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教的兴盛
如前所述，西夏王朝的佛教信仰，首先决定于佛教在西北广袤沃土（其中许多地区以后都成为西夏领辖的地方）的历时悠久的植根深长，以及佛教对西北各族民众的深入心灵的不停灌输。但也必须看到，更加有力的决定因素，是来自党项羌上层人物对佛教信仰的热衷和提倡。这是对西夏本土业已存在的佛教世俗群体的自认统领，也是对周边地区（例如唐、宋、辽）普遍流行佛教信仰的心领神会。党项羌统治者似乎觉得，在自己统治的土地上，就应当如同唐朝那样，拥有以五台（文殊菩萨）、峨嵋（普贤菩萨）、九华（地藏菩萨）、普陀（观音菩萨）四大名山为代表的众多佛界圣地；也应当如同宋朝那样，兴国之初便有各国高僧云集、佛教经卷如山的译经院正式开设的宏伟景观；抑或像辽朝那样的一次“（施）饭僧五万人”的佛事壮举。他们渴望着，盘算着，要亲手绘制出最新最美的西北佛国盛景。
史载，党项羌上层人物的佛事活动，早在西夏王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五月，德明的嫡母罔氏卒，告哀于东京（今开封），得宋真宗准许，由宋廷致祭使袁护送，德明至山西五台山，修供十寺为母祈福。德明选择这种庄严、隆重的佛教仪式，来忆念、祭奠自己的嫡母罔氏，足以说明他对汉传佛教的一片向往之情。德明的这一祭奠活动，可以看作是西夏王国佛事的滥觞；对以后西夏民众普遍信奉佛教，西夏王国以佛教立国、治国，无疑具有明显的导向意义。
北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又说天圣八年（1030）等，正在忙于谋求民族独立事业的德明，怀着急切的心情，遣使至宋，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佛典将经、律、论三大部类称为三藏）。德明此种付出甚重的以马换经，究其动机，当在于立国所用。
德明卒去（北宋仁宗明道元年，即1032年），元昊继位。史载，元昊也“好浮屠学”。他继承了德明向宋求经的思路和做法。在西夏立国（1038）的前四年，即北宋仁宗景元年（1034），遣使向宋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获宋仁宗准许并特别赐予。这对正在筹划于帷幄，积极进行民族国家体制建立的元昊来说，意义重大。
西夏王国的历朝皇帝，普遍信仰佛教，并为佛教在西夏的广泛传播，各自用心、奉力。为了使西夏王国变成一片佛教圣境，他们不仅热衷于修建寺塔，广施佛事，更热衷于以物赎经，创制文字，延师译经，以至建立并完善佛教的管理制度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如前所叙，西夏正式立国前，德明、元昊已各有向北宋以物赎经之事。其后，又有毅宗谅祚时向北宋以物赎经三次，惠宗秉常时向北宋以物赎经一次。
西夏毅宗谅祚福圣承道三年（1055），即北宋仁宗至和二年，习性好佛的毅宗谅祚的生母、太后没藏氏（曾出居戒坛寺为尼，号没藏大师），因感恩宋仁宗赵祯将投奔宋朝的绥州蕃族人阿讹等放归西夏，派遣使者入宋上贡，遂得仁宗赵祯所赐之大藏经。
西夏毅宗谅祚都三年（1059），即北宋仁宗嘉四年，西夏以新建精蓝所需，向宋朝乞求，并依照献马七十匹作为印造工值的常例，获得请赎之大藏经，以及布帛书帙（套子）、签牌（披阅时所用的小型标签、小牌之类）等。
西夏毅宗谅祚拱化四年（1066），即北宋英宗治平三年，西夏经过四年的等待，并依照献马七十匹作为纸墨工值的旧制，才获得请赎之佛经大藏，以及签牌、经帙等。北宋统治者对西夏国主“喜观心于法境，愿绎经于秘文”，甚为满意。
西夏惠宗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即北宋神宗熙宁六年，西夏依照进马七十匹作为印制资费的旧例，获得请赎之释典一大藏，以及签牌、经帙、复帕（双层包裹围巾）等。神宗为此西夏乞经事，曾特别下诏，不仅要求印造“无至脱漏”，且做到“早赐”“宣给”，还特派专人直送宋夏边界之保安州（治今陕西延安附近，约为志丹）和宥州（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相接处界首交割，移牒给赐西夏官员手中。
党项羌上层人物6次以外交方式向北宋以物赎经，前后历时达40余年（包括西夏立国前近10年及立国初30余年）。通过切实的以物赎经，直接创建了西夏佛教发展的必要前提。西夏通过“以物赎经”的方式，前后六次陆续从宋朝得到了官方认定的佛经，其数量应是不少的。
从赎经的实际情况考虑，西夏所得佛经，是当时北宋拥有的佛教典籍丛书（总汇）——汉文《大藏经》。
