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夏文书种类探析
西夏文书种类的系统探讨和研究，来源于西夏文物、文献的出土、考释和刊布。但是，由于缺乏资料，所以在西夏史的研究领域中，对西夏文书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包括西夏文献在内的西夏文物，在西夏故地又有很多重要发现，如1908年3月，由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的四川—蒙古考察队，进入黑水城遗址，“从1908年4月1日到13日，在黑水城进行考古发掘，挖到的物品有书籍、信函、纸张、金属钱币、饰物、器物、日用品与佛事用品等。所有物品装载10箱（每箱约16公斤）准备运往俄国。科兹洛夫把关于黑水城发掘的情况和重要出土文书如汉、藏、西夏文佛经的写本、刻本及文书等打成邮包”，通过蒙古邮驿，寄往俄国京城圣彼得堡，交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请尽快鉴定。鉴定结果是黑水城遗址的价值很大，然后由俄国皇家学会指示科兹洛夫等“放弃深入四川考察，立即返回黑水城，要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对黑水城遗址作进一步发掘。1909年6月，科兹洛夫率队又返回遗址……考察队分成两组，一组考察街区遗址，一组在城里发掘，还在城外远近处进行勘察”。经过勘察以后，科兹洛夫“决定发掘城外距西城墙约400米处位于河床右岸的一座高约10米左右的大佛塔。他们在佛塔中发现了大量文献和文物，这就是后来享誉海内外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主体。……从6月12日到20日，发掘佛塔的工作进行了9天。……从该佛塔中发掘的文书数量，据科兹洛夫档案中记载共装载了40驼，计2.4万卷”。其后，科兹洛夫于1926年12月8日在俄国的一次讲演中自供道：“19年前曾从黑城废墟运出40驼，骆驼运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计有2.4万卷。”
黑水城文物遗书运抵俄国京城圣彼得堡后，分藏于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冬宫博物馆。“从20年代到60年代经过前苏联学者两代人的整理编目，在60年代出版的已考订书目中，收录的西夏文遗书已有8000多个编号，包含了8090件文献，其中西夏文世俗著作60种，佛经370种。”
科兹洛夫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学坛。受科兹洛夫的影响，1914年、1923年、1927年，英国人斯坦因、美国人华尔纳、瑞典人赫文斯定等先后到黑水城考察、发掘。其中斯坦因收获较大，“将所获汉文文书230件、西夏文文书57件、元纸币1张等运回英国伦敦。”
198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下拨专款，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黑水城遗址进行调查发掘。经过1983年和1984年两次全面发掘，清理出大量的文物文书，“文书中有汉文、西夏文、畏兀体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文种，计有3000余件，今收藏在内蒙古考古研究所。”
1972年9月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张易乡发现一批西夏文、汉文、藏文文书，“其中有西夏文《杂字》和佛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刻本残页，还有竹笔两只。1987年5月，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在该市新华乡亥母洞西夏遗址，发现了十分重要的泥活字版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等一批西夏文物、文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京都地区也有重要发现。“1991年8月—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废墟时，发现了西夏文、汉文佛经、文书等40余种及雕版佛画、捺印佛像等”。此外，还有近年逐渐刊布的西夏文书，如史金波先生等在与俄罗斯合作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过程中，发现的莫高窟北区B56、B184窟西夏文文献中有西夏文记账簿和赐予文书等文书残页。
西夏文献的大量涌现和实物资料的不断出土，为西夏文书档案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厚实的资料基础。现根据已经刊布的西夏文文书和汉文文书，对西夏文书的种类进行简要的考察总结和归纳，以方便于今后的研究。
一、西夏文书的类型
