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到宗教。
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心灵的秩序、精神的秩序。构建这种秩序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
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
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
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待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设想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设想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
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成为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
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十九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
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是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
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起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
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学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
儒教在现代的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
李鸿章讲，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二十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三千年或者是两千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三十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独家遭遇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的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
这里需要讨论一下儒家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村子里的宗教，也即民间信仰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当然，村子里的民间信仰可以成为儒家“神道设教”的载体，具有教化人心的功能，但是，民间信仰需要儒家提撕，而现在的问题是，儒家自身衰微，无力发挥这种作用。相对民间信仰，儒家复苏无力。因为，对于如何应对现代性之挑战，儒家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
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四、重建家庭价值
人生而在家庭中，并包裹人的一生。人成长于斯，生活于斯，终老于斯，不朽于斯。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家庭都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风俗化成之关键，也正在于家庭保持其完整结构，并处于良好运转状态。历来圣贤对此耳提面命，齐家之教，在儒家思想结构中差不多居于头等重要的位置。道理很简单，绝大多数家庭有相爱、相敬之气氛，则整个社会自然也就有相爱、相敬之气氛。反之，若多数家庭支离破碎，则整个社会之人际关系一定淡薄冷漠。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的情形。由于种种文化、政治的原因，现代主流社会主张、维持的家庭观是扭曲的，总体而言是不重视甚至蔑视家庭的。重建家庭价值，乃是当代中国化成风俗、走向优良治理秩序之关键。
当代中国需要重建家庭价值（25）
当代中国需要重建家庭价值。
家庭，及由家庭扩展而形成的家族、宗族，作为古典中国的基本社会单位，在儒家思想中被置于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在现实中，家庭、宗族是一个相当有效的社会保障组织，父母教养子女，子女侍奉高堂，家人、族人相互支持，解决了个人民生基本难题。从政治角度看，家庭、宗族作为一个社会治理单位，供应教育、水利、道路等大多数公共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专制皇权的暴虐，令人们在当时制度环境下保有最大限度的尊严。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受欧洲大陆唯理主义思想影响，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人的愚昧，而这种愚昧的根源则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社会组织形态——尤其是家庭。他们认为，这些是压迫性制度，是束缚人性的制度，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冲破这些束缚，否定旧道德，打烂旧的社会秩序，包括打破家庭之羁绊束缚。这种观念促使文人们一直渲染家庭、宗族的黑暗、腐败，家庭伦理的恶毒、愚昧，他们把家庭想象成专制社会的细胞，把家庭视为一种压迫机制。
