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谈到用人的基本路线时曾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两条不同路线的实施效果也被古人予以证实。
曹操虽被广泛地认为是阴险狡诈的奸臣，但毛泽东不这么简单地看，甚至提出要为他翻案。他曾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这些难道不该肯定吗？难道不是了不起吗？”正因为此，毛泽东更容易看到曹操在聚才用人、知人善任方面的独特本领，也正是这一点，极大地帮助了曹操完成上述的功绩。
曹操用人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最成功、最著名的一点便是“任人唯贤”、“惟才是举”。
两汉时期，往往以察举来选拔人才。这种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因为察举通常注重门第，讲礼义道德，崇尚虚名，结果导致了任人唯亲、以世举官、任人惟德、以誉取人。而曹操则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他曾先后于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三次颁布“求贤令”，指出：“自古以来开国中兴之君，哪个不得到有才能的人和他共治天下的呢？而君主得到有才能的人，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侥幸碰上的吗？”还说：“有德行的士人不一定进取，进取的士人不一定有德行。”他以姜子牙、管仲、吴起、苏秦、萧何、曹参、韩信、陈平等人为例，来说明有才之士尽管地位卑微，但都能积极进取，辅佐明君，建功立业。他认为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不但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而且选拔出来的人才将更加富于进取心，更能发挥他们的才干。因此，许褚、韦典、徐晃、庞德等一大批文臣武将汇聚曹操麾下，尽心为其辅佐，对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建立魏国等创下了卓著功勋。
相比之下，袁绍在用人上则比曹操逊色许多。袁绍手下本是人才济济，文有沮授、田丰、审配、郭图、许攸，武有颜良、文丑、张郃，但最终却归于一败。究其原因，除袁绍心胸狭窄，生性多疑，对人才“外宽内忌”，不加重视外，在用人上的另一个重大错误就是任人唯亲。袁绍有四州之地，自己和幼子袁尚领冀州，长子袁谭领青州，次子袁熙领幽州，外甥高干领并州。待袁绍死后，由于继承问题上废长立幼，其子互相火拼，争权夺势，使得“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很快就从内部瓦解了。
曹操与袁绍在任人上“唯贤”与“唯亲”的鲜明对照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前者群贤毕至，后者人才凋敝。如此一目了然的历史事实也给了毛泽东在举贤任人上的清晰思路，总结出“我们民族中从来就有”的“两条对立的路线”，并明确地表示“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不但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毛泽东还从阶级属性的角度出发，分析出共产党的用人路线应体现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阶级本质、坚定地走任人唯贤的道路。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张国焘的“任人唯亲”路线，强调在干部政策问题上要反对不正派、不公道的作风。毛泽东自己也在反对“任人唯亲”，营造公正、民主的用人氛围上树立了榜样。
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急需人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国人普遍存在着这种旧的思想观念。毛泽东的一些亲友也在此时给他写信，表示想让毛泽东为其推荐工作，错误地认为毛主席给自己安排一个职位和工作应该是很容易的事。而毛泽东对此采取了鲜明的反对态度。曾有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说：“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但毛泽东却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他对秘书说道：“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他指示秘书田家英在处理亲友的一般来信时说：“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杨开智与毛泽东有着特别的关系：他的父亲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是他的同胞妹妹。况且，杨开智一家向来支持革命，在杨开慧被捕后，他们曾设法营救。杨开慧牺牲后，又冒着风险收殓杨开慧的尸体，后又营救毛岸英兄弟。杨开智自己的女儿也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当杨开智向毛泽东提出要进京工作时，毛泽东丝毫没有改变原则立场，坚定地按规章制度办事。他向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指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回复杨开智说：“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
毛泽东的一个表兄给毛泽东写信，要他出面给胞兄文运昌介绍一份工作。文运昌是毛泽东少年时就读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引荐人和担保人，还曾向毛泽东推荐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毛泽东曾称赞文运昌在引导他接触新思想上起了关键作用。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婉言拒绝了。他回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少年时的学友、故交毛森品提出请毛泽东推荐工作时，毛泽东也同样予以回绝了，他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仍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
毛泽东在亲友的问题上，没有讲任何特殊性，而是把亲友们看成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他们工作都应由他们“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成表现，为人所重”。毛泽东没有对亲友留半点私心，而是坚决的“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为了坚决的反对“任人唯亲”，毛泽东对自己提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但毛泽东并不认为“任人唯亲”与“举贤不避亲疏”相矛盾。“任人唯亲”是指对人员的任用只看其人与自己的关系程度。只要是与自己关系亲密或自己幕中的人，不论是亲戚还是三教九流的狐朋狗友，不论其人能力大小，是否适合某个岗位都一律给予安置。而“举贤不避亲疏”则突出强调“举”的是“贤”，只要有能力、有才学、有德行，不论他是否与自己有亲缘关系或私交如何，也不论此人与自己个人关系如何紧张或某些见解不同，都应将人的“德”、“才”放在第一位，因此，即使此人与自己的关系十分亲密也没必要考虑到关系上的问题而放弃对人才的使用，这样就不但是欲盖弥彰，更使人才浪费。所以，从根本上讲，矛盾的不是“亲”与“贤”，亲近的人如是有才之人同样能予“举”之，真正冲突的还是“有才”与“无才”的问题。毛泽东就曾“举”过亲近自己的“贤”才。比如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看到谭政在给自己当了秘书以后，思想觉悟、工作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便决定让他去检查整顿红31团的纪律问题，并以此发现了谭政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长处，精心培养，大胆信任，最终使谭政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同时，“任人唯贤”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用人原则。
毛泽东“任人唯贤”总是将人才的资历、学历放在第二位，一切靠实际才能说话，靠事实说话，大胆起用新人、年轻人，喜爱人才毛遂自荐，给周围的人才创造了一种轻松、向上、活跃的工作环境和激励制度。一大批干部同志都是在毛泽东“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下得以显山露水，大展拳脚的。
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党的干部标准和路线。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我们党的这种“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也是反对任人唯亲，团结全党干部的路线。这就要求我们在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上，必须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不允许在干部队伍中分亲疏，任人唯亲，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不允许搞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拉拢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利用职权培植亲信，扶持个人或少数人的势力。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能把优秀的人才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它既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和发挥作用，而且有助于反对宗派主义，促进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统一，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总而言之，在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中应始终把握“德才兼备”的标准，把握客观实际，使选任的人既是“贤才”又能使其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领导干部在用人上切不可盲目、主观，更不能带有任何个人感情色彩，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是用人的基本原则。倘若是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为目的，即使选拔、举荐的是一流人才，也只能使人才发挥负面作用，产生更加恶劣的影响。同时亦不可只图安稳，而四处安排亲信，使那些唯唯诺诺、平庸无能之辈充斥其中，降低工作效率，制约自身发展。
对“贤”才的选任应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在民主、平等的制度条例下，一切以“德才”作为评判人才的标准。“选贤不避亲疏”，领导者在一定的规章下办事，不但扩大了人才选任的透明度，更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范围，更能发挥人才的积极性。
“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是两条效果截然不同的用人路线。尤其在随处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当今社会，采取哪条用人路线更显得尤为重要。“任人唯亲”只会造成一种保守、封闭的用人环境，真正的人才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不到重视，才能被忽视，创造性和积极性被严重挫伤，而这种孤立、消极的工作状态也终将导致事业的失败。而在“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下，人才的才干被得到充分尊重。同时，在适当的竞争机制的引入下，人才的才干将会得到逐步提高，整个团体体现出的是团结协作，一心向上的氛围，长此以往，事业终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