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桐是偷渡来美国的。但他并不是哆哆嗦嗦地坐在一艘货轮上，风里雨里地颠上一个多月，最后一滩烂泥似地倒在墨西哥湾的海滩上。阿桐是西装革履地坐着波音七四七从纽约入境的，虽然他的西装皱皱巴巴的，皮鞋上也落满了灰。
他在老家原本是开拖拉机的，在绿色的原野上奔驰得好好的。后来有一天他老婆阿菊对他说，他得想办法出国，村里的年轻男人没剩下几个了，她可不想让别人说自己嫁了个没用的老公。
于是阿桐出了两万美金的价儿在蛇头那里买了一张假绿卡。他东挪西借凑了一万美金给蛇头，答应到了美国一年之内把另外的一万再加上利息还给他。
阿桐怀里揣着这张假绿卡和一张全家福就来闯美国海关，一入境就被警察顺顺当当地收进了监狱。身上的东西监狱替他保管了，只有全家福还留在贴身的口袋里。
阿桐在狱中待了七个月。每天吃饭、睡觉、锻练身体，日子倒也过得很快。阿桐见移民局迟迟没有遣送自己回去，渐渐地也就放宽了心，还比以前胖了许多。后来看到监狱把很多和他一样的人都放了，他又千求万求从亲戚那儿借了三千块美金，用这钱找了个律师把自己保了出去。
阿桐出了狱，先给阿菊打了个电话。阿菊一听他的声音，就“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阿菊哭起来震天动地的。她说债主天天上门要债，儿子、女儿躲在家里都不敢出门，他要再没有钱寄回来，她就带儿女去跳江了，要么就去做鸡（妓），看他怎么有脸见人？
阿桐第二天就一头扎进了纽约上州的一家中餐馆，每周做七天工，六天刷碗，一天切鸡腿，每天平均做十二小时。
蛇头很快就打电话来要债了。阿桐只好哀求他再缓一缓，蛇头说看在老乡的面子，就再宽容他几个月，不过利息要升高，因为阿桐耽误了他的钱周转。
阿桐在脏盘脏碗中间油一把、水一把、汗一把地做了两年多，总算把债还清了。在厨房里做工的人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只有阿桐还是一成不变地六天洗碗、一天切鸡腿。不管厨房里的人怎么换，阿桐总是大家戏弄的对象。他人生得瘦，一根芦苇似的，厨房的人就说他是被老婆耗的；阿桐两腮塌陷，上排牙整个向前突出，厨房人就说他：“人没进厨房，牙先进来了。”每次别人拿他找乐，他都觉得自己嘴笨，反驳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就装聋作哑地过去了。
后来厨房里来了个戴眼镜的、斯斯文文的、一看就知道倒退几年是坐高等学堂的主儿。他第一天来试工，老板派他切鸡腿儿，结果这哥们儿二十分钟还没打理好一只鸡腿。老板进来视察了一番，卫生眼球就暴绽起来了。赶巧那天是阿桐切鸡腿的日子，老板就吩咐阿桐说：你教教他怎么切，他这样的人就是在大陆被惯坏了。
阿桐就告诉这个戴眼镜的怎么切鸡腿。阿桐只读了小学二年级，普通话说得磕磕巴巴的，不过连说带比划地也算教明白了。阿桐后来知道这个戴眼镜的名叫徐幼鸿。
这个徐幼鸿很快就成了厨房里的人找乐的新目标。第一次有人问他有没有老婆，他先是点点头，后来又摇摇头。这下大家来了兴趣，有的举着菜刀就团团围了过来，追问他到底有没有老婆，但是他死活也不肯开腔。大家就说：“你小子肯定不灵，老婆跟别人跑了。”
徐幼鸿听了这话，脸就变了颜色，埋下头去切鸡腿，动作比平常快了很多。那几个人又改用家乡话开他的玩笑，拿他老婆当话题过了一晚上的嘴瘾。