西夏时期，文书的名称基本上还是仿效了唐宋之制，但也有变化，增加了一些新的文种。总之，根据已经刊布的各种文书资料，我们根据文书的内容性质分为官方文书和私人文书两大类型。西夏的官私文书主要来源于我国黑水古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以及甘肃省武威市张义乡下西沟岘两地，其官方文书主要有通用文书、宗教文书、军事文书、法律文书、其他文书等；私人文书主要有卖地契、当铺契、欠款单、会款单、记账簿等。其官私文书的内容比较庞杂，内容也颇为重要，对于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各族人民经济生活是弥足珍贵的。
二、官方文书
（一）通用文书
通用文书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化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它是某一历史时期全部文书内在本质和用途分工的外在表现形式。西夏的通用文书，主要从西夏《天盛律令》、清人王仁俊编纂的《西夏文缀》、近代西夏学者罗福颐编纂的《西夏文存》等中窥知概貌。
西夏《天盛律令》中对西夏公文制度有较为具体而详细的规定，如：“矫传行制、圣旨者，不论官，当以剑斩。其余未奏而谓已奏，然后矫传行圣旨及先矫传行圣旨者，一律绞杀，有官可与官当。”还规定“写秘事及牒诏书，兴兵文书、恩敕等损毁、盗隐、亡失等之罪，依所定判断”，“有言予信物、受迎遣法头项文书，及两国间写牒敕、誓文……”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公文的种类有制、圣旨、诏书、牒敕、牒、誓文等。
《西夏文缀》共二卷，是一部汉文西夏公文的汇辑之作。西夏自1038年元昊建国称帝，便在国内通用自己创制的文字——西夏文，而与宋、辽、金三国交聘往还的公文仍用汉文，“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因此，王仁俊以其史学家独具的学识，意识到这类公文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故辑成《西夏文缀》二卷，共辑出汉文西夏公文21篇。
《西夏文缀》所载21篇公文包括：表11篇，如《边臣违约招纳逃亡表》等；书4篇，如大安七年（公元1081年）《移宋刘昌祚书》等；奏1篇，如《遣武功大夫锡鄂文忠等贺万春节入见附状奏》；铭1篇，如张陟《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碑1篇，如天祐民安四年（公元1093年）《重修感通塔碑》；序1篇，如贺宗寿在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密兄圆因往生集序》；露布1篇，如张元《代宋露布佚句》；榜1篇，如《购夏竦榜》。
王仁俊对辑录的每篇公文均注明出处，有部分公文还注明作者和撰写年代。如《移宋刘昌祚书》题下注有“大安七年”“宋史”和“昂星嵬名济”。这说明这份书有撰写时间、作者和出处。
《西夏文缀》卷二最后附有《西夏文逸目考》，“西夏文字有仅存《逸目》者，辑之以备搜考”。《逸目考》属有目无文者。王仁俊在辑录西夏公文时，从史书中仅见到一些公文的篇目，并未见其正文。但从《逸目考》所收38篇公文的篇名来看，可弥补《西夏文缀》收公文数量之少、短缺种类之不足，增添了如《报用光定年号牒》中的“牒”、《犯镇戎入公移》中的“移”等公文种类。
罗福颐1935年编纂的石印本《西夏文存》一卷，《西夏文存·外编》一卷，也是一本汉文西夏公文汇辑之作，是罗福颐“集辽文续拾乃搜求西夏遗文厘为一卷”，而且还说：“昔《金史》传赞称，西夏文章辞命有可观者，惜今日流传仅此而已。”这本汉文西夏公文汇辑之作所搜求辑录西夏公文38篇，且都清楚地标注撰写年代和准确出处。
《西夏文存》辑录的公文主要有：表14篇，如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公元1039年）《即皇帝位遣使告宋表》等；奏3篇，谅祚于都二年（公元1058年）上奏《使诣宋乞赎大藏经奏》等；书6篇，元昊在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上书《使贺九言赍宋嫚书》等；铭1篇，张陟在天庆三年（公元1196年）撰写的《葬舍利碣铭》；碑2篇，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序2篇，乾祐廿一年（公元1190年）《番汉合时掌中珠序》；后记1篇，仁孝在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撰的《施经发愿文》；敕1篇，仁孝在乾祐七年（公元1176年）撰的《告黑水河诸神敕》。
附外编目录：表4篇，李继迁在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的上表《遣使诣麟州上表》等；疏3篇，薛元礼在贞观元年（公元1101年）写的《乞重士行疏》等；檄1篇，天盛十三年（公元1161年）《回刘琦等檄书》。
在《西夏文缀》的基础上增加了后记、敕、疏、檄四个公文种类。综合以上史料记载，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中出现的西夏公文种类，可将西夏通用公文种类列示如下：
1.圣旨——专供皇帝发号施令时所用的下行公文。（未见原文）
2.制——皇帝处理国家大事、颁布重要法令、任命官员时所用的指挥决断的下行公文。（未见原文）
3.诏书——一般是赏赐官员所使用的下行公文。（未见原文）
