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特殊的文化与政治语境中，如何对待孔子，是一个被人们反复拿出来讨论的重大问题，并且每一次总能引发最为激烈的情感性反应。
最新的例子是，去年底，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门树立了一座孔子雕像。此事引发轩然大波。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评论者，至少有一半持反对态度。最有趣的是，这一次表示反对的人中，老左派居多数。
这种态度与当局形成微妙对比。显然，没有高层的许可，紧邻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门前是不可能树立高大的孔子雕像的。而高层允许树立孔子雕像，显示了高层回归华夏文明正统的强烈意向。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基调是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无不具有反传统的姿态，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现代中国当然也存在一个保守主义传统，去年底出版的拙作《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对此有所探讨。但相对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毕竟是微弱的。
尤其是在大陆，激进主义成为二十世纪中期大陆文化制度、政策的基本取向，从移风易俗、改造思想，一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三十年中，政府借助权力、通过政治社会运动摧毁传统之决绝、彻底，实为文明史上所罕见。
实际上，人民公社制度、鼓励家属相互告密等经济、政治措施，都可以从反传统的角度予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就是私人所有加市场制度，人民也都习惯于家庭经营、消费，公有制、集体经营就是反传统。
也正是这一反传统取向，让政府在七十年代陷入困境——严格来说，这一困境从五十年代就出现了。新制度的建立，造成了法律与生活、制度与人的对立。知识分子固然可借助外来思想，不论西方、苏联，形成全新的生活意识。普通人民却总是按照代代相传的传统生活的。政府固然可以按照外来的理论建立公有制，人民却只习惯于私人经营。他们的父母交给他们、他们自己在此前的实践中所掌握的生活的技艺，都指向私人经营。
因此，生活于公有的新制度下的人民，具有回归传统的强烈冲动。经济史研究表明，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总共出现过三波较为明显的家庭承包风潮，最终到八十年代，农民取得了部分成功。
事实上，中国过去三十年，几乎所有领域发生的变革，都是人民回归传统的文化本能所推动的。比如，过去三十年中，大陆出现了诸多慈善公益组织，而传统中国社会本来就有深厚的积德行善传统。
也就是说，大陆的改革，并不是向前，而是回退，就其本质而言是传统的复归。经济体制改革固然如此，社会领域的变化同样如此。西哲云，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二十世纪中期出现的新制度是照搬外国理论的产物，仿佛建造了一个铁笼子，塑造生活。但中国那棵已经长了几千年的生活之树，终归要按照自己固有的基因生长。最终，它的力量积攒到一定程度，撑破那个大笼子。从经济的角落到社会的角落，最后到了文化、价值的角落。
从这个角度可以准确地理解，国学为什么会热起来，孔子为什么会归来。有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喜欢把国学热、孔子热归因于政府的鼓励、扶持。这样的看法可能颠倒了事态内在的因果关系。三十年变革就是传统的回归，作为传统的内核的孔子和儒家当然也会回归。中国人要恢复其作为中国人的完整的生命、生活，孔子就一定会回来。
因此，孔子、儒家乃是自发地回归的，就如同土地承包制是农民率先自发恢复的一样。我记得非常清楚，八十年代中期，官方媒体曾以批评口吻连续报道“先富”起来的温州、福建、广东农民建造豪华坟墓，把学校占用的祠堂恢复为祠堂祭祖的事情。这就是儒家生活方式自发回归的铁证。在朴素的民众本能地走上文化回归之路后，少数学者才从理论上觉醒，加入到这一行列中。
这样的情形与经济领域是一模一样的。曾经在八十年代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年轻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农民的创新提供理论性辩护，并不是他们发明了那些改革措施。
政府在文化领域所做的事情也与经济领域一样：承认民众回归传统的做法。这种承认姿态，在九十年代以后逐渐明显起来。政府对民间修建祠堂、族谱的做法，不再进行打击。政府承认国学、儒学的合法性，进而采取一定的扶持态度。到最后，政府也给孔子部分地证明，以孔子之名进行文明对话。最后则是在天安门边缘，树立了孔子像。