晚上下了工，阿桐看徐幼鸿还青着脸，就劝他不要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在外做工，装聋作哑最重要了。徐幼鸿勉强点了点头。阿桐睡的是徐幼鸿的上铺，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徐幼鸿还在床上翻来覆去，猜想他是想老婆了。阿桐想安慰他几句，也不知该说什么，又怕吵醒了别人，两人都会挨骂。
以后阿桐有点空闲，就帮徐幼鸿切切肉，这样在老板眼里，徐幼鸿做的事也总算过得去了。老板本来是想炒掉他的，但因为是冬天，雇人很难，许多流动打工的人都不肯到这座冰天雪地的城市来，也就捏着鼻子把他留下了。
厨房开饭的时候，阿桐和徐幼鸿从来不和其他人坐在一起，免得又让他们把自己当成下饭的调料。他们常常坐在洗碗机旁的菜筐上，守着一个臭哄哄的大垃圾桶吃饭。
偶尔两人也聊几句，零零碎碎地阿桐也知道了一点徐幼鸿的来历。徐幼鸿说他父亲一心想让他当个画家，所以给他起名叫徐幼鸿，希望他幼年就能像徐悲鸿，长大了，如果成了名画家，就把“幼”字改成“又”，就取“又一个徐悲鸿”的意思。阿桐听得胡里胡涂的，徐幼鸿给他解释了半天，他才算明白了。后来徐幼鸿叹了一口气，说：“我这辈子大概是不能把‘幼’字改成‘又’了。”徐幼鸿说自己是南方的一个美院毕业的，和很多出名的画家都是校友。他的一幅什么油画当年还轰动过全国呢。后来他来了美国，什么院也进不去了，就上街头替人画像。再后来他的朋友在纽约街头被一个黑人开枪打死，他心一灰，就丢了画画的行当，下餐馆打工了。
“在纽约的时候，我们冬天连暖气都不敢开，因为付不起电费。”徐幼鸿说完以后，眼睛就开始望向窗外，眼神变得恍恍惚惚的了。
阿桐注意到他说的是“我们”，猜想“我们”包括他老婆了，但他也不敢多问。
阿桐总是把客人用过的易拉罐拣出来，存在一个黑塑胶垃圾袋里。等到存满了一袋，他就背到超级市场去卖，每个卖五分钱。平常在上工的路上，他也免不了要在路边的垃圾箱里翻一翻，尤其那个脱衣舞夜总会的垃圾箱总能让他有所收获。后来有一个广东人来餐馆里做炒锅，因为他人生得矮小，大家都叫他小广东。这个小广东也热衷于在餐馆里拣易拉罐。阿桐见自己的大垃圾袋过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满起来，心里开始愤愤了。
那天他正洗碗，看见一个打工的端着一大箱脏碗脏盘进来，碗盘中间露出几个红艳艳的可乐罐，就跑过去抓。这时小广东也奔过来了，两人抓到了同一个，谁都不肯放手，最后就打了起来。小广东一把扯掉了阿桐的衬衣口袋，把他的全家福抖到地上。小广东把照片捡起来就撕成三截。阿桐急红了眼，跑到案板边拿起一把菜刀就扑了过去，可是小广东比他手急眼快，早已抄起插在碗盘中间的牛排刀挥过来，结果阿桐的手背被他划了血淋淋的一道。
两人被大家连拉带搡的拉开了。阿桐从地上拣起变成了三截又被拉架的人踩了几脚的全家福，在衬衣上擦了几擦，比比划划地想拼在一起。可即便拼在一起了，那照片也十分难看。阿桐觉得这事儿太不吉利了，弄不好自己家就要四分五裂，鼻子一抽一抽的，有点想哭。
阿桐慢慢地把照片揣到裤袋里，把自己的手草草包扎了一下，就挪回到洗碗机旁。
这时他才瞥见徐幼鸿站在不远处，惨白惨白着一张脸，两眼发直地看着他。阿桐猜想他是被吓着了，就挥了挥手，意思让他回去切肉。他从徐幼鸿的眼神里看出了关心，心里得到一点安慰。
到了晚上，阿桐把全家福摊在床铺上，还想拼出个样子来。这时徐幼鸿也凑过来，陪着他叹气。阿桐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不是会画像吗？帮我照着这个照片画一张吧。