于是，走出家庭，就成为自命先进的中国人寻求个性解放的通途。“娜拉出走”经由胡适先生的大力推介，成为两三代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哲学命题。在现代文学中，青年离开家庭成为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母题。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们八十年代的文艺片与九十年代以来宫廷大片一脉相承，不管是财主家还是皇家，没有爱，也没有责任，充斥其中的惟有阴谋、猜忌与血腥杀戮。在这种观念的熏陶下，家庭在受过教育的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急剧改变。
不过，真正改变人们家庭观念的，是五十年代之后一次又一次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动员民众走出小家，奉献“大家”。不少社会经济制度也是据此设计的：单位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家庭的很多功能。在城市，长期人为控制的低工资制度迫使妇女必须离家工作才能养活家人，为此，单位全面地建立了幼儿园，家庭丧失了其最为重要的育儿功能。至于在政治运动中夫妻决裂、子女斗争父母的事情，更是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家庭伦理。
八十年代以后，家庭价值又面临另一方向的冲击，与二十世纪初类似，个性解放观念再度流行，发展到极端，就是李银河所主张的种种性解放言论。而这一次，由于教育普及，极端崇尚个性解放、蔑视家庭的观念传播范围更为广泛。这些观念因其合乎人的本能，而被中产阶级广泛接受。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中国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现代”。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人们生活于现代与古典、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张力、平衡中。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个性解放理念获得广泛传播；但另一方面，保守的社会组织及思想流派，比如欧洲的教会、美国的保守主义具有强大影响力，他们坚持传统，尤其侧重维护家庭价值。
美好的生活与健全的社会，恰恰存在于现代与传统的平衡之中。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是传统遗留给现代的一宗珍贵遗产，家庭对于人的身心健全及社会井然有序，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现代性意味着个人应当享有更高程度的自主、尊严与自由，应当更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是否组成家庭及组成何种家庭。但假如人性并未有根本变化，则家庭就将一直是人最重要的精神归宿和安全堡垒。
当代中国的很多个人心理问题、道德伦理失序与社会秩序问题，均与家庭价值失落直接相关。比如社会伦理道德滑坡，个人生活压力过大，青少年犯罪，某些城市群体生活放纵，某些官员、商人包养二奶，独生子女不理解某些基本社会伦理，等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未能尽到教育子女、相互慰藉、相互扶持的功能。
因此，当代中国需要重建家庭价值。重建的主体当然就是社会，就是每个家庭。不过，知识界的观念转变也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在主流知识界及公共舆论中，支持个性解放的理念一枝独秀。相反，保守的理念，包括保守家庭价值的声音，却十分微弱。这就导致了观念市场的失衡，而失衡的观念也导致了人们主流人群行为方式的失衡，也即过分强调个性解放，而忽略了家庭对于美好的生活与健全的社会之价值。目前正在复兴的儒学能否为现代中国人提供某种制衡性的伦理规范，在观念的市场上为家庭价值辩护？
当然，重建家庭价值，政府也有一些事情要做，也即，废除那些可能损害家庭价值的政策。目前有不少社会、经济政策在有意无意地无视家庭存在，或者损害家庭的凝聚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时候，应当为家庭发挥作用留出足够空间，谨防国家家长主义挤压、取代家庭的正当功能。
道德真空中的婚姻危机（26）
在人类历史上稳固维持了数千年的婚姻、家庭，到二十世纪遭遇严重冲击，西方如此，中国同样如此。
在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婚姻、家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一系列道德、伦理规范也强化维系、守护着婚姻、家庭。不过，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并将个人自由理解为个性解放，个人不受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的约束。
而人们感受最直接的束缚，就是婚姻、家庭。因此，现代中国的启蒙就是从批判传统的婚姻家庭、争取恋爱自由开始的。这种批判还被赋予了重大的社会与政治意义：知识分子相信，只有打破传统的家庭结构，包括传统的婚姻关系，才能够把个人从旧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公民，从而拯救民族的危难。“娜拉的出走”——从家庭出走——甚至成为几代人思考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经典隐喻。
因此，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文艺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摆脱家庭、摆脱不幸福的婚姻的感人故事。先进人物经历痛苦的挣扎，走出了婚姻和家庭的牢笼。当然，这种追求与性自由只有一纸之隔。有些大都市的文学青年就尝试这种生活，但他们不只是为了性的愉悦。他们相信，这是一种反抗旧制度、旧观念、价价值，展现“新人”精神独立的政治姿态。
