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至北宋前期，河西一带曾经历了一段名为“归义军政权”的时期。早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沙州民众推翻了吐蕃统治；大中五年（851），唐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节度使；其后，继此职位的有张淮深、张淮鼎、张承奉等，人称“张氏时代”。接着，是“曹氏时代”，掌管归义军的有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禄等。在西夏占领沙州（1036年）之前的约190年间，在笃信佛教的归义军政权的统治下，河西佛教不断发展，日益兴盛。如：张议潮自称“清信佛弟子”，挽其师高僧法成不随吐蕃离去，而留于敦煌讲经，直至大中十四年（860）去世。张淮深时期，法成弟子法镜与法海继续在敦煌讲经。法镜是曾经进过长安的学僧，讲经直至去世的中和三年（883）。法海继之讲筵，在敦煌佛教界很有影响。归义军时期，按唐制，确立了敦煌佛教教团的管理制度，以河西都僧统为教团的最高首脑。至曹氏时代，佛教由一度的衰落，又逐渐走向繁荣，尤其是庶民佛教迅速发展。大量的“伪经”（假托“佛说”的汉文佛教著作）、“疑经”（怀疑为“伪经”的佛教著作），得以广泛流行，说明佛教信仰者众。在崇佛的曹氏时代，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兴起开窟造像的热潮，其中新开洞窟41个，重修前代洞窟242个，在莫高窟崖面还进行了大面积的绘画，以及多种洞窟修整工作。
在归义军“曹氏时代”的晚期（约1030年），沙州回鹘崛起，统治了瓜、沙、肃地区。至公元1036年，瓜、沙、肃地区陷于西夏，成为西夏领土的组成部分。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回鹘的强大势力仍在这里起着实际的作用。由于沙州回鹘长期接受着丝绸之路带来的“善国神乡”的熏陶，致使原先信奉萨满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的广大回鹘民众，纷纷皈依佛门。洪皓《松漠纪闻·回鹘》载：“（瓜、沙）回鹘奉释氏最盛。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宰羊，或酣酒，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之敬亲。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的回鹘文佛经《天地八阳神咒经》，和现存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回鹘文佛经故事《善恶两王子的故事》等文献，就是沙州回鹘人佛经翻译的代表作。据刘玉权先生考察研究，沙州回鹘修建了许多洞窟，今存23个（莫高窟16个、榆林窟2个、西千佛洞5个）。沙州回鹘人还绘制了不少极富民族特色的佛教壁画，留下了许多回鹘文题记、礼佛文、发愿文等。由于许多沙州回鹘人“羁縻于西夏”（宋·洪皓《松漠纪闻·回鹘》），以至“悉为役属”（见《宋史·曹琮传》），降附于西夏，得以长期留居已归入西夏版图的河西地区，甚至最终成为西夏民族之家的构成成分，所以，沙州回鹘的佛教文化，有相当多的部分，也历史地汇入了西夏文化之中。这些回鹘人，与居住河西的党项羌人、汉人等各族人，不仅是共同创造了属于西夏文化范畴的那一部分河西文化；而且在西夏之后的历史岁月中，他们仍然继续创造着共同的地域文化。例如，元至正八年（1348），至正十一年（1351），为修建莫高窟所立的两通汉文碑铭，都有以回鹘文、西夏文书写的六字真言，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