徐幼鸿楞了一下，摇了摇头：我发誓不再画画了，再说我有一年多不画了，手都生了。
“没关系的，你随便画画肯定都很像。你看，”阿桐在照片上指指点点：“这是我老婆阿菊，说实话，她这张照片照得比本人要好看，她本人也就马马虎虎还看得过去。这是我女儿阿妹，她总这么安安静静的。这是我儿子阿杰，你看他，长大以后肯定是个帅哥。村里的人非说他长得不像我，是别人种下的，其实他的眼睛大大的，还蛮像我的。”
徐幼鸿似乎被他的一家四口吸引了，把照片拼在手上，看了又看：“这个背景一看就是照相馆的假背景，不太协调，因为你们穿的都是很厚的毛衣，可这个背景是夏天的颐和园。我要是把背景改成油油的墨绿色，把你们的毛衣都改成浅色的，效果一定很不错。”
“那就帮我画一张吧，如果这张照片没有了，我们全家就没希望团圆了。我出国前算过卦的，有一个和尚告诉我，什么都可以丢，这张照片不能丢。”阿桐两眼哀哀的，两腮塌得更深了。
徐幼鸿揉了揉比从前粗糙了许多的手指，慢慢地说：“好，明天我们就去买笔和纸吧。”
第二天是徐幼鸿休息的日子。阿桐特地串了休，背上自己用鲜血捍卫过的一大口袋易拉罐，就和徐幼鸿一前一后上街了。那天天很冷，又下着雪，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两人都穿着青色的风雪衣，只不过徐幼鸿的乾净些，阿桐的油腻些，再加上阿桐背着的大黑垃圾袋，在风雪中引起很多开车人的注意。阿桐在一家超级市场把易拉罐换了钱，就和徐幼鸿去购物中心的一家艺术用品商店。
商店装饰得很漂亮，迎着店门的墙挂了一幅很大的画，画的是一个光溜溜的外国女人。阿桐的脸“呼”地就热了起来。他偷偷瞧瞧徐幼鸿，见他正认真地挑选画笔，什么都没看到似的。
付钱的时候，阿桐心惊了一下，几张白纸，再加一小盒粉笔，就二十几块，远远超出他卖易拉罐的钱。阿桐肉痛着在口袋里摸索着，谁知徐幼鸿早掏出钱，递给了店员。
“小徐，怎么能让你付钱？你是帮我画画。”阿桐说。
“没关系。我见了画笔就忍不住想买。”
两人出了店门，阿桐说：这些东西可真贵。
“我还是挑最便宜的买，咳，凡是和艺术沾边的东西都很贵。”
阿桐把那盒粉笔打开，看了又看，有点担心地问：“你说，用这个笔画出来的画是不是很容易就被涂掉了。”
“不会的，这和我们以前在国内上学时用的粉笔不一样。”
阿桐放心了。随后又神秘地问徐幼鸿看到墙上的女人画没有，徐幻鸿被他的表情逗笑了，这还是阿桐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笑。徐幼鸿说：“我上大学的时候，临摹那幅画不下十遍，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那女人身上的每一条曲线。”
阿桐瞪圆眼睛，脸上露出了羡慕：“哎，那你一定见过很多光着身子的女人。”
徐幼鸿放声笑了：“阿桐，你可真有意思。”
徐幼鸿没过两天就把阿桐的全家福画完了。阿桐捧着看了又看，欢喜得都合不上嘴了。阿桐小心翼翼地把画像挂在床头。画像比原来的照片大出十几倍，远远看过去就像一页大挂历似的，满屋子都跟着亮起来了。阿桐没有想到自己家人被画出来以后这么靓，这么耐看。想想一家人要是能这样紧紧地坐在一起该多好。现在他觉得有希望了，不像几天前，自己拿着被撕成三截的照片，绝望得要命。
公寓里的人围过来了，都说这张画像好看。于是他们就问起徐幼鸿的来历，徐幼鸿都一一答了。但他们没再问他老婆的事，只是叹着气说他在这儿做工太可惜了。
阿桐认定自己的好运是徐幼鸿给他画的那幅全家福带来的。在他把那张全家福端端正正挂在墙上之后没过两个月，就听人说美国政府要大赦，他们都可以申请绿卡了。