所谓“大”，是指佛典穷天地之极致，达无所而不包。所谓“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词，原指藏物之箱笼，因古印度僧侣以其存藏贝叶经，遂以“藏”为佛经的代称或计算单位。所谓“经”，是梵文Sūtra的意译词，有“贯穿”的意思，古印度佛教徒认为，以丝线贯穿花瓣，花瓣便不会被风吹去，同理，释迦牟尼的说教汇集起来，也如同花瓣得以丝线贯穿，可以永远传存人间，故称之“经”。
“大藏经”，简称“藏经”，是汉语对佛经经典的称呼。“大藏经”的内容，主要是“三藏”，即“经（藏）”（弟子们追忆的释迦牟尼宣说的有关佛教教义的著作），“律（藏）”（弟子们追记的释迦牟尼宣说的有关佛教戒律的规定），“论（藏）”（弟子们所写的阐述佛教理论的著作）。“三藏”各分大小乘之“藏”，如大乘经（藏）、小乘经（藏）、大乘律（藏）、小乘律（藏）、大乘论（藏）、小乘论（藏）。“大藏经”一词，首见于隋朝僧人、天台五祖灌顶（561～632）所作之《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一文，此前的南北朝时期称之“一切经”。
汉文大藏经所含经典的数量，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称，共计1076部、5048卷。汉文《大藏经》，当时称《北宋官版大藏经》，俗称“开宝藏”（于北宋初期宋太祖开宝四年即971年开雕），或称“蜀版藏经”（刻版地点是今成都前身益州，该地处于古蜀国地，战国秦时置蜀郡，隋开皇初废，大业以后又改益州为蜀郡）。汉文《大藏经》，原称“一切经”，只有手工抄写的卷子，北宋始有木刻本出现。宦官张从信遵太祖诏命，主持此事12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得雕版13万块，运至开封太平兴国寺西侧之印经院印制成书。后，该书又于真宗咸平（998～1003）、天禧（1017～1021）、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重印。在这四次印制过程中，大藏经的内容不断得以扩充，从最初的480帙增为6620卷左右。由于《北宋官版大藏经》印制过程如此，所以西夏便多次地向宋朝以物赎经，目的是力求得到更为完备的版本。
西夏人的“以物赎经”，具有多重的文化意蕴，值得认真品鉴。
其一，西夏人的“以物赎经”，是付出了巨大的物质代价的，这对尚未进入繁荣时期的党项羌经济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沉重的负担。置此沉重负担于不顾，坚持赎得所需之经书，这足以说明对佛教怀有敬仰之心和崇拜之意。而这种对佛教的敬仰和崇拜，昭示了党项羌人对精神生活的重视，体现出完全有别于动物的人类智能，是“一种思考的智能”。由此可以说，以物赎经是党项羌人摆脱野蛮而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二，西夏人的“以物赎经”，是以宋朝作为明确而稳定的文化采借对象的。这一采借行为的发生，说明夏宋二者的价值标准和判断领域，并不都是水火难容，不可沟通的。而从作为主动者的角度看，是西夏人在向宋朝人不断趋同。可以说，这是作为“部分”的文化，总是要向它所属的“全局”的文化认同的一个典型例证。这条文化发展的自然法则，本不受掌权者的或“自觉”或“不自觉”的主观态度的左右；但“自觉”的态度，却是可以有利于这一法则的有效运行的。向处于领先地位的，具有稳定、和谐、整体化模式的、实为中华文化标志的宋朝文化“认同”，预示着西夏文化必将获得由简单而复杂，由幼稚而成熟的远大发展前景。
其三，西夏人的“以物赎经”，既有其久远的历史生存根据，也有其迫切的现实生存根据。早期的党项羌先民们凭借泛神论和巫术的神秘力量，曾勇敢地挑战着危险、恐惧、疾病和死亡，使他们即使在无能为力的境遇中，还能得以不同程度的拯救，并且逐渐具有了渴望形成和依赖信仰的心理定势。而割据西北地区的党项羌人，所遇生存困难和发展障碍比比皆是，这使他们焦虑不安，忧心忡忡。他们坚守的传统的信仰心理，驱使他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原有的原始巫术，而要去寻找到更加有力量的新的信仰对象。于是，当他们与中原人交往之中，便与所遇之佛教一拍即合。佛教不仅包含并且提升了党项羌人原有信仰的境界，并促使他们对生存的前途信心倍增。西夏人憧憬着能过上宋朝人那样的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能够在自己的王国中便可自由地出入建筑宏丽的佛寺，诵读各种各样的佛经，享受到佛教赐予人的安全、吉祥、宁静和恒久。西夏人这种“以物赎经”，完全符合他们自己的历史生存与现实生存的信仰逻辑，是基于他们心灵里面的理智与情感的，而绝不是简单的感官直觉，更不是神经系统的随意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