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浅谈西夏文书行文制度
西夏国作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党项羌族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很重视文书的作用，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了有关文书行文的制度。本文根据新近公布的西夏文献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对西夏文书行文制度略陈管见。
一、规定起草文书必须如实反映事实
文书撰写过程中，如有失实，依律令当处罚。律令规定，第一，在各局分处，由于局分处其他官员受贿而对判写文书的官员施加压力和影响，导致该判写而未判写，不该判写则判写，或在起草文书时该重者则轻判，该轻者则重判，故意歪曲事实，影响社会安定者，要依情节轻重程度给予不同处罚。如《天盛律令》卷2规定：“因诸事局分另外人等受贿时，其中曲枉勤事，已决断及未决断，亦在文书判凭上或重者轻判，轻者重判，故意曲枉，实明显有可见，及行贿时说‘请曲判勤事’，受贿者亦说‘当为汝枉断’，话知证分白，当按枉法贪污论。”第二，作为上司根据下属判写的文书事实在判断定罪时，要秉公执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将罪情依法律用红笔或黑笔写在文书末尾签字的空白纸头处，并在文书结尾注明日期和签名，而且常常要加盖很像中亚戳记的专用私章。如果判断定罪时因各种因素影响导致所判罪情与事实不符时，也要依律惩处。如《天盛律令》卷9规定：“诸司查律令者……所有判断公事时，问处案人当告案，应有罪情，罪纸其后留白纸空头，经大人处判断□，当载律案检中，当查律令、罪法，以红字写于空头白纸上，律案检、案头、司吏当为实状，相接继，当于局分处，经判断实行。”如果说上司在检查核对罪情与查对律令有错误时，或因受贿或相互有摩擦而增减罪行者，依律当从重者判断，“当令与所增减比较，贿多则与枉法贪脏罪比较，从其重者判断”。如果无意受贿，在核检罪行时失误而导致判罪失误，这时，当减二等判断等。为此，要求各司职文书官员及其各衙署在文书行文过程中都要客观准确地反映事实，体现西夏国统治者的意图，恰当地处理事务。
二、规定行文要有时效性
首先，年终考核要及时迅速，在限定之日考核完毕。这样便于考查各司职的德能勤绩，以便作为西夏国提升或调整官员的依据之一。“国中纳军籍磨勘者，应自纳籍增籍日起，几内四十日；地中五十日，边地两个月以内皆当磨勘完毕”。如果在限定之日完不成，要追究各司职的责任，依律当给予不同处罚，“若主簿、司吏纳簿磨勘未毕，弃职出走时，与主簿、司吏迟至逾月不归同罪”。如果各司职官员松懈对待，到期未磨勘完毕时，“则军案头监罚马一，都案、案头、司吏依误公文法判断”。如果是特急文书，那么行文的时效性要求就更明显，即《天盛律令》卷9规定，不允许各司职人员稽缓慢怠，倘若违律，当视情节轻重、损失大小追究各自的责任：若是“地边地中立便急速有文字稽缓”，不但承旨、司判等承担一定的罪责，大人也要依律惩处，但与其他官员相比，“大人当量之而减罪”。倘若是皇帝的旨意，也属急文书，应完整准确地反映圣旨意图，并能够在规定时日内迅速撰写出来，付诸实施。如果有误，当依律处罚，“诸司职执圣旨头字者，应如何行……不许懈怠。若违律时，立便……个月期间为懈怠者，依延误罪判断”。若三番五次地懈怠，依每次懈怠情节轻重，凡涉及的各司职官员都要程度不同地受到处罚。如“一个月以上懈怠一番，司吏徒二年，案头徒一年，都案徒六个月，承旨、司判等徒三个月，大人罚马一”。假如各司职联合行文时，必须要责任清楚，界限分明，以免互相推诿，耽误工作。因此，《天盛律令》还专门规定：“诸司各案一个月散行文字者，案头、司吏当令明。行文字时，所行搜寻者五日期间当搜寻毕。倘若误期时，前五日以外，缓行自一日至五日者，局分司吏笞十五，其余罪勿治。”若缓行五日以上，依缓行时日多少，给予局分司吏不同的处罚。在文书行文过程中，对于西夏国最高行政、军事机构的官员来说，同样要依律令行文，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慢怠，如果违律，也仍然要治罪。“中书、枢密、诸司等都案文字住滞时，官大及品亦当入承罪人中，应枷系亦枷系，应笞杖者，行杖处所属司大人当计，罚钱若干置案。其中诸司都案应承杖亦承杖”。