4.敕书——是指由皇帝对臣下训诫、授任、封赠等用途的君命文种，是一种下行公文。如，仁孝写的《告黑水河诸神敕》。这篇敕文是仁孝为适应西夏民族信仰佛教又崇奉神灵的习俗，而特意敕作的碑文。碑文在艺术上独具异彩，别有风韵。作者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使人神之间，通话通情，息息相关，全篇文笔活泼，语调诙谐，富有浪漫情趣。如此绝妙之文，在西夏碑文中堪称精品，它对于丰富中国古代碑文创作，有很大的补益作用。
5.榜——是西夏官府在大街小巷张贴，晓谕军民的一种下行公文文种，如《购夏竦榜》。
6.表——文武大臣及内外官司向皇帝陈述事情时用的上行公文。这部分公文，在西夏现有公文中占大多数。其中有一种叫“誓表”，是其一方向另一方表示诚服或愿意为其服务的一种盟誓公文。如李继迁在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遣使给宋朝的上表《遣使诣宋上表》和元昊在天授七年（公元1058年）写的《诣宋上誓表》。
7.奏——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由臣僚上于皇帝陈述庶政的重要公文文种。其行文关系主要是臣僚上于皇帝。西夏时期，这类上行公文数量也很可观。如谅祚在都二年（公元1058年）写的《使诣宋乞赎大藏经奏》。
8.白札子——臣下及内外官司向皇帝陈述事情时也用“白札子”。如“诸司局分人应行文书已成，大人处不过问，不许自专行之。违律，局分人自专行之时，比自造本司所属矫手记及使用权自为等，分别罪情，有圣旨则依次减一等，无圣旨则当减二等。其中获圣旨而行白札子者，使造上司真手记，当与行圣旨谕文相同”。（未见原文）
9.牒——平行机关或不隶属的官署之间互商公务、协商问题等时所用的一种平行公文。《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规定：“上等中书、枢密自相传牒。”其与“行牒”“移牒”“牒敕”的作用相似。（未见原文）
10.移——用于不相隶属的平行机关往来公文。（未见原文）
11.书——是一种上行文，协商解决某项事情时所用，在西夏时期，“书”这种文书种类的用途很广。其中有一种叫“嫚书”的，是一种侮辱性的文书。如元昊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公元1039年）写的《使贺九年赍宋嫚书》。
12.疏——是一种奏的别称，也是各类上奏公文的泛称，后来逐渐演变为我国封建社会沿用于专向皇帝陈述政见的上奏文种，西夏如是。如夏贞观元年（公元1101年）《薛元礼乞重士行疏》。
13.禀贴——古代的一种上行文。古代受命为禀。《尚书·说命》：“臣下罔攸禀命。”后来以下对上白事为禀，有失原意。西夏时有改革，但其作用仍用于下级对上级或下属对上司陈述有关事实或请求有关事项时所用的上行文。如《乾定申年黑水守将告近禀贴》即是黑水城守将婆年仁勇向上级呈送的以七十七岁高龄老母重病在家无人照顾和黑水城粮食即断为由，而请求调回故乡鸣沙就近任职的请调报告。西夏文《乾定申年黑水守将告近禀贴》是科兹洛夫从我国黑水城遗址盗掘的，1971年在《匈牙利东方学报》（AOH）第24卷第2期上，克恰诺夫教授发表的《黑水所出1224年的西夏文书》一文中，公布了这个文书的手抄本。这件文书保存完整，内容较为丰富，颇有价值。
（二）宗教文书
宗教是阶级社会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都无一例外地大肆宣扬宗教，因为其深知，通过宗教的影响就能从被统治阶级的内心深处建立起迫使他们驯服的镇慑力量，大大有利于巩固他们进行压迫和剥削。党项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早在南北朝、隋唐时，党项人就在青海东南部和四川松潘以西的山谷草原狩猎、放牧，广阔的天空、闪烁的群星、连绵的雪山、湍急的河流……都与他们朝夕相伴。这一切给党项人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灾祸，于是在党项人的观念中，最早形成了对天地、日月、星辰、山峰、河流等自然现象的崇敬和恐惧，党项人的原始宗教形式——自然崇拜也便随之产生了。中唐以后，迁居西北，党项族在长期的迁徙生活中，部落首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是，具有人格化的各种自然神便在党项人头脑中产生了，鬼神崇拜随之取代了自然崇拜。党项人一面对自然和鬼神表示虔诚的崇拜，一面企图利用和征服他们，这就产生了巫术和占卜。如史籍记载，在德明时出现了占卜之事，“德明精天文，通兵法。夏俗出兵先卜，其法有四：一是炙勃焦，以艾灼羊髀骨；一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蓍然；一咒羊，夜以羊焚香祝羊，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利；一听弓，以矢击弓弦，审其声，知敌至之期与兵交之胜负，及六畜之灾祥、五谷之凶稔。是时，德明自出兵攻回鹘，恒星昼见经天，卜之不吉，大惧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巫术、占卜等原始宗教逐渐被佛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所取代。