阿桐当初在监狱里都没有失过眠，这下睡不着觉了。半夜三更，别人都睡了，还举着手电筒对着画像上自己的老婆、孩子的脸晃来晃去。阿桐是明明白白地知道，只要有了绿卡，就可以和老婆、孩子团圆。
老婆、孩子说来也就来了。阿菊倒没太大变化，只不过手上添了几个戒指。儿子、女儿却不再是画像上的样子了。女儿比从前活泼多了，儿子阿杰果然变成了一个小帅哥，连阿桐自己都有点怀疑儿子的来历了。
餐馆的领位移民加拿大，阿桐跟老板求了个情，给阿杰安排在星期天做一天领位，这样儿子也可以帮家里赚一点钱。
星期天下午餐馆的生意总是比较清淡，阿杰常常无事可做，就拿支圆珠笔在餐巾纸上涂涂画画。画了几次就引起了徐幼鸿的注意。有一次吃晚饭时徐幼鸿对阿桐说，阿杰很有画画的天赋，阿桐应该培养他。阿桐是懂得“培养”两个字的意思的，那就是要花钱。阿桐想起那一盒粉笔的价钱，背后就有点冒冷气了。他吞吞吐吐地说，儿子也许不是那块材料。徐幼鸿却更认真的，说他看出阿杰的天赋了，他不会看错。阿桐倒从没有细想过儿子的未来，只是想要多积点钱，也许以后买个小餐馆让儿子当个老板。他觉得不管在哪儿，当个画家和当个赌徒没什么两样，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大富大贵，绝大多数人都是血本无归。像徐幼鸿自己还不是个活例子吗？
徐幼鸿像是明白了阿桐在想什么，也就不勉强他，只是淡淡地说，阿杰和自己不是一代人，他的将来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
阿杰不再说什么，收拾起碗筷走了。
阿杰自作主张就开始和徐幼鸿学画。家里很快摆满了他从图书馆里借来的大本大本的画册，墙上也贴满了他的画，当然还有徐幼鸿画的那张全家福。儿子打工的钱再也不上交，阿桐知道那早就变成画纸了。阿桐也清楚徐幼鸿给儿子买了许多油彩和画布，不过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阿杰放学以后常常会来餐馆和徐幼鸿聊天。徐幼鸿切鸡腿，儿子有时也要切几刀；徐幼鸿去刷锅，儿子就站在锅台旁。两个人像有说不完的话。但儿子很少靠近洗碗机，除非看到自己忙得东倒西歪，才会过来帮几手。
阿桐嘴上不说，心里是有些怨徐幼鸿，因为儿子和自己疏远了。时间一久，他也懒得和徐幼鸿说话。徐幼鸿对他倒是老样子，有时还兴冲冲地拿一张儿子的画跑到洗碗机旁让他看。徐幼鸿怕自己滑腻腻的手弄脏了画，还特地戴了一只新的塑胶透明手套。阿桐看不出儿子有多大的进步，如果徐幼鸿说儿子进步了，那大概就是真的。
那年儿子在放暑假第二天就告诉阿桐他打算和徐幼鸿一起去纽约、芝加哥看艺术博物馆。阿桐一听就气炸了，他猜想儿子是从阿菊那里要了钱，难怪前几天他让阿菊上交工钱，她磨磨蹭蹭地不肯拿出来。他晚上下了工，关起家门，把老婆、儿女全审讯了一番，结果发现不但老婆塞钱给儿子，女儿也把自己已存下的钱捐献出来了。他气得吼天吼地，命令他们全都给他跪下。儿子听到他的命令就笑了：“老爸，你别忘了这是美国，你要逼我下跪，我就打电话叫警察。”阿桐知道儿子的一口英语现在已经很地道，如果警察来了，自己连个辩护的机会都不会有，也就不敢坚持让他们跪。不过心里的火不能窝着，他嘴里不停地骂着，开始动手撕墙上的画。阿菊过来想拦他，却被儿子叫住了：“让他撕吧，反正这些画我自己也不满意。”
阿桐碰到那张全家福时手软了下来，终于还是把这幅画孤零零地留在墙上。
阿杰第二天还是和徐幼鸿去了纽约。徐幼鸿一大早就上门替阿杰求情，还说他开自己的旧车去，吃住都会在他以前的同学家里，不会让阿杰花什么钱的。阿桐算是勉强同意了。