其次，上司官员不但要严格要求文书官员，教育其要严谨工作，一丝不苟，行文时不准拖拖拉拉，延误时期，而且要求上司更要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如果行文误期是由于上司的失职，则要追究上司的责任，“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如果是文书人员行文误期，当追查其原因，如果有缘由则不治罪，如果无缘无故而误期则要治罪，“诸司厨分人行过文字者，当于所定日上完毕。倘若至期未毕，有未比之缘由……并判写完毕，则罪勿治，无缘由则依……当承罪”。另外，西夏国还规定，作为各司职官员，不论官职高低，都应亲自参与起草一些重要文书，书写要认真，内容要真实准确，能够完整地反映上司的意图，并且要落上书写文书的日期和姓名，以示负责。如果违反律令，不认真起草文书，或懒于动手而交与他人代写等等，都要追究其责任。“诸司所判写文字者，承旨、司判、都案等当认真判写，于判写上落日期。大人、承旨、司判等认真当落，不许案头、司吏判写及都案失落日期。若违律时，一律徒六个月，受贿则与枉法贪脏罪从重判断”。显然对一些上司官员的懒惰慢怠及不法行为进行限制，从而端正其文书行文态度。
再次，校对文书的官员不但要认真仔细，而且也要迅速及时。《天盛律令》卷9规定，在校对的过程中。要在文书旁边加注校对的有关标记。“倘若其不合于文字而住滞”，那么要依律治校对者的罪。如果有其他文书官员也参与了校对，且所校文书上有疑点，但却未过问或隐瞒事实真相，这时也要治罪，但“比校者罪减一等”。倘若参与校对者因校对不仔细而未发现疑点，但事实上却存在疑点，这时当罪再减一等。总之，要求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文书工作，决不能当儿戏或松懈对待。
三、规定明确的行文方式
西夏国为了明确各衙署的隶属关系，加强西夏国的最高统治权，还规定了明确的行文方式。从西夏国有关史料中可知，西夏国文书行文方式主要采用逐级行文，即按各司职的层次一层一层地行文，如果违反，按律给予不同的处罚。“诸人有所奏者，允许经局分处奏，不许不经局分处而自贪自奏”。倘若超越经略处而自贪自奏，“无理奏报”，影响各司职的关系，抛乱社会秩序，按律处一年苦役。如果各司职为了摆脱局分处的检查行贿受贿，故意超越局分处奏报文书时，按律当依枉法贪脏罪法判断。此外各司职未受贿，但却不懂得行文方式，而直接超越局分处奏报者，当以不知者不为罪判断，“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各司职有所奏报时，要按正常的渠道进行奏报，大人、承旨等当正确引导，以防止超越权限，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如果违律，当受处罚。“诸司所奏者，大人、承旨、局分都案、案头、司吏等当引导而奏，不许独自奏。违律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但也有特殊，即“官家出谕文谓可独自奏，则罪勿治”。与此同时，还规定了节亲、宰相、大小臣僚等，如果有事，都应该自觉地依次按照职能关系进行奏报，“不许使持头字”，如果违反律令，当按律处罚，“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另外各职司催促办理文书，也仍然要逐级进行，不允许超越局分处而直达某衙署去催办文书。如果违反规定超越催办文书，不论催办者还是局分人都要受到惩处。“诸人催促文字者。不许与局分人超越引导处，若违律超越而来时，催促文字者、局分人等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上报的一些专门文书。一定要多次核对清楚，切实做到准确无误，方可告奏上司。如《天盛律令》卷15《纳领谷派遣计量小监门》中规定，在分发粮食时，要有非常清楚的分发粮食文书，此文书的制作除有原旧卷册之外，还要有一新卷册，这样粮食分发完毕后，新旧卷册互相核对，如果无误，当再制作一清册卷，并且附上分发粮食之说明一并上交中书省。中书省派专人再核对一次。如果有误当上奏中书，并且根据有关上司的文书规定执行；如果无误，新旧二卷册当交中书省备案，另新发卷册，并且告知官事处情况。由此类推，西夏在行文过程中仍然要求要写出初稿，再进行修改，然后才能定稿并遵守一定的行文方式。
综上，从现有史料看，西夏文书行文制度对加强、巩固西夏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和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西夏文书行文制度，对研究西夏行政管理体制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史料太少，加之目前还没有专家学者研究西夏文书，因此，我们这里也只是根据手头现有的资料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原载《秘书》199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