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穴
从贞观十二年（638年）开始，一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大唐的朝堂上可以说只有一个重大的主题，那就是太子人选之争。
人算不如天算。本来李世民自认为已经吸取了玄武门之变的经验教训，从一开始便把太子人选清清楚楚地确定下来。然而让李世民始料未及的是，李承乾竟然并未如他所愿而是朝着一条错误的道路渐行渐远。李世民在失望之余不经意流露出的种种情绪和暗示，无疑在许多人的野心之火上浇了一瓢热油，使得他之前的整个布局变得面目全非。
李承乾和李泰的对局，就此拉开了序幕。当朝堂上最迟钝的人也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的时候，许多大臣早已按照自己的立场选好了应当站的队。
态度鲜明支持李承乾的，主要有魏徵、褚遂良、马周、岑文本等人。他们还多次上书批评李世民过于宽纵李泰，造成了不好的政治影响。总的来说，这一批臣子用“立嫡以长”的立法制度作为护符，名正言顺，堂堂皇皇，在朝堂上始终走在明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确实是抱着一颗公心，担心大唐社稷因为李世民的偏心而被动摇，再次上演一出手足相残、血溅玄武门的惨剧。一旦此剧开演，不知道会牵连多少人陷身其中。因此，一动还是不如一静的好。
李泰身边的铁杆支持者，主要就是曾在魏王府供职的韦挺和杜楚客等人，后来他们又招纳了一批名位相对不那么显要的官员围聚到李泰旗下。这些人在朝堂上影响力有限，碍于礼法和名分，也不能大张旗鼓地公开活动，只能采取隐蔽迂回的手法。
此外，许多宗室功臣子弟也被卷了进去，其中不乏一些名门之后。比如李世民姐姐长广公主之子，李世民的亲外甥赵节，还有杜如晦之子杜荷，就站在李承乾的一边；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柴绍之子柴令武则是李泰的支持者。这些年轻人向来锦衣玉食，未曾经历世事忧患，心高气傲得很，因此行事也格外无所忌惮，造成的破坏性自然也相当的大。
不过，在李世民争夺储君之位时，东宫和秦王府都是以宫府幕僚为核心形成的对立集团。而这一次，东宫和魏王府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区别。两府的幕僚人员虽然都各为其主，却不是所有人都能与闻这两位皇子的夺位密谋。还有许多文士学者，他们可以作为李承乾和李泰竞相结交笼络的对象，然而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身价，装点门面。至于像李世民当年那样将这些学者组织起来，形成有力的智囊团，则是李承乾和李泰都没有办到的事情。
另一个与当年的不同之处是，在此时的东宫和魏王府之争中，并没有出现辅政大臣们各执一端站队下注的情况。尤其是当时资历最深、分量最重的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人，一开始都表现出明显的超脱姿态。房玄龄的心思自不用说，他是当年激烈斗争的全程参与者，如今时过境迁，早就没了当初玩命的劲头。至于长孙无忌，虽然李承乾和李泰都是他的亲外甥，但他和李泰的感情并不好，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就会旗帜鲜明地站在李承乾一边。要知道，朝堂上为李承乾说话的大臣已经够多了，而李承乾的表现却又不尽如人意。在这个时候，长孙无忌自然没有必要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免失去主动权。最后，也是最值得庆幸的一点是，除了个别人之外，军队将领并没有卷入这场争端中，这就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
在这段时间里，李世民心中的天平上似乎也正在发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变化。也许，一开始确实是李世民在对李承乾的教育方式上有所疏漏而造成如今的恶果。不过一路走到现在，补救的可能性似乎已经越来越小，在李承乾心中，他与李世民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表面上，他仍然对李世民、对派去做他师傅的大臣们礼敬有加；而背地里，却是我行我素，益发地胡作非为。早先那些成日在外嬉游无度、化妆为突厥武士互相攻伐的把戏已经不值一提了。如今的李承乾竟然荒唐到暗中袭击自己的老师——东宫左庶子张玄素，张玄素是李世民特意为李承乾挑选的良师，他在任之时，曾多次劝谏李承乾，没想到竟因为前后进谏次数太多，招来了李承乾的反感。李承乾专门派出刺客暗杀张玄素，这位忠臣几乎为之送命。连自己的老师和支持者都能痛下杀手，待得他即位之后，岂不连隋炀帝也比不上吗？隋炀帝至少还知道开边耀武，而李承乾都干了些什么？他竟然于一次酒酣耳热之后，当众立起，对侍从高呼道：“我有朝一日做了天子，一定要率数万骑在金城之西狩猎，然后解散头发，做一个真正的突厥人去投靠阿史那思摩。假如他能给我一个将军当，我一定会比其他人干得都出色！”
