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大凡善于用人者必有宽容之心。容人之度乃每一个领导者、管理者的必备素质。
“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赏为禁止而令行。”领导者常常运用赏罚的方式来对待下属在工作中的优劣表现，或是出于“以一警百”、“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的目的，或是重赏慎罚，热情激励，将惩罚变成一种动力，使部下在教训中得到锻炼，促其成长。其实，两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不能讲对与错的，只是在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要分清适用的对象、场合及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千钧一发、情况紧急的战斗现场，为了做到令行禁止，保证军令的及时传达和落实，运用“以一警百”的方式，用刑律的威严来警戒将士的统御手段是十分可行的，并且效果也十分明显。但在对待一般的任务和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或欠妥表现，领导者则应从大局的角度来考虑对部下的赏罚问题。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就是看是否有利于事情的解决，是否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是否会对他人有警示作用。
在毛泽东的麾下聚集着千万英武将才，个个能征善战、勇猛无比。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行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漫长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志士们在无数的战斗中，用鲜血铺就了通往自由光明的道路。但就好比大海中行进的航船一般，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在这难以计数的战斗中，并非每一场战斗都能因为革命者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战斗风格而取胜。毛泽东作为一名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并不单纯从战斗失利的表面来看待问题，他认为将一场战斗的失利不分青红皂白、不讲客观实际的只将过错归咎于指挥者一人身上是不讲实事求是的。即使有错，也要区别对待，要让他们在教训中成长。
1949年5月，解放上海的战斗正打得热火朝天。党中央、毛泽东看到形势发展比预想的要快得多，渡江很顺利，全歼了南京地区的敌军，上海残敌逃掉不多，杭州顺手而得，国民党四分五裂，美帝国主义也没有敢动手。为了一鼓作气追歼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我党决定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
5月23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提前入闽，并将任务交给了叶飞任司令的第三野战军10兵团。电文说：
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日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寻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放，即可出动。
叶飞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立即率兵团部及所属三个军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休整，进行入闽的各项准备工作。
毛泽东早就有让叶飞带部队回福建的打算。1944年底，毛泽东曾要叶飞南下浙西，解放战争初期外线出击和组建一兵团南下等，毛泽东都要叶飞去福建。因为叶飞二三十年代在厦门、福州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又在闽东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对福建的情况比较熟悉。
叶飞率领10兵团三个军在休整一个月后到达福建，接连取福州、夺厦门、克漳州、连战皆捷，凯歌高奏，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
然而，在福建的战役并非像预想中的那样一路平坦。叶飞10兵团第28军两个团和第29军一个团在攻击金门时就翻了船。因为没有空中掩护，没有炮火支援，渡船太少，经验不足，指挥失当，从厦门渡到金门的我登陆部队三个团，孤军顽强奋战数昼夜，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大部英勇牺牲。
金门失利，全军震动。
第二天，28军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来厦门见叶飞，其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叶飞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振作精神，鼓舞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金门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同时，叶飞也起草了报告，向华东军区司令陈毅及中央军委汇报军情并请求给他处分。陈毅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接受经验教训。”
中央军委、毛泽东也并没有要给叶飞处分的意思，只是提出：“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克服轻敌思想和急躁情绪。