但是，目前政府对待孔子、儒家的态度，与其对待市场经济、法治的态度一样，不够彻底。政府对于儒家始终若即若离。比如，政府尽管在海外建立了诸多孔子学院，但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语言教学机构，而未传播孔子的价值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在大陆，虽然政府允许中小学生阅读儒家经典，但教育管理部门也警告，防止其中的“不健康”因素影响孩子。
这样的态度是不够明智的，需要毫无保留地回归儒家、孔子，这是中国文明几千年的生命逻辑之内在要求。当然，这绝不是企求政府强制所有人信奉孔子、儒家——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宗教宽容和价值自主。完全回归孔子、儒家的意思只是说，政府、知识分子不再抱着猜疑、鄙视、仇视孔子、儒家的态度，而是以最基本的“温情与敬意”对待自己的祖先，对待华夏固有传统。人们可以儒家固有理念为基础，借助西学，发展现代价值。至于人民的生活，也完全可以在固有的儒家式生活方式基础上，接纳现代元素。
只有这样，当下中国才算重回其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的文明之正道，现代化、富强、法治、民主等一切现代价值也才有意义。惟有回归孔子、儒家，中国才算确立其主体性，中国在国际政治上才有可能成熟。
三、宗教复兴与风俗更化
谈起中国过去三十年最为重大的变化，人们通常立刻想到经济繁荣。但从长程历史视野看，宗教复兴也许才是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规模极为庞大的宗教复兴运动。而这场宗教复兴，对于社会风俗之维系和改善，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并将发挥更大作用。
人之异于禽兽之“几希”，在于人的存在，本质上是精神的。因此，人自然地要过宗教生活，以安身立命。而宗教对于社会形成和维系秩序也具有决定性意义。秩序形成之本，在于共同体成员之“敬”。而宗教之社会功能就在于塑造这种敬。因为敬天、敬神、敬上帝，人们会约束自己，这样具有敬心的人才会敬他人，敬法律，敬秩序。
因此，关心中国社会风俗再造、秩序重建者，对于宗教复兴，理当乐观其成。不过，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遭遇很多阻力，自身也存在诸多需要反思之处。
企业家为什么寻找信仰？（18）
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的企业家正在急切地寻找信仰。
此事意味深长。我常对朋友说，过去三十年中国发生了最重大的现象：第一是私人企业家群体的兴起。这一点人们都注意到了，这个群体带动了私人经济部门的形成，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则是宗教的振兴。这一现象未引起公众、舆论广泛关注。而这两个现象，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至少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就有很多企业家在寻找信仰，这几年来，则已蔚然成为一种风气了。最近参加长江商学院组织的一个关于中国企业家状况的小型研讨会，与会几位国内权威的管理学教授、企业管理顾问不约而同地谈论回归古典智慧的必要性，其中包括通过宗教来重新塑造企业家的精神。他们之所以这样谈论，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企业家们已经有了重造精神的需求。
企业家有双重身份，这两个都在寻找信仰：首先，企业家作为人，其个体的生命、生活面临很多困惑，需要寻找答案。普通中国人今天也都普遍存在这样的困惑，只不过，企业家拥有很多财富，其生命体验比普通人更为极端，其心智比普通人更为敏锐，这种困惑也就可能更为强烈。其次，企业家作为企业的投资者、经营管理者，也觉得企业的存在、维续、扩展面临很多困境，这一点同样推动他去到宗教中寻找智慧。
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媒体乃至外国投行经理在高声赞美我们这个时代，但身处于这一奇迹之中心的企业家们的个体生命的困惑与组织管理的困境，其实是相当严重的。
从人类历史地视野来看，当代中国这一轮市场化是绝无仅有的。所有市场化转型都是在“社会”框架内展开的，而社会的骨干就是宗教。在十四、十五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德国，十九、二十世纪的日本，乃至同属于中国范围的香港、台湾，概莫能外。市场化是在存在着发达的宗教的社会环境中启动的，甚至通常是在社会经历强劲的宗教复兴之后启动的：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是学术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题目。
但是，中国这一轮市场化，却是在宗教基本上被消灭、极端世俗化的物质主义气氛中开始的。在此前，先是二十世纪初，激进知识分子基于反传统的激情和唯科学主义的迷信，制造、传播了种种反宗教的说辞，那个世纪中期的社会政治运动则把这些说辞变成了现实。中国人确实过上了一种没有宗教的生活，但科学吗？似乎也未必。
