于该委员会主张让企业界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遭到劳工、新政派及孤立主义分子的反对，不得不于10月解散。直到1940年5月，希特勒大举进攻西欧，才重新在国防委员会下面成立国防咨询委员会，以协调各种经济职能。
由于还有许多重要部门不受战时生产局管辖，军方的供应处与它在生产的决策权方面又不断发生冲突，为此，我于1943年5月建立了战时动员局，由长期担任国会议员的詹姆斯·贝尔纳斯任局长。该局旨在监督战时生产局、经济稳定局、战时人力委员会、战时劳工局、石油管理署、粮食管理署等机构的工作，充当竞争激烈的军需和民用生产之间的调停者。这是第一次有了一个能够协调军事和民用组织之间的需求的机构。1943年9月，我又设立对外经济管理局，接管了经济战委员会、租借管理局、对外救济局的工作。
这些各机构在州县都有分支机构，上下自成一体。至此，美国战时经济的纵向管理体制形成。
此外，还成立了众多分门别类的动员和管理的横向机构。主要有：战时劳工局，负责处理劳资纠纷；战时人力委员会，负责人力资源的有效使用；经济战争局，控制重要和急需原料的贮存。此外，还设立了橡胶署、战时石油署、战时固体燃料管理署、防务运输局、战时海运署、物价管理局、战时粮食署等。在工业部门中组织工业委员会，按产品分类，1944年共有1009个，由政界和企业界联合控制。
美国战时经济动员和管理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和网络。从中央到地方，上下贯通，纵横交错，顾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分工很细，各司其职。通过这一整套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第一次处理这样大的事情总是需要一个实验摸索的过程，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能够在错误中及时吸取教训。事实证明，经过两年的摸索之后这套经济体制得以平稳有序地运行，成为美国战时经济强有力的指挥中枢，为使它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提供了保证，更让这个在经济危机中衰退的国家焕发了生机。
6．三个人的晚餐
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和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英美两国同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对德国作战。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表示要全力对抗德、意、日法西斯。这样，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形成了。当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伟大胜利以后，如何协调行动，共同作战就成了十分迫切的问题。1943年11月下旬，我、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先后决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一次会晤，共同商量对德作战的军事问题。
11月27日，我由开罗飞抵德黑兰，出于防范“不幸的意外”的考虑，斯大林邀请我搬到俄国使馆区的一幢小别墅居住。迈克尔·赖利手下的白宫特工人员和苏联内务部的人员共同担负警戒任务。
我于次日下午3点从美国公使馆搬到新住所。一刻钟后，斯大林前来造访。他穿着苏联大元帅的咔叽制服一身绿色军装，胸前戴着列宁勋章，看起来高大威武。进了房间后，我握住了他伸出来的右手向他致意。
斯大林在对会见我表示了愉快的心情之后，说他应受责备，因为军务羁身以至拖延了这次会见。随即两人就第二战场、战后商船转让、远东时局、法国问题以及印度问题交换了意见。
谈话期间，斯大林听说我喜欢吸烟，就特意准备了烟盒请我吸烟。我笑了笑说：“还是习惯抽这种烟。”说完，我掏出自己的烟盒，从里面取出一支“骆驼”牌香烟。我好奇地问斯大林怎么不见他那只大名鼎鼎的烟斗，他说医生让他尽量少吸烟，今天为招待贵宾专门准备了香烟，所以就没有带烟斗。如果我想看看它，下次一定来。我听翻译官翻译后，很认真地说点头赞同医生的建议，少抽为好。
会谈持续了45分钟，很多时间都花在艰苦的翻译上。我最后表示乐意住在这里，因为这样我就能经常有机会在轻松的氛围中与他会见。
我们谈完后，就前往大使馆的会议室，参加德黑兰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会议开始之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赠剑仪式，丘吉尔代表英国国王向斯大林赠送了一柄剑。这把镶满宝石的剑被乔治六世命名为“斯大林格勒之剑”，它凝聚了英国人民对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的敬仰，对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苏联人民的敬仰。
赠剑仪式结束后，德黑兰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开始，我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做了开场发言，首先欢迎苏联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新成员，其次对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首相的推举表示感谢。我希望，会议能在真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
整个会议进行了3个小时20分钟，我们三个人主要就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斯大林对美、英一再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示不满，丘吉尔则希望不要确定固定的时间，以免影响正在进行的地中海作战计划。两人相执不下，我则充当着调解员的角色。
