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长孙无忌这个“棋眼”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就还得仔细琢磨一番。
长孙无忌，受封赵国公，兼任赵州刺史。这个赵州，本来曾从属于相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石家庄赵县。山东许多受到李世民疑忌的高门豪族，正是出身于这一地区。不过，相对于平坦富庶的相州来说，赵州地处背面，控山带河，直接监控着河北南北之地，同时又为河南之形援，地位不可谓不重要，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为了让长孙无忌这个赵州刺史能够做得名正言顺，李世民甚至不惜连李孝恭的头衔名号都“抢”了来给他。要知道，李孝恭最早的封号，压根就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河间郡王”，而是“赵郡王”。不要小看了“赵”这个国号，他对于李世民李家的意义，可谓不同寻常。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最早就是被封为赵郡公，后来才改封陇西郡公，最后追封为唐国公的。而李世民本人，也曾在义宁年间被李渊封做“赵国公”，虽然时间短暂，也颇有纪念意义。至于当年李孝恭曾受封为赵郡王，那是因为他的父亲李安在前朝拥戴隋文帝有功也被封为赵郡公。由此可见，这个封爵的名号，可不是随随便便乱给的，特别是李世民的祖辈和李世民都与这个“赵”有过千丝万缕的渊源，因此按照惯例来说，是十分忌讳随便赐予臣下的。
而长孙无忌呢，他最早曾被封为上党县公，这当然跟他的高祖父长孙稚当年的“上党郡王”爵号脱离不了关系，后来，其又因为自己父亲封号的关系，改封为齐国公。而这一次，李世民希望长孙无忌能在赵州扎下根来，不但能控御住河北河南的宗室势力，也能镇得住赵州当地的门阀士族，干脆不必忌讳地将“赵”这个国号从李孝恭那里强讨了过来，转赠与他享用。而李孝恭呢，就只好委屈地改做了河间郡王。由此可见，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真可以说是好得让许多人眼红嫉妒。
可是，长孙无忌似乎并不愿意领这个情。李世民此前也没有发现，长孙无忌才是一干反对者身后最有力的后盾。直到长孙无忌通过长乐公主向李世民请愿之时，李世民才猛然发现。
为什么长孙无忌不愿意领这个天大的人情呢？一开始在李世民看来，多半是出于这样的几个理由：第一，诸侯割据所造成的危害在许多儒生文人眼中要远远大于这种制度所带来的益处。在饱受隋末战火侵袭，四方反王攻伐不休的背景下，“大一统”的理念就更是深入人心——像于志宁和马周等人，基本上就是站在这一立场上对世袭刺史制度进行抵制的。
第二，像房玄龄等这样长期操持中央实际政务的，看待问题的眼光必然更深一层，也会现实得多。作为中枢机构的实际负责人，自然希望朝廷政令能做到最大程度的畅通无阻，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无有不服从的。假如地方上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封建诸侯，多多少少，总会使得中央的影响力和威信在地方上打折扣。而长孙无忌这么多年来虽然并不负责什么实际的政务，却主持着大唐律令的制定工作。他心中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以法律来规治天下，号令万民，自然更不可能忍受政出多门，法外有法的现象。
所以，像房玄龄这样从来不敢违拗李世民意志的人，竟然也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带头提出反对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李世民并没有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长孙无忌的身上，毕竟他们两人有共同的立场。
其实，人心远没有这么简单。长孙无忌的心思比起房玄龄来，要深沉得多。他考虑的，不光是江山社稷的稳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也有自身未来的前途大计。
他压根就不想离开京城，不想离开这个天下权力的中枢之地。长孙无忌坚信，自己的身手尚未展示出万分之一。在未来的朝堂之上，他必将大放异彩，成为万众瞩目的新焦点。而且，长孙无忌恐怕已经凭借自己敏锐的政治直觉预感到，在接下来的皇储继承人问题上，必然不会如最早预定的那样按部就班，一帆风顺。在这样的关键时候，自己更不能够离开。
且慢，李世民不是早已周到地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受封诸臣凡在中央担任要职的，可遥领刺史职务，名望和实利都两不耽误吗？长孙无忌还担心什么呢？
这，就是他的老道之处。这块封地赐给了他，不是让他去享福养老的，而是要让他前去那里肩负起实际责任的。现在可以不用出京就藩，以后呢？以后能够保证依旧能如此吗？李世民既然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安排，就必然会在接下来的人事考量中筹划寻找能够取代长孙无忌的新人选。只要条件一成熟，长孙无忌就不得不卷起包袱，离开这个他寄予厚望的大舞台了。换句话说，即便李世民还没有想到这里，只要世袭刺史制度还存在，只要自己的封地还存在，就保不准有一天会被外放出京。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孙无忌托自己儿媳所恳求李世民不要变相流放他的那句话，倒也可以看做是他真情实意的部分流露。