更不幸福。不错，人完全作为一种物质而存在，也许极大地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满足欲望，并不断制造、放大欲望，而宗教的本质却是节制欲望。宗教的不存在，可能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奇迹、财富奇迹的一大动因。
但是，托克维尔早就指出，物质主义是自拆台脚的。这位睿智的观察家在美国注意到，当时美国人的物质财富相对于欧洲普通民众是富裕的，他们却个个心神不安。托克维尔说，那恰恰就是因为，美国人过分爱好物质生活享乐了：
将自己的心思完全局限于追求世俗之物的人总是急不可耐，因为，他只有有限的时间发现它们，抓住它们，享受它们。人生短暂的记忆持续地纠缠着他。除开已在掌握之中的物，每时每刻，他都想象，假如他不快马加鞭，死亡将让他们无从获取成千上万其他的物。这种念头让他焦虑不安，恐惧而懊丧，让他的心灵处于某种持续的不安中，而这会让他经常改变计划和住所。（19）
当时的美国还有清教。纯粹物质主义的中国人之不安，当然就十倍、百倍于美国人。确实，在中国，任何人的欲望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放纵，且因此获得人们的崇拜；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是全世界焦虑感最强烈的，下层的怨恨与普遍的戾气也触目惊心。
至于企业家们的心神不安，也十分明显。不错，在这里，胆大妄为的企业家可以做任何事情：欺压员工、操纵官员、包养情妇，等等。这里产生富翁的机会也比任何国家都多。但是，没有一个企业家可以确信，自己明天还可安然坐在办公室里。我们这个国家的企业家持有外国护照的比例是最高的，“假外资”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于是，财富带来的快感、物欲的强烈诱惑与随时可能失去这一切的挥之不去的焦虑，在企业家心灵中激烈冲突。他们中多数人可能选择用物质主义之药医治物质主义之病：继续放纵，用物欲的满足淹没不时泛起的焦虑与深刻的恐惧。
也有相当一些比较明智的企业家，意识到这种物质主义药方的无效性，奋力地挣脱物质的捆缚，向灵魂的层面超越。他们走上了寻找信仰之路。在中国，佛教是最普遍的宗教，企业家朝山拜庙已成风尚。还有一些成名的企业家则迷恋在藏传佛教的神秘气氛中。在某些区域如温州，受区域文化影响，基督教在企业家群体中相当流行。在另外一些地方如潮汕，儒教及与受儒家影响的民间信仰则迅速复兴。
这样，三十年中形成的两个“社会”——私人经济部门与宗教，呈现出融合的迹象。这一点是中国商业秩序向良性方向演进的开端，也将对整体社会秩序的良性演变产生巨大影响。
从祭祖通往优良社会治理（20）
人是否必须有某种超越性信仰？无此信仰，健全的社会秩序有没有可能维系？这是古往今来所有哲人思考的终极问题。而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为思考这个命题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素材。
传统中国人是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倾向的，因而形成了至少四种类型的信仰体系：第一类是天道信仰，它带有强烈的政治性，通常由最高统治者祭天。由此又衍生出一些与时间、空间有关的信仰，比如祭祀名山、大川。中国人的节日也多是依据天道信仰被分配在一年的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春节就是依据天道信仰确定的最为重要的节日。
今日所说的春节，在一百年前共和国建国之前，被称为“元旦”。“元”字在古代具有相当神圣的意义：《春秋》经文开首谓：“元年，春，王正月。”汉儒何休解释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21）“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正月”是十二月之始，元旦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元旦如此重要，则一年中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都在此期间进行。中国人的第二类信仰体现为民间信仰、基于万物有灵论的神灵崇拜，比如门神崇拜、灶神崇拜、财神崇拜等。春节期间，人们会祭祀这些神灵，祈求幸福。中国人的第三类信仰是佛教、道教这样的宗教，春节期间也会有一些宗教性活动。
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春节期间最为重要的宗教活动还是祭祀祖先。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的第四种信仰。这种信仰起源甚早，宋明以降，已形成今日人们所看到的祖先崇拜的各种礼俗，以春节为重头戏所在。笔者所记忆的年俗中，就包括祖先崇拜。长辈会拿出祖先轴卷挂起，正月初一早上，要跪拜祖先。此前有祠堂，则祭祀祖先的仪式更为隆重。