儿子去了半个月，回来时就像换了一个人。阿桐看见儿子心里欢喜，就给他烧了一条鲜鱼吃。儿子给他们讲他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很兴奋，用很多叫阿桐觉得陌生的词儿。后来儿子突然放下筷子，很认真地对阿菊说：“妈，我长大以后不想结婚。”
阿菊忙问为什么，儿子说：爱情很伤人。
阿桐笑了，小崽子还文诌诌的：快说怎么了，不要拐弯抹角的。
阿杰说：我看到徐老师的太太了。
夫妻俩都瞪圆了眼，立刻追问，因为徐幼鸿的太太几年来对大家都是个谜。阿杰说那天他和徐幼鸿去纽约法拉盛的一家饼屋吃早点，饼屋的顾客很多，排着长队。排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又吵又闹的男孩。两个男孩一边斗嘴，一边斗拳，其中一个撞到了徐幼鸿。孩子的妈妈慌忙转过身来道歉，她话刚说了一半就停住了。阿杰看清了她的脸：白净，清瘦。她两手抓着两个孩子的肩，像是要制止他们的吵闹。她大概是抓得很重，其中小的那个男孩尖叫了一声。
阿杰看到徐幼鸿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想笑一下，又没有笑出来。
“你的孩子长很高了。”
“快叫徐叔叔。”女人对自己的儿子说。两个男孩“嗨”了一声，算是打过了招呼。
“你还好吧？”女人问。
“还是老样子。”徐幼鸿答。
“还画吗？”
“画，画鸡腿。”徐幼鸿终于笑了出来。
这时就轮到女人买点心了，女人买好了就带着儿子走了。
徐幼鸿那一天很少讲话。阿杰问一句，他就答一句。原来他到纽约上州来打工，并没有和她太太商量，只留了一张纸条给她。那时他的朋友被一个黑人开枪打死了，他不敢再上街给人画像，再说警察也查得紧，不允许他们上街。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维持，他太太又生病，每天都不停地抱怨他。他们的房东是一个不错的美国人，对他太太有几分好感，所以他太太经常说，如果跟了这个房东，一辈子不用为付房租发愁了。
“徐老师一生气就把她留给了他们的房东。”阿杰最后说。
阿桐夫妻一起叹气。阿桐心里想着以后要对徐幼鸿好一点，在美国没有个伴儿是最苦不过了，自己的儿子和徐幼鸿学画，也是往正路上走，总比他的有些同学，整天偷偷摸摸地抽烟和吸毒要好多了。
不知怎么的，徐幼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脸比从前更没有血色，做一两个小时的工就虚汗淋漓。拖到再也坚持不住，就到医院去检查，发现右肾整个坏了。以后每隔几天就去洗肾，没过多久，就把几年的储蓄洗出去了。美国的医院是不给病人换肾的，徐幼鸿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国去想办法换肾了。
阿桐买了酒、做了菜给徐幼鸿送行。一家人都没有什么话，饭吃得很闷。徐幼鸿送给阿杰一本厚厚的画册。阿桐翻了翻，所有的字都是英文的，他看不懂。倒是其中一幅裸体女人的画，他看着眼熟，很快想起那是他和徐幼鸿在艺术品店见过的。
徐幼鸿离开阿桐家的时候，对阿桐说，他想要那张全家福做个纪念，他说那是他画的最后一幅画了。
阿桐起初有点舍不得，转念想想自己的好运都是这幅画像带来的，现在也该让它保佑保佑徐幼鸿了，所以也就送了他。徐幼鸿难得地微微笑了。他说自己当年是背了个大画夹来美国的，回去时总算还带了一幅画，不算两手空空。