金门失利，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虽没有给叶飞处分，但叶飞的思想包袱却很重，认为只有积极准备再攻金门，并拿下金门，才能立功赎罪。但随着抗美援朝的开始，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暂时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计划，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
这样一来，叶飞觉得失去了再攻金门、立功赎罪的机会，思想包袱更重了。
叶飞再次直接打电报给党中央、毛泽东，请求给他处分。叶飞也隐约听到军内有人议论此事。但毛泽东的态度和当时一样，并不主张处分，而是注重总结教训，以利再战。他说：“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
当在朝鲜的战斗进行地如火如荼的时候，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国民党军队企图借机发起对东南沿海的攻击。
1950年11月，毛泽东在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中，令叶飞全力以赴组织剿匪，限于6个月内消灭一切成股土匪，并普遍实行土改。电文说：
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
毛泽东这封既带有指导、鼓励、鞭策，又包含着批评和刺激的电文，使叶飞感到十分不安，对剿匪与巩固边防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
叶飞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对部队进行剿匪教育。并依据“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全力清剿闽境土匪。距毛泽东发电不到两个月，叶飞就基本上完成了毛泽东要他六个月完成的任务。1951年1月，毛泽东亲自来电慰勉，指示叶飞等人“继续不懈，坚持到底”。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到1958年夏秋时节，台湾海峡再次出现危机。党中央、毛泽东全面考虑当时的国际局势及我国的实际，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炮击金门、马祖，以反击国民党部队对大陆的骚扰，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对外的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
可是，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应由谁来指挥呢？在毛泽东尚未考虑好适当人选的时候，周恩来已想到了一员战将——叶飞。
周恩来向毛泽东举贤道：“表面看起来，叶飞是一派儒将风度，打起仗来却是勇猛善战。他是一个勇敢过人、泰然自若的人。在最困难甚至最危险的时刻，总是表现出惊人的沉着和清醒的头脑。我看，这次主席点他的将，指定由他负责指挥炮击金门！”
毛泽东思索片刻，坚定地说：“这个事就这样了。让叶飞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同志住在一起，也可以说由他们共同指挥炮击吧！”
接受炮击金门的任务之后，从表现上看，叶飞的神情同平常一样，但他的心中早已是汹涌澎湃，感慨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鼓励，他终于等到了“将功补过”的这一天。
从8月23日开始的第一次炮击开始到完全停止炮击，总共持续了两个多月时间，取得了战斗上的胜利和对战局的绝对控制。这场斗争的决策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但厦门前线的实际指挥员是叶飞。他在这两个多月里经常深入了解前方情况，并及时汇报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用心领会中央的战略思想和意见。因此，叶飞通过这段战斗实践，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许多极其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大大提高了从国际战略的高度观察和处理重大问题的水平和能力，所以他曾深有体会地说：“金门炮击两个月，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叶飞在有感于毛泽东宽阔胸襟的同时，更多的是感慨于自己的过错，毛泽东愈是对他的过失予以宽容，他愈是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甚至在中央决定暂时停止对金门的攻击而转入清剿土匪时，叶飞深感已失去戴罪立功，重新挽回损失的机会而懊恼不已。毛泽东在叶飞出现重大工作失误时，没有采用惩罚处分的方法以警醒叶飞本人及其他干部，而是变惩罚为激励，继续对叶飞委以重任，换来的是叶飞的重新振作，并在实践中给叶飞以指导、帮助他提高自己。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如何帮助教育干部、灵活掌握赏罚原则上的独特之处和领导艺术。
从古到今，重赏慎罚的原则也一直被领导者认同和使用。这方面的正反例子也很多。比如，张飞醉酒笞将而自食恶果，曹操则“得功者赏，不计贵贱”，“不厚亲薄疏”。但不论是赏还是罚都要有一个衡量和使用的标准、尺度。有的人虽能力很突出，水平很高，但从事的工作是开创性的、无鉴可借，且纷繁复杂、难度很大。领导者就不应纠缠于工作的小失误，而否定工作中的成绩。反而，应更多地给予支持和鼓励。而有的人本来就水平一般，能力平平，按部就班地干着自己轻车熟路的工作，却很少犯错误。对于这样的人，也没有多大必要去过多的表扬、奖赏。毕竟，他的工作并没有体现出太多的实际意义和工作水平。况且，这些人中有很多实际上只是些四平八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求人缘好，遇事不吭不哈不表态的庸才。这样的人，在工作中不但不应奖赏，而应建立健全人才激励和淘汰机制，变庸才为人才，变懒惰为勤劳，变一劳永逸、不求上进为不断追求、永不满足。这样，在工作中，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工作自然也就将呈现出无限活力和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