到五十年代之后，这样的反抗不被允许。尽管那个时代通过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尽管进城干部们制造了规模庞大的离婚潮，但是，在婚姻与家庭问题上，准军事化的禁欲主义支配着大多数普通人。因此，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情景：一方面人们在全盘破坏传统，另一方面，人们却坚守着十分保守的婚姻家庭观念，以至于样板戏里的主人公们多是单身。在机关、大院、乃至公社体制中，生活作风问题通常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不过，这种保守的婚姻、家庭观念其实并无坚实的道德基础，人们相对保守的生活只是在权力控制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家庭已经社会化了，夫妻们住在单位宿舍、吃在食堂、分别参加单位组织的各种活动，孩子则被送到幼儿园。甚至连婚姻本身也是领导来安排，由单位来保证的，夫妻们闹了矛盾是要找单位领导的。
也就是说，在权力控制下，普通人在性、婚姻问题上与其说是保守的，毋宁说是“革命的”。当然，那一代人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仍然有一些记忆，尽管他们被指挥着去消灭传统。不过，后者也埋下了未来的祸根。那个年代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社会、文化、政治运动，正统的道德、伦理体系其实被摧毁殆尽。一旦权力控制体系松动，社会就立刻处于道德伦理的真空状态。
这正是八十年代之后的社会精神状态。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开放社会，会给予人们相当广泛的私生活自由，权力不大可能来控制婚姻家庭。这个时候，唯一能够约束人的本能、激情的，就是关于性、婚姻、家庭的道德伦理规范。事实上，市场制度的演进很有可能导致社会的道德伦理趋向保守化，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强化道德伦理乃是市场秩序扩展的一种制度前提。
不过，中国的一切都比较特殊。在中国，道德伦理似乎总是与权力裹挟在一起，也因此，对于权力的憎恶，也会变成对伦理的憎恶。八十年代刚刚开始市场化的中国，又发生了一次启蒙运动。传统的道德、伦理再一次遭到猛烈抨击，萨特、弗洛伊德更是流行一时，其中的价值和信念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关于人的认识。这些学说告诉人们：人其实就是欲望的载体，满足欲望就是人生唯一的目标，不受道德伦理约束是人的正常状态。
而市场化也恰恰从性产业的繁荣开始的。性产业繁荣的重要推动者是港台商人。他们涌入大陆，通常是单身，长期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难免对性有生理与心理的需求。他们有钱，又身处异地，摆脱了“熟人社会”的约束，可以放纵自己。因此，所有开放城市最早发展的产业，总是包括性产业。深圳、海南无不如此。
与港台商人打交道的大陆官员、权贵商人自然也会加入这个行列。这是中国式消费主义性解放，这种性解放表现为权力与金钱的炫耀性消费。从那些流行词汇也可以看出更多是男性放纵地消费女性。几乎所有贪官都包养着二奶，官员们有时主要是为了二奶而大胆贪污。权力、金钱、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小蜜”“二奶”“情妇”等词汇已经妇幼皆知，甚至进入官方的文件。
官、商合力塑造了人们关于成功的标准：包养女人就是成功人士的标志。这种价值观念从官员、权贵商人圈子开始，按照收入档次向其他社会群体扩散，到九十年代，私营中小商人、知识精英、白领群体也接受了这种观念。
这一点恐怕最值得注意。这个群体通常被称为“中产阶级”，而在大多数社会，中产阶级是比较保守的，是道德之锚。但在中国，中产阶级与权贵一起堕落。根源恐怕在于，他们大多经受了过分的启蒙，所以不再相信任何道德、伦理，没有任何精神生活。因此，置身于这个时代，他们是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者和消费狂，急于炫耀自己的权力和金钱，这包括炫耀性地消费性，就像女性疯狂地消费时尚一样。
当然，权贵的配偶们因为可以从权力中享受到巨大收益，所以对于丈夫养二奶并无太多抗议，新闻媒体甚至报道，妻子与二奶合作生意的事情。但是中产群体的女性则忍受着痛苦。她们在性、婚姻等问题上的观念滞后于男性，认为自己是中国式性解放运动的受害者。应当说，这种受害心理是恢复正常性道德、婚姻伦理的一种正面力量。毕竟，她们觉得，在婚姻之外寻找性，是不道德的。
不过，在更年轻的一代人那里，男性、女性的观念解放已经达到同样程度了。道德真空、物质主义使他们回到自然状态，不再把性视为因为文明的压抑而带有神秘感、因而令人激动的事情。他们在性事上大体上持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而这恐怕是性解放完成的标志。至于婚姻，也不过是两个经济人为了改进自己的福利而订立的临时性契约。
可以说，中国人、至少是接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中国人，已经完成了个性解放与性解放，“五四”那一代人或许可以欣慰地笑了。但是，中国从此将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意大利各个城市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实现了充分的性解放，甚至连教皇也不隐讳自己的性生活。但从那之后，意大利也就再也没有文明的辉煌了。
就中国来说，最起码可以说，在性解放之后，就不可能有中产阶级了。确实，中小商人、知识精英、白领群体已经有了一定财产和一定社会地位，但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自觉，甚至是最匮乏道德伦理体系的。毕竟，关于性、婚姻的伦理是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而一个没有道德自觉的群体，是无力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的。
反思当代之家庭观（27）
