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敏
现实题材的小说难写，难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家要用作品及时回应，并迅速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难在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具有命运感的人物，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生存困境并挑战各种道德疑难。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了解和熟悉生活，因为小说中许多动人的细节是关在书斋里想象不出来的。我是做编辑工作的，平时总跟作者讨论小说作法，语言张力啊结构章节啊视角转换啊什么的。而那些关于小说作法方面的经验只可用作写作训练中的参考，也只对初学者尚有些帮助。但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根本不靠小说作法写作。靠什么？靠学问。有一种学问家是研究型的，寻章索句深文周纳，这种人坐得住冷板凳，一盏孤灯两鬓白发，我佩服；还有一种学问家是实践性的，把整个社会人生作为研究对象，世事洞明把握大局，我崇拜。优秀作家应该是后一种学问中人。作家的学问是对生活的理解和表达，是对人生相对固定的看法，即人生观和价值观。
钱国丹之前已经有数本中篇小说结集出版，现在，《河边的呼唤》又即将付梓，我为之欣然。她嘱我为本书作序，出于对她素来的景仰之情，我大言不惭地应承下来。待通读完作品对着电脑敲字时又很惶然，我在心里暗骂自己：“hode不住了吧？让你得瑟，该！”钱国丹经见得多，社会生活的林林总总，岁月人生中的甜酸苦辣，这些经验不仅沉淀为坚实丰厚的写作底蕴，并转化为一种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同时行文过程中时时流露出她内心世界中的累累划痕。人活不出这个境界，理解不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话的含义。尘世中万物不论大小都是一个世界，脱不了“理”字；天地间一草一木皆有梵性，逃不出“情”字。对情与理的追问必然通向意义的层面，所谓“文学性”大体如此。通读钱国丹的小说，感觉她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对那些处于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之外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妇女和孩子，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变通一下叫作；写丑容易写美难。读这本集子，我不期然地走进了钱国丹的世界，一个有着深刻人生经验的世界，一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想象的世界，一个美的世界。面对着这个世界时，我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我一直有个相当固执的看法，即人要有现实感。普通人丧失了现实感就难与别人沟通交流，譬如看年轻人总觉着不顺眼而拼命压制，这样的人就是九斤老太。而作家丧失了现实感，其作品就会隔靴搔痒处处不着调，一个破主题他能絮叨30年不烦（作家不烦可读者早烦了，不是给钱给烦了，而是听话听烦啦），磨磨唧唧不招人待见。看钱国丹的小说，感觉她的心依然年轻，从作品立意到人物设置，从情节铺陈到细节描绘，都体现着她的思想观念与时代同步，她是个很有现实感的人。
这本集子共收录了五个中篇，通读下来感觉信息量很大，涉及相当广泛的社会生活层面和相当长的历史跨度。《惶恐》写的是一个叫郑守田的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的惶恐不安与内心阵痛。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郑守田的土地被征用，换来的是一编织袋的钱。面对这么多钱他不知如何利用，一想起来就“尿急”。世代为农的他由衷感叹道：吃遍五味，盐好；走遍天下，田好。这个小人物的惶恐，形象地概括了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之躁动与焦虑，其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意义便凸显出来。
《河边的呼唤》是一部很有深度的中篇力作，小说围绕着一对性格迥异的堂姐妹和一个弃婴养育问题次第展开。女婴的身世始终是个谜，她到底是一对农民夫妇的？还是一位立志“向上”的女镇长郑鹂歌的？抑或是视她如性命（最后的确是拿自己美丽的生命换回女儿生命）的那位善良的农村女教师郑青禾的？故事扑朔迷离，情景委婉生动，作品反映了农民工生存的艰难，剖析了“心比天高”的郑鹂歌的无奈和付出，牵扯出一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纠结，角度和立意不可谓不新颖独特。
《遍地阳光》则展示了人性中更为深刻而丰富的层面。在社会发生巨大嬗变的背景下，没有哪个人的命运能够幸免于时代的漩流。然而，总会有人性的光辉于暗夜中默默站立，这便是《遍地阳光》中伤痕累累却又忍辱负重的“灰灰”。她本来是一个过早被损害的畸零儿和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却不自觉地以自己的真诚而善良的天性，瞪视着陈年老屋的尘埃蛇鼠与当下生活中的恶浊俗流。卑微而残缺的小人物霎时高大起来，如同冬夜原野突然出现的一盏微明灯火，让迷茫痛苦的人们不至于对这个混乱的世间过分绝望。