这种祖先崇拜，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一种重要机制。肉身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的消逝是令人恐惧的。如果死亡是一了百了，那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不能感受到生命之意义的个体，必然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进而对他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对社会不负责任，社会秩序将因此而溃散。
祖先崇拜让必死的肉身获得了永恒性。祖先崇拜意味着人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是从遥远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又将向着未来传承。这样，个体的存在就突破了当下时间的局限，被置于从过去到未来的永恒的时间之流中。个体生存因此而具有了意义：个体的肉身承载着家族的价值，自己所处的这个环节之缺乏意味着家族价值传承的中断。因此，个体必善待自己的生命，让生命呈现出饱满的形态，这是祖先和子孙共同要求的。
也因此，祖先崇拜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曾子的一句话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22）认真地对待丧礼，诚心地祭祀祖先，意味着个体清楚，自己乃是无始无终的时间之流中的一个环节，乃是跨时性共同体中的一员。由此，个体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这一点乃是德行的前提。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自我约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良的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春节祭祀祖先的礼仪总是合族进行。平时分散的人们，借着祭祀共同的祖先之机会，聚集于一堂。在这样的社会性仪式中，人们会建立起某种秩序。共同的祖先也会缩小人们之间也许因世俗的物质纠纷而产生的精神距离，拉近情感。也就是说，祭祀的礼仪可以在人际空间上建立起亲密关系。
由上述两点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具有重要的文化社会功能。惜乎过去一个世纪，在启蒙观念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祖先崇拜似乎趋于淡化。这首先发生在城市，进而波及乡村。如果慎终追远乃是厚德之道，那么，祖先崇拜的淡化，当然就是薄德之途。当下社会秩序的紧张乃至冲突，与此大有干系。
有人会说，祖先崇拜趋于淡化的根源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此为似是而非之说。历史上，祖先崇拜最为浓烈的时代，也正是中国经济大规模商业化之后。而商业化最发达的地区，如明清时的徽州，正是祖先崇拜最盛的地区。今日潮汕、温州等地区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祖先崇拜依然保存或者说恢复得相当完好。这一事实揭示，商业未必冲淡信仰。有时恰恰相反，祖先崇拜恰是人们对治商业性社会人情淡薄、保持共同体意识而创生、维持的一种文化、社会机制。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重建的难题不在于外在的经济、社会结构之变化，而在于人们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尤其是社会中的精英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和责任感。
和尚吃别人的饭又怎么样？（23）
狄马是我尊敬的一位文人，而且我们还是老乡。但看到他最近的一篇大作《和尚的吃饭问题》，我对他的尊敬大大地打了一番折扣。
这篇文章的主题在文章最后一段：佛教徒常说，他们吃斋念佛是为了度化世人，可站在庙门外，我常想：庙里的和庙外的究竟谁度谁呢？守着功德箱的老汉，还有那些一边敲着木鱼，一边吃着供果的和尚，他们有资格指责世人六根不净吗？人生在世，有千般美妙，万般乐趣，但有一个大麻烦，就是要天天吃饭。人生的大半烦恼不都是由此带来的么？你吃着别人的饭，就不用再标榜超凡脱俗了。享用着施主的供养，又指责他们贪嗔痴慢，可他们不贪嗔痴慢，你吃什么？
这段文字很奇妙，如果对照一下狄马在其他文章表现出的思想取向，尤其奇妙。妙就妙在，它完全按照当代中国人人皆知的主流哲学进行推理。人首先要吃饭，因此，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在一个社会中，人们靠什么吃饭，人们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就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位置，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想、价值、立场、观念。
按照这样的哲学原理，狄马说：和尚既然是靠施主们养活，当然就必须服务于施主，而和尚之所以向施主提供服务，完全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所以，你们和尚再也不要假装崇高了。和尚，还有其他宣称拯救人的心灵、精神的宗教人士，都不过是伪装的俗人甚至酒囊饭袋而已。