11月28日晚，我在暂住的别墅中举行了晚宴。除了斯大林、丘吉尔之外，我还邀请了美、英、苏三方到会的其他政府和军事人员。为了让宴会气氛更轻松和更融洽，我亲自为客人们调制鸡尾酒。晚餐后，丘斯大林谈了波兰问题。谈到波兰问题时，丘吉尔把3根火柴放到桌面代表苏、波、德三国，将波兰的疆域向西边的德国扩展，从德国得到东边失去的土地。斯大林很满意，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客人们都离开后，作为随从官员的埃利奥特向我说出自己的担忧：“爸爸，这别墅里的服务生都是苏联内务委员会人员，我们可能被监视了。”我并不担心，反而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我们真的被监视，他们就会明了我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诚意，这样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第二天，在我的主持下，美、英、苏三方代表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同28日的会议一样，争论的焦点还是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问题。尽管我和丘吉尔已经表明会在明年展开行动，但斯大林还是认为我们没有诚意。我则相信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把全部心思放到策划自己构想的国际机构上，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愿意在其他问题上做出妥协。丘吉尔还在坚持自己的军事计划，没有意识到这个计划或许会导致同盟国的分裂。
当日的晚宴由斯大林主持，人们尽情狂欢，气氛非常热烈。斯大林提到苏德战争中德军带给苏联人民的灾难，并且带着开玩笑似的口气说：“一定要严厉地惩治德国，枪毙掉5万名德国军官。”尽管房间里的其他人都知道斯大林在开玩笑，但是丘吉尔却很认真说：“英国政府和人民绝不能容忍发生这样的暴行，不管他是不是纳粹，都应该由法律来审判，而不是被行刑队处决掉。”斯大林对丘吉尔的反应有些意外，但好像并没有改变立场：“必须要枪毙掉5万！”丘吉尔非常气愤，一下子站了起来：“我宁愿你们把我拖到后花园，一枪子儿把我毙了，也不愿意让这种暴行玷污我和我国的荣誉。”
我觉得有些无奈，在这两天的会议期间，似乎调解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各种矛盾已经成了我的职责。看看像小孩子一样闹别扭的两人，我打趣说：“我想，枪毙掉4.9万名德国军官就行了！”僵硬的气氛缓和下来。不过宴会还没有结束，丘吉尔就一个人走进隔壁的空房间。
斯大林带着翻译跟了过去，伸手拍拍丘吉尔的肩膀。丘吉尔转过身来，看到是斯大林，有些意外。斯大林冲丘吉尔微笑着，让翻译官解释那关于“枪毙5万德国军官”只是玩笑话，从来没有考虑过那样的事情。
丘吉尔有些感动，他后来对我说当时的心情的：“假如斯大林愿意的话，他能够变得很有魅力，他的微笑让人倾倒，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此刻能够有这样大的魅力。”
丘吉尔和斯大林又回到晚宴上，我装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开始赞颂大英帝国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并给予老朋友丘吉尔很高的评价。
11月30日下午4点，美英两国为开辟第二战场制定的“霸王行动”确定了日期和策略。签署秘密作战计划（即《苏美英三国德黑兰总协定》），规定“霸王”行动和进攻法国南部的战役于1944年5月同时发起；届时，苏军将在东线发动攻势，以阻止德军由东线向西线调动。
斯大林同意苏联到时候在东线发动攻势，配合该行动的顺利完成。我表示，会在近期内任命“霸王行动”的负责人。会议气氛轻松愉快，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剑拔弩张。
这一天的晚宴在英国大使馆举行，由于正好是丘吉尔的生日，所以规模比前两次的都要盛大。餐桌上装饰着英格兰风格的桌布和烛台，摆放着大大的奶油蛋糕，还整齐地排列着闪闪发光的银制器皿。人们的心情在烛光中柔和起来。因为已经举行了好几次宴会，三方的随行官员和代表不再生疏拘谨，彼此随意地攀谈着。丘吉尔坐在我和斯大林的中间，愉快地接受了两人的生日祝福。
12月1日的会议主要是谈论分割德国问题，斯大林赞成丘吉尔之前的建议，同意波兰往西扩大疆域。三个人都认为战后应该分割德国，以防止德国法西斯的复辟，但大家在分割方式上意见却不统一：我主张把德国分为5个部分，划归成2个地区；丘吉尔主张将普鲁士独立出来，其他地区组成多瑙河联邦；斯大林主张分割得应更零散些，这样才能够彻底杜绝德国军国主义的再次复苏。我觉得斯大林说得有道理，很认可他的观点。
12月1日会议结束时，发表《德黑兰宣言》。宣言指出苏美英三国已经议定关于消灭德军的计划，并已就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商得完全一致的协议；号召所有国家积极参加对德作战，并欢迎它们参加战后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会议还通过苏、美、英《关于伊朗的宣言》。宣言承认伊朗在对德战争中所作贡献，同意给予经济援助，并赞成伊朗维持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
当晚，斯大林再次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晚宴，德黑兰会议落下帷幕。
在永恒不变的匆忙中，1944年大选悄然而至。自德黑兰会议后，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我曾写信告诉我的朋友：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务，进行这场战争，我会像一个在火线上的士兵一样无权退下来。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再竞选了。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12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
但是，读着一封封来信我内心波澜难平。一份请愿书上说：“我们知道您很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您退职。”另一封信更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内心，信中写着“当前世界忧患重重，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上帝将您放在世上这个地方，就是要您做我们的北斗星。”
我放下信件，陷入了无尽的沉思：战争胜利的曙光已在前，但战后国际风云必将诡谲莫测，美国政府或世界政治都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有义务给美国民众一个持久的保障，我也有责任带领民众让祖国在世界民族的舞台上声名远扬……
附录
第一次就职演说
时间：1933年3月4日
主题：《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