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这位有着高超领导艺术才能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能在他一生“出主意，用干部”的领导实践中总结出这一经验，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独特的领导艺术与人格魅力的完美结合。从领导方略的角度来说，毛泽东一直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不搞“山头主义”，要搞“五湖四海”、“千军万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才能“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团结就是力量。毛泽东喜欢用手掌和拳头向干部们说明，只要五指紧握成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他还比喻：群众没有团结组织起来，就好比一堆散沙，缺乏力量。我们要用泥把这堆散沙胶在一起，捏成一团，使任何敌人都打不破。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可以打破反革命。
同时，毛泽东这样包容他人缺点、错误，“团结绝大多数”的思想也是毛泽东超凡人格魅力和领袖气质的展现。他不但博学、卓识、坦荡、务实，同时，他总是严于律己，宽仁待人。对于毛泽东独特的人格魅力，基辛格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就感受到：“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魅力”，“毛泽东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不知有多少人折服于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因此，伯恩斯在《领袖论》中讲道：“在过渡性和发展中的社会，超凡魅力的领袖起着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就属于那种把人格的魅力与思想的魅力集于一身的超凡魅力的人民领袖。
他总是从善待他人错误、维护团结稳定的角度来处理党内问题和使用干部。他常说，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他还认为，只要弄清了是非，就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责任，包括对像王明这样犯有严重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人。
虽然毛泽东曾指出我党多次吃过像王明这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无知妄说的“钦差大臣”的亏，但在党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在面对许多代表都不愿选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的情况下，仍然提议把王明以及其他几位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人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并多次出面做工作，以免王明等人落选。投票的当天，毛泽东一直守候在唱票的现场，一直等到票快唱完了，王明的票数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起身离去。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等到王明被选上了他才松一口气，他为什么一定想让这个曾经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起过重大消极影响的人选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呢？况且王明还曾让毛泽东本人吃尽了苦头，现在应当要他好好反省才对，怎么反而还要千方百计使他选上中央委员呢？
其实，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并不是毛泽东对王明个人的同情和怜悯，更不是故作崇高，装腔作势，也不是说毛泽东对王明的错误就表示谅解了，而是为了团结王明以外的更多的人，为了营造一个团结民主的党内工作氛围。
毛泽东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他们之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不可避免地会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带入到党内，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毛泽东解释说：如果我们不选犯错误的人，我们就要犯错误。因为那是照着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就是这样，不管你犯了什么错误，统统不要。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以牙还牙，我们就是重复他们的错误。毛泽东不用王明对待他的办法来对待王明，因此大得人心。
同时，他还补充说道：“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多选一个王明，而能团结一大批人，又何尝不可呢？
还有一个相关的理由就是，在王明路线下犯过错误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这些人经过整风学习，已经认识了错误，并正在改正错误。他们势必想到以后还会不会得到信任，会不会受到歧视。选了王明等几个人当中央委员，这些犯过错误的人就会放下思想包袱，重新投入工作中来。
事实证明，对反对过自己的人，采取宽大态度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好得多。
不仅如此，对于曾经跟随王明犯了“左”倾错误的博古，毛泽东在其认识和改正错误之后，还采取了宽仁相待、团结信任的态度，并先后将其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在七大上，博古也同样被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博古同志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毛泽东在《向“四八”遇难烈士致哀》的悼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对包括博古在内的遇难烈士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国焘的错误性质远比王明、博古的更严重，但毛泽东还是宽容地对待。他对张国焘说：“人不会不犯错误，你犯了错误，给党和人民，给红四方面军造成很大损失，这是过去的事情，只要你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党和人民是照样欢迎你的。”可张国焘没有听这些话。1938年清明节前夕，他提出要去中部县祭黄帝陵，其实是想借机投靠国民党，可毛泽东还是放行了。后来毛泽东对张妻说，“张国焘，我们和他一起干革命20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希望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才好。”张妻不知如何是好，请毛泽东为他出主意。毛泽东双手叉腰来回踱步思考着，说道：“这样吧，现在你先到武汉去，劝说劝说，做做工作，希望你们一起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他。对于过去的错误，认识了，改了，就好嘛！”结果夫妻二人谁也没有回来，并且张国焘很快就发表了脱党声明。对这个结果，毛泽东不是没有意料，但他要做到仁至义尽。义尽了，人家仍然要走，那没有关系，那样就是你的事，是你不义了。张国焘或许真的和王明、博古不同，但毛泽东不论对谁都是采取同一种态度和原则，毕竟我们团结的是绝大多数，我们也只能“团结绝大多数”。张国焘就属于那类不需要去团结的极少数。
从毛泽东在对待王明、博古、张国焘三人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宽以待人、团结至上的人格魅力和处事原则，不仅使其在“用干部”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团结和使用了能够团结信任的领导干部，同时，也使得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况有了很大改观，博古的成功改造不仅让其他干部同志更深地了解了毛泽东的干部政策和用人思想，也大大促进了党内团结、民主氛围的形成。
同时，从他们三人在面对毛泽东宽容以待时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出，并不是任何一个犯了错误的人，用宽大的态度去对待都能促其转变的。
对于这一点，我党的干部政策一直强调在对待党内斗争的问题上，首先要严格区分党内的是非问题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问题的界限。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坚持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党采取坚决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这是毫不犹疑的。但是，对由于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了错误的同志，则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他们。因此，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需要能够区别对待，对症下药。但宽容、大度的原则是没有错的。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用这样的方法对待犯了错误的干部同志，辩证的看待干部的长短优缺，做到“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庇”，充分信任下级，团结绝大多数，使人才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司其职、负其责、取其酬、获其荣、惩其误。既指导培育干部，又宽容教育干部，做到灵活多变，人事相宜，将更加有利于事业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