那么，对长孙无忌来说，到底要怎么做才好呢？上之上策，无疑就是釜底抽薪，彻底废掉世袭刺史制度，从根本上断绝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这才有了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那么，这样的人，不正是李世民应该小心防范驾驭的对象么？按照李世民的一贯用人之道，必然会采取某种措施，将他的野心和负面影响限制在某个能够控制得住的范围之内，这才有利于政局的平稳发展。
可是，从种种迹象来看，李世民对长孙无忌，实在是太好了，好得甚至超出了一般君王与臣下的关系。这正是让许多人都感到不理解的地方。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要记得，早在贞观初期，李世民就曾明白地暗示，长孙无忌对于李世民来说，有可能会是未来的托孤重臣。也许长孙无忌从某个角度上讲，也是这样自我定位的。
而他其后的仕宦之路，也正暗合了李世民对他的如此定位。
在整个贞观年间，若是把贞观初年长孙无忌曾担任过的尚书仆射和在李世民征辽时期临时代理过门下侍中时期除开的话，他的官位虽高，却从来未曾担任过三省的长官或“参知政事”、“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样的编外宰相。然而，在许多朝臣的心中，长孙无忌不是宰相，胜似宰相。可以说，他就是大唐政坛上的一位“隐身宰相”。
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可以用极其特殊的身份，在李世民的耳边出谋划策，属于那种一言兴邦的要角。而李世民之所以能够给予他如此巨大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他的超脱身份——看上去，长孙无忌与朝中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没有太深的关系，他也不会染指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任何一处实利。也就是说，小事情，长孙无忌是管不到，也不屑于管的。他一出手，就必然关系着大争端、大格局、大谋略。这样的人想的事、说的话才可能公正客观，无所偏倚，才能为李世民所采纳取信。
为什么这么多文武百官、老臣旧部，李世民偏偏就挑中了长孙无忌来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偏偏对他寄予莫大的信任？那只能说，在帝王权谋心术之外，还是有着无法拂去的人之常情。作为李世民发妻的兄长，作为李世民少年时代的玩伴，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的感情和关系，远远不是用冷冰冰的帝王术可以揣度衡量的。一直到贞观末期，长孙无忌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雄心时，李世民还尽量地优容他，关照他，保护他，乃至于对太子留下了那句著名的嘱托之言，当然这是后话了。
一个人若是在这样的超脱高位待久了，难免会逐渐认不清自己，会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同时技痒难耐，恨不得立刻介入政治的实际运作中一显身手。可以说，长孙无忌就是抱着这样的一颗“入世之心”，一头扎进了此后数十年的官场纷争中去。而最后所收获的结果，恐怕也是他意料之外的。
当然，这些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如今李世民也只有苦笑着接受长孙无忌一干人等给他出的这道政治难题。要知道，他们能够搞出这么一份类似于“共同声明”的东西来，算是很了不得的事了。
何故？要知道这十四位世袭刺史里面，只有四位文臣，除开已经去世的杜如晦，高士廉因和长孙无忌有特殊关系，一定也是持支持态度的。而其他十位，都是战功赫赫的将军。对于文臣来说，维系中央政府和国家的大一统格局，似乎已经是融入他们骨子里的铁律；而对武将来说，可就不见得是这么一回事了。
当初搏命打江山，要的就是功名富贵。而最好的酬赏，莫过于子子孙孙万代承袭。更不要说这些武将们在天下太平之后，大多只能在军营里面叱咤风云，指挥如意，而军营外的行政事务，都轮不到他们来指手画脚，这是何等的美中不足。如今有机会也来过一把“百里侯”的瘾，威福自专，又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在诏令下达的两年之后，长孙无忌等人才以如此激烈的态度提出反对。这更是说明，在这两年之中，他一定忙着做通许多主要武将的工作，统一大家的意见认识。而只要在利益相关人之间形成了相对多数的格局，纵使有少数不满的声音，那也是无力回天了。
这件事到这里，也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只是，在整个过程中运筹帷幄的长孙无忌所收获的，并不全都是正面的——他此举得罪了不少军方的有力将领。其说一不二的独断作风也让许多人都为之侧目，以至于在后面的政治斗争中，这些暗藏的不满在恰当的时机最终爆发。
然而，当时的长孙无忌顾及不了这么多。其实，还有许多人和他一样，他们马上就要跳进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漩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