早在西夏建国之前，党项人就信奉佛教，建国以后，佛教被尊为国教。在西夏王朝存在的近200年间，佛教在西夏宗教中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从黑水城出土的大量史料表明，在西夏历史上，儒学和佛教起着主导作用，统治者不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提倡，积极推行，而且西夏民众习华风日久，深受儒、释文化的影响，言行举止无不适从。因此，西夏不仅广建寺庙佛塔，而且还把前代所设的功德司，发展成为居西夏次等司地位的三个功德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和道士功德司，并先后封授了一大批国师、上师，首次建立帝师之职，对于后世帝师制度有直接的影响。
西夏除主要信奉佛教外，也兼及信奉其他宗教。道教曾在西夏也很流行，《文海》解释“仙”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元昊之子宁明就笃信道教，曾向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习道教的“避谷法”，以求成仙。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易经》残本、晋人郭象注《庄子》残本和宋人吕惠卿所著《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等。说明道教经典在西夏也广为流传。同时，西夏也有道人。惠宗时，宋朝五路大军进攻西夏，当逼近灵州时，西夏人纷纷逃避，城内仅留“僧道数百人”。可见西夏已有道人，且与僧人相提并论，说明道教在西夏地位不低。
黑水城遗址南城外，有一座伊斯兰教寺庙，“可能是西夏的遗物。西夏时期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还是有可能的，西域来西夏做生意的商人多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再之，西夏灭亡后，几十年时间，其故地就成为伊斯兰教的中心，这显然不能排除仍留居此地的西夏人有信仰伊斯教的可能。更何况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就透露西夏地区有景教聂斯脱的信徒”。
由上所知，西夏各朝都不遗余力地倡导宗教，特别是儒学和佛学，大开“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先河，相伴而生的是产生了很多宗教文书。现介绍如下。
1.宗教序文
佛教传入西夏后，就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西夏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统治需求，信仰佛教，大建寺庙佛塔，刻写印刷各种宗教书籍，大搞施经活动，撰写各种发愿文和宗教序文，使西夏佛教的发展到了极致。因此，宗教序文和施经发愿文就有数十种之多。兹举一例简要说明。
如，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序》，流失于德国。序言后部已残缺，无法确定写作序文的具体年代。但从序文内容推知，应作于毅宗谅诈时期（公元1048—1067年）。《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是极为重要的大乘佛典，因用莲花喻佛所说教法的清静微妙，故名。序文是为《法华经》的西夏文本的译成流传而写。作者对《法华经》的“文才高广”“义趣幽深”极加礼赞，对《法华经》流传东土、转译西夏的史实欣然记叙，尤其对“风角城皇帝”（元昊）和“今圣母子”（谅诈及母没藏氏）时期的译经，倍加褒扬。序文中说道：“风角城皇帝以本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武功特出，德行殊妙，治理民庶，无可比喻，先朝所译众多经典，法译中未含此《法华经》。今圣母子，已继王位，敬信三宝，正国行德。令先祖礼兴盛，为后帝所习取。依德行行，与日月同光；以孝治民，总万国归依。”序文明白道出了西夏以佛教的“三宝”（佛、法、僧）“正国”，并以儒家的“孝道”“治民”，亮出了西夏立国所依凭的主要精神力量。
2.碑铭文书
碑铭文书都是刻在比较坚硬的载体（石头等）上，用以记事或纪念的文书。
首先是碑文书。碑文书是指刻写在石头上，用来记事铭戒的应用文书。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是保存至今所见到的最著名、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碑刻，现存甘肃省武威县文庙内。
该碑原被封闭在城内北隅清应寺一座砖砌的碑亭内，清嘉庆九年（公元1810年），由甘肃著名金石学者张澍打开，才使人们得以重睹。后来，《筠清馆金石记》《金石续编》《语石》《陇右金石录》等书先后著录碑名或碑铭传世。直到1930年，罗福成将此碑的汉、夏文碑铭都抄录下来，并将西夏文碑铭作了初步的翻译，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塔的简要概况是，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身高2.5米，宽0.90米，两面刻文，阳面刻西夏文，碑头篆字题名“敕感通塔之碑铭”，正文楷书，共28行，每行65字，第一行为“大白上国境凉州感通塔之碑铭”。阴面刻汉文，碑头小篆题名竖行3行12字。正文楷书，共26行，每行70字。碑铭主要记述了塔的感应故事和塔的重修经过。再后来，陈炳应先生利用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数份拓片，进行对照，又用汉、夏文碑铭互校、补缺，比较完整准确地恢复了碑铭的内容，并对西夏文碑铭进行了翻译。