如此顺溜的推论，让我不得不推想，狄马的中学成绩肯定特别好。只是，狄马因此而不知不觉与自己陷入了矛盾之中。根据我有限的阅读，狄马好像特别强调人的理性自觉对于人的决定性意义，也特别强调精神对于人生的决定性意义。信手举两个例子。狄马博客头两篇文章谈论的就是精神。第一篇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提出一个命题：每个人当保卫自己的家乡。我相信，狄马要保卫的肯定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家乡，而是精神上的家乡。第二篇文章《有一种抗争我们很陌生》谈论的是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狄马解释说，梭罗想通过这种消极抵抗来诉诸多数人的正义感，这种反抗针对的是行使罪恶的人的心灵，而不是肉体。
够了。凡此种种证明，狄马肯定，人是有精神的，精神具有伟大的力量。美好的、健全的人的生活，就是让精神支配肉体，而不是相反。我赞成这样的看法，因此也就无法理解狄马在《和尚的吃饭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轻率乃至轻浮。
当然，对此可以有一个解释。狄马可能相信，人尽管首先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宗教是必要的。完全可以每个人面向自己的精神，运用理性来思考、感受、行动。我大胆地猜想，狄马是启蒙主义的信徒。启蒙主义念兹在兹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摧毁宗教，不论是法国的启蒙者，还是中国的启蒙者。他们用理性衡量整个世界，宗教则被当做非理性的，因而必欲毁之而后快。“五四”之后，中国启蒙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基本上就是一场反宗教运动，包括反对准宗教——儒教。
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这些理性的启蒙主义者，后来纷纷成为狄马在《和尚的吃饭问题》表达出来的那种哲学的传播者。另外有一部分则热衷于制造人造宗教，其中的典型就是胡适，胡适曾公开提出过一个“自然主义的宗教体系”。丁文江等人则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狂热地要求人们把科学当做信仰。
这两种类型的自相矛盾，清楚地呈现了迷信理性的启蒙主义的限度。理性当然很重要、很宝贵，但对理性的迷信就不再是理性而是迷信，与它所要抨击的迷信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更糟糕。托克维尔说过：一个没有知识的人迷信轮回之说，可以让他约束自己，而成为好人。而一个迷信自己的理性的人，则可以用自己的理性来强制他人，甚至杀人。
与狄马做了这么多讨论，只想表达一个意思：你可以不信仰某种宗教而信仰理性，但如果你的理性是健全的，那它应当教导你理解宗教对于那些信仰者的重要性，理解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理解这一点的前提是承认“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此处之“几希”就是人的精神、心灵。健全的生命是由精神支配肉体。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对理性能力较强的人来说，自我反思本身就足够了；但对绝大多数常人来说，宗教乃是凸现人的精神性、提撕人心的必要制度。也因此，凡是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宗教。宗教是社会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即便在高度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也同样如此。
狄马的议论也许是针对中国的现状。今日中国宗教之状况的确不能让人满意，寺庙成为商业场所，和尚以赚钱为职业，确不少见。这里的和尚只顾吃饭，而遗忘了其普度众生的宏愿，或者做普度众生状而实则为钱财。但这只能表明具体的和尚的败坏，却很难由此便说，和尚本身即无价值。狄马如众多理性主义者一样，在文章开始对中国人的信仰方式表示了一番嘲笑。不错，中国人的信仰方式确实带有一定功利性，但是，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信仰，是否比根本没有任何信仰而只相信权力、金钱、女色更加不堪？
最后回到和尚的吃饭方式上。和尚吃饭的方式很特别，是由别人供饭。但是，和尚如此吃饭，并不妨碍其修行。当初佛祖率先托钵化缘，有非常深刻的佛理依据。基督教历史上，托钵修道士也曾经是一批最伟大的信徒。用“吃着别人的饭”之类的庸俗经济学逻辑发出质疑，只能显示质疑者的浅薄。这种貌似理性的逻辑，既会毁灭德性，最终也会毁灭理性。
灾难中，宗教发挥多重功能（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