阿桐把徐幼鸿送到门外，塞了一千块钱给他，让他回国看病用。阿菊、阿杰和阿妹都躲在屋里不肯出来，阿桐知道他们是担心控制不住自己。
转眼间阿杰就高中毕业了。毕业前阿杰的画在全纽约州中学生的画展上得了金奖。
阿杰画的也是一张全家福，只不过画上多了一个人，那就是徐幼鸿。阿桐觉得阿杰画的不像自己家人，可阿杰说他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阿桐被他“神”得晕了。因为阿杰画得好，学习成绩又好，他得到了波士顿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连餐馆的老板都羡慕阿桐，说他最近几年辛辛苦苦赚的钱都给孩子交了学费，不像阿桐运气好，生了一个这么有出息的儿子。
阿桐那些天走路都轻飘飘的了，照照镜子，觉得自己的脸都胖了许多。后来当阿杰说要爸妈去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时，阿桐更是兴奋得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因为不懂英语，他还从来没参加过儿子学校的活动呢。起初家长会都是徐幼鸿替他去，后来徐幼鸿走了，他就求餐馆的女经理替他去。这一次儿子的校长嘱咐了，阿杰要向大家介绍自己的父母。
阿桐的精神紧张起来，忙问儿子自己听不懂怎么办。儿子说没有关系了，阿妹可以做翻译嘛。
阿桐和阿菊忙乱了好几天。阿桐出国时穿的那件西装太上不了台面，只好买一件新的。买了西装自然又要买衬衣、皮鞋，总之，到了最后阿桐连连说自己舍了血本，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给儿子丢面子。
毕业典礼那天，阿桐夫妻里外全新地就去了。阿桐活了大半辈子就没穿过几次皮鞋，这一次穿上没几分钟就觉得脚开始慢慢胀大。
典礼是在一个很大的礼堂里进行的，参加典礼的人男的都西装笔挺，女的也是身着华服。阿桐第一次和这么多高高壮壮、黄头发的美国人坐在一起，只小心地坐住了三分之一的椅子。
在典礼过程中，儿子上台领了好几次奖，阿桐也搞不太清楚究竟都是什么奖。等儿子上台领画画的金奖时，女儿提醒他们阿杰快要发言了，快要介绍他们了。
站在台上的儿子，穿着整洁的黑西装，远看过去完全是个大人。儿子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那么好听，又那么陌生。儿子提到自己和阿菊的名字，还没等女儿翻译，阿桐就拖着自己老婆站起来了。坐在前排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他们，所有的人都冲着他们鼓掌。
阿桐有点站不稳了，脚在皮鞋里胀得开始发疼。那一刻他想到了徐幼鸿，想到接受掌声的应该是徐幼鸿，而不是他自己。儿子说到徐幼鸿的名字了，他听得真真切切。
儿子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开始用手背抹眼睛，这时他看上去还十十足足是个孩子。
阿桐想起那年冬天，他背着一个大黑垃圾袋和徐幼鸿一起去买画笔画纸。那天风大雪也大，把他们的脸都打疼了。这时他再也忍不住，在那么多人的注视下，大颗大颗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发表于《中央日报》1999年9月25日-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