其次是铭文。刻写在某种坚硬载体（石头等）上，以记述某人生平功德或某事申明鉴戒的文书。如，天庆三年（公元1196年）夏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臣张陟奉制撰的《葬舍利碣铭》便是最著名的一篇。
3.后记
在某事完成或某书撰写成功之后，由当事人为完成某事或撰写某书一事而写的肯定、表扬或赞许等的文字。西夏时，从皇帝到大臣及百姓，都非常重视刻书印经活动，因此，每刻经完成，皇帝或大臣都要在所刻写的经文之后，续写上肯定或赞扬性等的文字。如《施经发愿文》就是典型。
（三）军事文书
1.檄——为我国古代的军事文告。夏、商、周三代，军旅之辞，多用于训诫己方士众，不用于警告敌方。到周穆王将征犬戎，据《国语·周语》载，祭公谋父进谏，认为，古“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切戒不教而讨。这一用途，实质上是后世以“檄”为名称的公文之本源。战国时期，“檄”不具有军事文告的用途，直到两汉时期，“檄”才又成为讨敌、威敌、晓谕的军事专用文种，西夏时沿用于讨伐敌方的战书。如天盛十三年仁孝写的《回刘琦等檄书》即是如此。
2.署牒——西夏官府边境战事紧急或讨伐敌方时，用于点阅兵马、任命将领所发的任命书。“但由于经常性的‘点阅兵马’，并有了正式的任命书‘署牒’，逐步形成了若干‘精兵’、‘锐士’……”（未见原文）
3.露布——古代用称檄文、捷报或其他紧急文书。露布，是因不封检，露而宣布；让大家知道而得名。过去打了胜仗，把捷报系在竿上，称为露布，把檄文写得很大，让大家看明白，也称露布；因此，“檄”和“露布”成为军事专用文种，是同一文种的两个名称。至迟在唐代时，已形成两个用途各有侧重的军事专用文种，而“檄”主要用于威敌、讨敌、晓谕，“露布”则主要成为报捷文书。如，元昊在延州、好水、定川之战中大捷之后，“元昊乘胜南掠，直抵渭州，破栏马、平泉二城，焚荡庐舍，毁夷寨栅。令张元作露布，有‘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
（四）法律文书
黑水城文献的面世以及被专家学者考证、翻译、整理出版，使我们对西夏法律文书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和掌握。从目前刊布的史料来看，西夏法律文书是比较齐全完整的，这也是中国中古时期其他少数民族国家所不能比的。我们从《番汉合时掌中珠》可知，西夏人多次强调“依法行为”，“休做人情，莫违条法”，该书中还专门叙述一个案件的审判过程，颇有意思。故事大概是：小人失道，朝夕趋利，恃强凌弱，伤害他人；罪证确凿，枷在狱里。凌迟打拷，不肯招承；后来官吏宣说孝经故事，犯人才伏罪坦白。这说明，第一，处理民间纠纷，没有涉及奴隶；第二，犯人因趋利而不敬尊长，恃强凌弱，可能是争夺财产或买卖不公；第三，结案依靠儒家说教。这是封建制的法律。现对西夏主要法律文书作一简单介绍。
1.《天盛律令》
《天盛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公元1149—1169年）制定和颁行的一部国家法典，共20卷，分150门，共1461条，“其详细程度为现存中古法律之最。法典总计20余万言，没有注释和案例，全部是律令条文，其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多方位的反映了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大量资料，对研究中国法制史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现已出版的西夏《天盛律令》这本法律书籍的写作要求来看，西夏文撰写的原书有严谨的书写格式：每条第一字为西夏文‘一’字，顶格书写，第二行以后降格书写。如果一条内又有若干小条（一般称作‘等’），则每一小条的第一行降格书写，第二行以后再降格，大条的第二行亦再降格。若小条下面再分若干小款，则仿上述方法依次降格。西夏文《天盛律令》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影印出版。
2.《瓜州审判文书》
西夏文瓜州审判文书，写于西夏文《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的背面。现藏于故宫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份文书是西夏惠宗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公元1071年）二月至六月二十一日，在瓜州（今甘肃安西）的西夏官吏受理审判民间因侵夺牲畜而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的笔录原文。据陈炳应先生介绍说，“196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曾以照片数张相赠，其中就有瓜州审判档案，而且注明日期是天赐礼盛国庆二年七月八日”，陈炳应先生对瓜州审判文书进行了归纳和翻译整理，所得内容共6页，前两页的具体内容如下：