当这番胡话传到李世民耳中时，李世民只能连声怒骂：“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大唐的天下，李世民怎么能够放心地交到这样一个儿子手中？他心中的那一腔愤懑怨望之情，早已溢于言表。假使李世民给他一个机会一遂心愿，不知道将有多少人要为之血流遍野。正像李承乾在另一次东宫宴席上的狂言：“我做了天子，应当顺着自己的心愿为所欲为。谁要是敢来劝我，我就杀了他，杀他五百个人，看谁还有胆量来啰唆！”
这边愁坏了李世民，可那边却乐坏了李泰。李世民恩准李泰开设文学馆自行招引学士，在李泰看来则是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号。要知道当初李世民一手创设的秦王府文学馆在夺嫡中可是发挥着智囊团的功效——如今父皇给予自己同样的权力，这岂不是意味着他已经把自己看做当年的秦王，默示自己有问鼎大位的权力了吗？
不过，若以为从小就喜欢吟诗作赋的李泰真的认为只要靠文学上的表现和才华就能轻松击败李承乾，那倒也把他想得太不谙世事了。对李泰来说，文学上的表现再突出，也不能换算成货真价实的政治得分。要知道，李承乾虽然表现得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但其在文化学术上的举措，可不是李泰能够轻轻松松比下去的。整个贞观年间，成就最为卓越的两位大儒便是孔颖达和颜师古，这两位学术大家可不得了。从出身上讲，他们分别来自于圣人孔子和先师颜回的家族；从政治地位上讲，来自原秦王府的十八学士阵营，其举手投足，都可以作为天下文士的典范。那么，李承乾跟这两位大师又有何渊源呢？从僚属关系来说，孔颖达正是李承乾的太子左庶子，有太子师傅的身份。而颜师古则担任秘书监少监一职，李承乾在监国期间常常与之发生日常事务上的往来。李世民最初处心积虑地要这些大儒来辅佐教导李承乾，而李承乾也非常善于做一些尊师重道的表面文章，所以说，在与文士学者的关系上面，李承乾相较于李泰，恐怕没有劣势，只有优势。
另外，在具体的成就上，李承乾也领先一步。贞观十一年（637年），李承乾命颜师古注释了《汉书》，其成为后世最为通行的注释本。完成此一工作后，李承乾自己也十分得意，带头上表请求李世民将其收藏到秘阁，也就是国家图书馆之中，以为纪念。
同时，李承乾还让孔颖达担任了《孝经》的注释工作。可不要小看这些笔头上的工作，这部《孝经》乃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基石之一，是治国理政的道德外衣。是不是盛世，百姓们看的是能不能吃饱穿暖，生计无忧；而儒生士大夫们却不会满足于此，他们看重的是，当今的君王能不能效法古圣先贤之道，以仁孝礼义治国。李世民即位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其原因就在于此。而李承乾指派孔颖达所做的注释工作，无疑与李世民的一贯思路紧密吻合，因此，李世民特地在贞观十四年（640年）亲自前往国子监参加了在儒生们眼中极为重要的释奠祭祀仪式。在仪式上，李世民专门安排了孔颖达讲解他新注释的《孝经》，可谓极其的风光隆重。另外，李世民还下旨由孔颖达和颜师古二人领衔，编撰了《五经正义》一书，这也算是史上大书特书的文章盛事。当然，这笔功劳，还是要给李承乾记上。毕竟，这也算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工作。
正是因为李承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的表现还算可圈可点，与他关起东宫大门来做的那些糊涂事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所以许多朝廷重臣在太子人选问题上，始终坚持拥护李承乾的立场。
这一切，李泰自然都看在眼里。即便是在政治斗争中从来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他，也敏锐地感觉到，仅仅靠自己在文学上的一点小名气和父亲的宠爱，还不足以撼动兄长李承乾的太子之位。再天真自大的人，也不会相信仅仅靠自己几篇诗赋文章便可以登上一国之君的大位吧。那么，这局棋又该如何下下去呢？
李泰知道，夺嫡不是儿戏。夺嫡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接下来的策略选择自然十分重要，这可直接体现他的格局和见识。那么，接下来，李泰应该如何布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