《小城忧伤》则展示了在急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一对老同学面对纷至沓来的人生际遇时，表现出的猝不及防与张皇失措。婵娟与双馨本来是一对不同风致的美人儿，尚且有共同的人生起点，生活本来可以沿着惯性简单而安静地延续下去。然而时势弄人，当社会发生重大转型时，人们的命运亦势必发生急剧变化，打破甚至颠覆了旧有的人情亲情结构。暂时被抹平了的身份等级，又在新时代变得壁垒森严。而深藏于灵与肉深处的男女情愫，却冲破维系世俗现状的羁绊，变得越发狂放而热烈起来。被命运重新组合后的人们各得其所，生活还在延续，太阳照常升起。
而《人在天涯》写得尤其感人，我读罢这篇小说后呆坐无语，真的被打动了。它写妇女儿童，它写底层劳动人民，它写母性胸怀的博大和母爱的光辉。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对农民工夫妇，男人叫陶三河，女人叫宋紫英。当陶三河被临时调到外地去搞水泵检修时，故事主要围绕着宋紫英来写。人物带着自己的历史和情感经历闯到我们的面前，从爱的初吻到身为人妻，从用自己的乳汁接济别人的婴儿到为付自己孩子的医疗费而偷偷卖血，这个女人在人格上是独立的。钱国丹似乎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写尽这个女人的一生，道出了她作为母亲的全部幸福与辛酸。这些处于主流话语之外的“边缘人”，其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性的复杂性被形象地披露出来，其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钱国丹的小说，总是书写一代人的命运史和心灵史。作品将各色人等的生活轨迹，深深镂镌于时代的花岗岩底座上。其中昭示出的隐喻有如符谶，让读懂它的人唏嘘感慨又悚然惊心。
曾几何时，“底层写作”在初始阶段还只停留在故事层面，作家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也仅仅出于道义上的同情，其人物形象也趋于扁平。可几年下来，底层写作的主题在深化，“底层写作”开始出现一批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了。作家们开始注重揭示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理想情怀，写他们对待婚姻爱情的态度，写他们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作家们对底层民众的看法也趋于理性，譬如《人在天涯》中的底层民众形象就比较复杂，既有宋紫英这样的伟大母亲，也有王大掌这样的热心男人，还有流氓无产者苟老大。这是“底层写作”在创作实践中的可喜变化，钱国丹的小说无疑体现着这种变化，这样的努力就使得“底层写作”变得日益丰富多彩。
我一向认为写作这种职业比较适合女性，因为女性的直觉好于男性，女性笔下的世界更加细腻敏感。如果说男性作家的深刻在于思想的高度，那么女性作家的深刻则在于情感的深度。男性作家的思想理性是悬崖上盛开的花朵，诱惑男人们不辞劳苦地攀登，同时还要在摘取智慧之花后完成向感性地面的凯旋，把思想理性付诸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让形象大于思想和理性，这对男性作家来说更难一些。而女性作家却省略了这个过程，她永远达不到男性作家的理性高度，因为她并不需要那样的高度。女性内心世界的丰饶远远超过男性的想象，这是女性作家的写作优势。鲁迅把女性的丰富复杂归结为三性：妻性、母性、女儿性。妻性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文化规定，是一种社会角色，并非女人的本性，只有女儿性和母性才是女人的天性。纵观这30年来的女性写作，写女儿性的作家如过江之鲫，而写母性的作家却寥若星辰；关注张爱玲的很多，关注托尼·莫里森的却很少。正因为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以她沉深博大的母爱情怀批判种族歧视制度，才当之无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情感批判的锋芒和力量丝毫不亚于男性的思想理性批判。这对中国女性作家来说应该具有启发意义，停留在女儿性的写作层面，影响着女性写作向纵深方面发展。说得再直白些，女儿性的核心是撒娇，母性的核心是承担。钱国丹的作品之所以有分量，就在于她的写作明显站到了母性的叙述立场，这是一种深刻。
钱国丹的这本集子，记录着她多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艰辛跋涉的步履，这本书也是她精心孕育抚养的“孩子”，可喜可贺。当然，一部文学作品出版后，她就不再属于作家本人而属于公众了，如何品评只能交给读者交给后人。作品就像一个人一样，有着属于她自己的命运。也许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有那么一个学者在浩如烟海的典藏中发现了这本书，并重新为她做了阐释，我想有这个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文学作品的意义：她不仅记载着风俗，也记载着心灵。
是为序。
2012年5月25日于北京
冯敏，著名文艺批评家。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为《小说选刊》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