（1）王静如老师公布的残篇的译文：“遂为杀，故那尼征有过失。我入彼吃宁合村，言不知。八豆者寻人中，顺此索借，我有其铸银近万，乃持折验，诸处为贩，无买者。此后讲便卖，未卖，顺德知其具问重问，不同原状之语，时那尼征因言伏罪。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六月日，那尼征（画押）。尼德之追问。十六日、（画押）。勤断（画押）。”
（2）中国历史博物馆赠送的残篇的译文：“主（人）雳波尚囗因语奴能合囗的主人金吃宁合。由此，李那尼征一人乃借马嵬兀囗之马。葛迎马乃死。故疾早卜信，那尼征亡命数日，囗具寻，夜数捕，囗具往家中。此后，那尼征病逃入村，问囗日不来。时吃宁合因语伏罪。天赐礼盛国庆二年七月日，金吃宁合（画押）。因卜问亡命，来往州里呼寻囗。八日。”
从公布的这个法律审判文书来看，案件所涉及的人有好几个，有不同民族的，有奴隶和主人；争执的财物也不少，据材料显示，有银近万两，还有马、骡、驴、缯等；审判的时间也长达五个月，但仍未结案；文书的格式、画押也颇有特点，这是我们研究法律文书的又一篇很好的范文。另外四页内容由于篇幅，不再赘述。
3.《法则》
《法则》出土于黑水城，写本，是近年来新辨识的西夏法典之一种。原书不署年款，估计成书略晚于《天盛律令》，大约在12、13世纪之交。该书体例仿效《天盛律令》，亦以“门”“条”分列，内容是《天盛律令》部分条目的补充或改订。
此外，还有军事法律文书《贞观玉镜将》《新法》《猪年新法》《典狱书》等。
（五）其他文书
其他文书，是其内容涉及各个领域，相对来说，比较庞杂，并非很重要，其形式也灵活多样，很多公文并不按规定的格式写作，所以这些文书都无法归类，暂且用“其他文书”这一名称命名。
其他文书主要有出土于甘肃武威张义下西沟岘的几件汉文文书，瓜、沙石窟群中的西夏文题记文书，医学文书等。这些文书大多残破不全，无法辨认，现整理如下：
1.文书，墨写，剩下三个大字“经略司”，下面是六个小字：“计料官通判白”。
2.文书，墨写，只剩下最后五行，且多残毁。第一行存“者”，第二行存“右谨具申”，第三行存“西路乐府（都）勾管所”，第四行存“光定二年九月日监乐官西凉府”，第五行存“监乐官府囗礼”等字。
3.请假条，墨写，已残破为二，一件存二行：“今申本卡先差司吏高践苟一名，本人告称，或有……遣及诸处驱赶请假今目下见……”另一件存三行：“患伤寒，行履不能，本卡并无囗手力不……乐人……惜……文目行送之……”
4.便条，墨写，只存“依中囗各乡以属行遣”等字。5.题记文书西夏题记文书很多，从用字来看，有汉文的，也有西夏文的。下面我们对用两种文字撰写的题记文书作一简要介绍。
（1）西夏文题记
西夏各民族对我国历史与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众所周知，建立西夏的党项族有自己的文字，用这种西夏文字记录的文献十分丰富。但很可惜，这些史料已大半散佚，所留存的部分西夏文献也被外国的一些学者或专家盗掘而去。目前对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还是依靠散见于汉文史籍的记载。因此，存世不多的西夏文献就显得十分珍贵。瓜、沙石窟群中的西夏文题记，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已漫漶不清，字迹极难辨认；有的题记用西夏文草体书写，抄录、复原都很困难；有些只是片言只语。但这些西夏文题记却是西夏人自己的亲手记录，它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西夏时期各阶层人物来这里进行各种活动的情形，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文书制度以及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
西夏文题记的种类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功德发愿文、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款。
（2）汉文题记
汉文题记根据考古资料和史籍研究的成果，据有关专家统计，发现共有十二处。下面将所发现的汉文西夏题记作一介绍。
莫高窟有八处：如443窟东壁题记：“二窟……长老囗窟各礼三十五佛，忏悔囗遍，供养……作西方念囗仪供养囗旧托遍愿此善因法……同成佛道者。时大夏光定己卯九年五月初一日囗始至六月二十一日结终记。”
榆林窟四处：如15窟门顶右边和16窟窟口北壁各有一处长篇的窟记，内容相同：“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姓张住持窟记盖闻五须弥之高峻，劫尽犹平。四大海之滔深，历数潜息。轮王相福，无逾于八万四千。释迦装严，难过于七十九岁，咸归化迹。……况温顺集习之心，记囗之理，韶智不迭，后人勿令谴责千万，遐尔缘人，莫囗之心。佛……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题记。”
从以上西夏文、汉文题记来看，所反映出来的内容，主要有西夏纪年、国名、建置、职官和军名、西夏人在二窟的敬佛活动、提供了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新资料等，这些西夏题记文书，种类繁多，内容广泛，比较真实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西夏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一些真实的现象，为研究西夏文书乃至档案工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6.医学文书
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医方多种，如，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发现过西夏文医方，一页，右边和下边略残，现存八行，楷书。纸是本地产的上等白麻纸，现略发黄。此外，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医方多种，这些西夏医书药方，多译自中原汉文医典，但不知其所出。如其中的《明堂灸经》就与今存宋代西方子的《明堂灸经》内容并不一致。总之，这些西夏文医方对于我们了解西夏医学和医疗方面的情况有很大的帮助。
二、私人文书
西夏的私人文书，迄今在国内外发表的有四种类型。一是天盛年间的卖地契，是科兹洛夫从我国黑水城遗址盗走的；二是1204年典当铺契约，是斯坦因从黑水城遗址盗走的；三是欠款单，1971年在甘肃省武威市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天庆虎年（公元1194年）汉文欠款单；四是会款单，1971年在甘肃省武威市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天庆虎年（公元1194年）汉文会款单。这些契约、账单等文书，虽说数量不多，而且很多残缺不全，但其内容对研究西夏民间的经济关系、社会习尚等，都是宝贵的材料。下面就这四类私人文书简要介绍如下。
（一）天盛年间的卖地契
西夏文天盛二十二年（公元1170年）卖地文契，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原件为纸书，纸质柔韧，薄而透明，尺寸48.5×22厘米，草书西夏文11行，其余为立约人和中人姓名花押。陈炳应先生在《西夏文物研究》、黄振华先生在《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中都曾作过专门而较详细的研究。
从卖地文契来看，其行文款式与汉文契约相近，内容为买卖土地，为迄今所见唯一反映土地关系的文书。契文反映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牧场私有，可以自由转让，官府保护土地买卖者不受干涉，违法者罚；二是有助于了解黑水地区在西夏统治时期的畜牧业和农业概况；三是买卖双方同姓耶，可见耶氏必是当年黑水地区望族；四是卖主有二子姓没啰，而卖主寡妇姓耶氏，证明女嫁不从夫姓。
（二）天庆年间典当契
20世纪初，在英人斯坦因第三次从中国盗掘的文物中，有一批黑水古城遗址出土的西夏天庆十一年（公元1204年）汉文典当残契，共15件。由法国人马伯乐收入所撰《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一书中，并附有残契原件图片（1953年伦敦出版）。1961年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中。1980年，陈国灿先生在《中国史研究》第1期发表《西夏天庆间典当残契的复原》一文，对这些残契进行补缺复原和若干考释研究。此文后来收入白滨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西夏史论文集》一书中。陈炳应先生《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也对这些典当残契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释和研究。
关于借贷文书，《天盛律令》有专门的规定：“诸人买卖及借债，以及其他类似与别人有各种事牵连时，各自自愿，可立文据，上有相关语，于买价、钱量及语情等当计量，自相等数至全部所定为多少，官私交取者当令明白，记于文书上。”这是法律规定，下面举一二例具体文契说明之。如第一件：
[天庆十一年五月]初三日，立文人兀女浪粟，今[将自己]□袄子裘一领，于裴处[典到大麦五]斗加三利，小麦五斗加四利，共本利大麦[一石三]斗五升。其典不充。限至来八月[一日不赎来时，一]任出卖，不词。
立文人兀女[浪粟]（押）知见人讹静□（押）
又如，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新华乡亥母寺洞遗址出土的西夏文典糜文契：
乾定申年（公元1224年）二月二十五日，立文约人没水何狗狗，向瓦国师处典一斛糜，还于一斛，从中获利八斗。请李讹布狗、老冉尚尼责为寺院主法。利一，同年九月一日，本利皆缴瓦国师处，应为定日。糜不来时，应判定赎给，为不惩打，罚七十贯钱作为奉献，使众人心服。
立文约人没水何狗狗（押）取亲李夏蛙善（押）取亲李氏夏蛙乐（押）知见李膻使狗（押）
从以上所知，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和汉文借贷文书与武威出土的西夏文借贷文书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有借贷日期、典借物品种类、数量、利息以及归还日期与到时不赎取或还不上的处理办法。只是从契文看，黑水城借贷文书不论是西夏文还是汉文的，都有抵押物品，且规定到时不赎时，其抵押物品归当铺所有，而武威出土的西夏文契约却没有抵押物品，但规定了到时还不上要么挨打，要么罚钱。文契最后署名也略有不同，黑水城文契或署立文人、同典人，或立文人、知见人，或立文人、书契人，或立文人、同典人、知见人。有的文契的同典人不至一人，而是二人以上，并且有的是同姓，说明“典者可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的”。如黑水城出土的汉文借贷文书第八契的残文就是如此。但“武威典糜文契则只是多了两名取亲人，或译为‘亲族邻人’”。
（三）欠款单和会款单
1971年在甘肃省武威县下西沟岘出土的一批西夏文物中，有汉文欠款单和西夏文会款单各一份，这批文献曾发表在《考古》1974年第3期上，由甘肃省博物馆和王静如先生撰文介绍。
根据陈炳应在《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中的介绍，西夏汉文欠款单的内容是比较简单的，具体如下：“李伴初欠钱叁贯伍佰文。刘的的欠钱贰贯贰佰伍拾文。”
西夏文会款单，有几个人翻译并研究过，这里抄录陈炳应重译的会款单，内容如下：
天庆虎年（公元1194年）正月十五日，于讹命吃打粟外，来聚会者数人；讹六娘娘交一百五十钱，袜墨阿辛吉交一百钱，令介能□玉交一百五十钱，讹命吃打粟交五十钱，苏能贾尚交五（十）钱，酩敏能贾粟交五十钱，讹六氏舅交金（笔者注：可能是“钱”字之误）五十，讹六氏舅随交五十，吴氏屈□粟交五十，讹命娘娘交五十，共计七百五十钱，入于众钱中。
会款单说的是十个西夏人，分别交150钱、100钱、50钱，共750钱，“入于众钱中”。会款的目的是什么？文书本身没有说明，“也可能是民间互助性质的。但如果与同时出土的欠款单联系起来，也有可能用于放贷。当然，这仅仅是推测，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就可以证明高利贷渗透到了西夏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契约文书就成为研究西夏经济问题的一手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西夏记账簿文书等
随着西夏文物文献的不断考释、刊布，西夏的文书种类也在不断地增加，如西夏记账簿文书就是近年才刊布而面世的，这使得西夏的社会文书由过去的数量很少，变得十分丰富，甚至改变了12—13世纪缺少社会文书资料的状况。
下面根据史金波先生考释的敦煌地区发现的社会文书即记账簿文书，抄录部分于下，以方便于研究。
1.B56窟文书残片
据介绍，莫高窟北区56窟西夏文文献中有文书残页，而且这些文书残页根据目前可考证的情况分为4种。这里只介绍第一种。
第一种多是书写在《碎金》的背面。皆为墨写，书法楷、行、草皆有。同样由于被剪得七零八落，多是断文残句。下面选字迹可识、尚存词语者试译如下：
B56：14—1（背）……二百四十斤
……转[金大]□属
B56：14—3（背、左）九日昼
B56：14—3（背、右）……月二十
筵礼……
B56：14—4（背）……（画押）
B56：14—7（背）二十日……
[尼朔、罗]（蕃姓）
（画押）香……
[白尼则]（汉姓、蕃姓）
（画押）香……
五，四百十一块
B56：14—8（背、左）（画押）一百钱
小珠二……
（画押）小珠……
（略）
B56：77—3（）米四五升已遗……
上酒中三升
以上，有的可以缀连，如B56：14—15（背）、B56：14—16（背）等。因文书残损过甚，难以作出系统的考证。但从上述译文中仍可看出，文书中有时间月（九月）、日（二十日等）、人名（包括蕃人名和汉人）、低级职官（案头）、物品（米、酒）、衡量单位（斤、升、卷）、货币数量单位（钱、小铢）、画押等，推测可能是按日期记录的记账簿之类。
2.B184窟文书残页
该窟共发现两纸文书残页，下面只抄录第一纸内容。
残片一纸，墨书，行草，上下皆残，试译如下：
B184：10—2 许赐予
……九缗七百八十……
……许赐予……
……小后引价……
……胡者土珠儿……
……四十九九……
……各赐
此外，B123窟、B194窟、B206窟也出土了西夏文文书残页。
这些文书的发掘，实为珍贵资料，为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等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相信，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向纵深发展，西夏文书档案的种类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品种。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夏文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3BTQ007）
（原载《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2009年对该文略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